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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时期。在明末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刊刻中心逐渐从福建的建阳转移到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其中作为江南政治、文化中心的南京一直是明清时期小说创作和刊刻中心。到了清末，随着租界的开辟，上海日渐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繁华商业大都会。上海的崛起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作家、印刷技术、传播途径、读者等。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上海：全国大部分的文学刊物创办于上海，大部分小说出版于上海，这里汇聚了全国最多的文人。上海已是全国名副其实的出版中心、文学中心。
中国古代小说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进入繁荣时期，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都具有较高水平的长篇章回小说，尤其《红楼梦》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巅峰。有学者对明清时期的通俗小说进行不完全统计，其数量远大于之前的朝代。 [2] 但仔细考察这些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地域，读者很容易发现，这些小说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全国各地，而是集中在一些经济和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且有一个历史性的地域转变。对此，陈大康在《明代小说史》一书中通过大量的统计，得出结论：“当考察通俗小说的发展时，可以发现从嘉靖到万历前期时，创作与出版的中心是福建，准确地说是福建的建阳地区，而不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江浙地区……然而，市民阶层的力量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最为强大，他们是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同样，这儿的文人也较早地对通俗小说发生兴趣，并开始参与创作。于是越来越多的新作品问世于江浙一带，万历后期时数量已逐渐超出福建，到了天启、崇祯时期，已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正意味着通俗小说的创作中心转移到了江浙地区。” [3]
所谓小说的创作中心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从作品而言，创作数量较大，且出现比较优秀的小说；从作家而言，作家相对集中，且出现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家；从流通角度而言，出现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书坊，因为书坊是小说得以印刷和流通必不可少的媒介。
通俗小说创作中心从福建的建阳转移到江浙一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从作品数量来看，明代前期小说数量相当有限，自嘉靖元年（1522）至万历十九年（1591），凡69年总计可确定时间的刊印小说9部，其中新作仅7部，因此无所谓中心之说。万历二十年后，小说数量开始大增。自万历二十年（1592）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52年，能确定时间的新刊小说约72种。此外，古今地名有别，且一些作者的资料不详，因此小说作者的详细地域分布很难考证，因此只能大致归纳为某一地区。根据冯保善的论文《论明清江南通俗小说中心圈的形成》 [4] ，明代天启以前，小说作者，包括编者和评点者，主要是福建建阳地区；天启以后，小说的作者基本集中于江浙地区的金陵、苏州、杭州三大城市。
从作者及评点者的地域分布来看，有学者对此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以小说作者及评点者而论，明清两代，大体能够判定为江南作者（或在江南创作小说者）约210位，其中明代约43位，清代167位。小说评点家，大体能判定为江南者（或在江南评点小说者）约 62 位，其中明代 20 位，清代 42 位。” [5] 无疑，江南已经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与评点中心。
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小说创作中心之一，孕育了许多优秀的小说家和小说作品。小说数量不仅多，而且成就高。据韩春平在《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一书中统计，明清时期创作于南京和南京籍人所创作的小说共26部。 [6]
可见，南京孕育了一批优秀的小说和小说家。拟话本小说《拍案惊奇》的编著者凌濛初，18岁补廪膳生，曾居南京。《拍案惊奇》有初刻、二刻，世称“二刻”，其中“二刻”中主要是作者根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的社会传闻创作而成，从而开创了个人创作白话短篇小说集的风气。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是明末许仲琳在南京创作。许仲琳，南京人，自号钟山逸叟。《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南京撰写而成。吴敬梓，安徽全椒人，雍正十一年（1733）移居南京，约乾隆十四年（1749）完成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小说的主要地域背景是明代中叶的南京及周边地区。此外，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巅峰之作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江宁织造曹寅之孙，生于南京，并且在南京度过其童年甚至青年时期，曹家败落后，迁居北京。曹雪芹童年的金陵经验对于其创作《红楼梦》的影响非常明显，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童年经验’ 即指 ‘童年体验’，是指一个人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定着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的心路历程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7] 。曹家由盛而衰的家族巨变及曹雪芹深刻的童年体验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红楼梦》中不仅多次提到“金陵”，而且《红楼梦》早期抄本书名为《石头记》。此外，文中提及的书名还有《金陵十二钗》。显然，“金陵”“石头城”都指的是南京城。小说以《石头记》为题也暗示了小说中的人和事与金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出生于南京或在南京生活过的小说家，自号都冠以南京城的别名，《西汉演义》的作者甄伟自号秦淮居士，《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自号钟山逸叟，《杨家府演义》的作者纪振伦自号秦淮墨客等，从中可看出南京城在明清两代文人心中的地位。
此外，在小说刊刻史上，南京也是明清两代的刊刻中心。韩春平《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一书中《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刊刻一览表》列有102种。其中，诸多名作的最佳刊本出自南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较早的刊本多刻于金陵。其中《西游记》最早与最佳刊本都刊刻于南京，即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书坊世德堂刊行《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江苏淮安人，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迁居南京，曾就读于南京国子监，在南京十余年间，与四方文士交游。《西游记》是吴承恩在元刊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已佚元本《西游记》等基础上创作而成，最早由金陵世德堂定校刊行。
南京之所以成为明清小说创作、刊刻和传播的重要中心，有诸多因素。陈大康提出，通俗小说的发展正是“五种因素合力”而推动，“通俗小说在作者、书坊主、评论家、读者以及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这五者共同作用下发展” [8] 。而这五种因素又往往与城市的政治地位、商业发展、文化氛围有关。
南京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在明代以前曾作为六朝古都。到了明初，南京作为京师，政治地位显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又有了二百多年的留都历史，是南直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清代前期，南京一直作为江南省省会。清政府设立两江总督后，南京又成为两江总督署，成为江南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此外，南京一直是江南科举考试地点，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乡试和会试都在南京举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作为留都南京仍是江南乡试地点。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江南乡试在农历八月初进行，每到乡试时期，位于南京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将迎来大江南北的书生士子。大量文人学士的汇集，也促进了小说的繁荣。
在文化方面，明清以来的南京始终是全国印刷文化和学术文化的重要中心。这里是全国拥有最多的藏书家、刻书处、书院、学术流派的中心城市之一。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载：“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短书咸荟萃焉。” [9] 从中可略知明代城市书肆的流通情况，其中前两处分别是北京和南京。“到了清代，南京仍以书版之善闻名全国。私家书坊有芥子园、十竹斋、世德堂、荣寿堂、继志斋、文林阁、九如堂、兼善堂等等。” [10] 刊刻业的发展，不仅使很多小说流通和传播快速，也使大量的小说汇集于此。清初孔尚任在《桃花扇》二十九出《逮社》中借南京书商蔡益之口描述了明末南京一带书肆及刊刻之盛况：“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 [11] 明代胡应麟也提道：“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 [12] 三山街是明代南京最为繁华的地段，可见南京书籍之多、品种之繁，并且刊印精善。
南京作为小说创作和刊刻的重要中心之一，从明末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到了清末时期，随着上海的崛起，南京在小说史上的创作中心地位已经被上海所取代。
鸦片战争之后，《中英南京条约》将上海列为清政府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上海以其自身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迅速取代广州对外贸易地位，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通商口岸。19世纪60年代后期上海的《北华捷报》中评价：“对外贸易的心脏是上海，其他口岸只是血管而已。” [13] 王韬在《瀛壖杂志》中写道，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 [14] 。与此同时，随着上海贸易的发展，配套的交通运输、电讯通信、金融保险等行业也得到巨大发展。并且随着西人东来，西方生活方式、物质文明和科技成果也被随之带进上海，尤其英、法租界管理者把他们国家城市建设的经验移植到上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物质文明和城市发展水平在国内首屈一指，基本与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水平接轨。如果说开埠后的上海因其贸易、城市建设快速发展而改变其城市地位的话，那么江南地区战乱，包括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上海小刀会和太平军战事，则加速了上海崛起。因为战乱，上海县城和周边地区的民众纷纷涌向上海租界，租界华人由原来的500人骤增至2万人以上，其中也包括“江浙两省绅商士庶” [15] ，因此这长达十年的战乱为上海崛起提供了必要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租界华人的涌入，也使“华洋分居”成为“华洋杂处”。这种变化推动和加速了租界的建设和繁荣。王韬目睹了这场历史巨变，在其笔记中写道：“上海城北（指租界——引者），连甍接栋，昔日桑田，今为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 [16] 天时地利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腾飞的契机，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成为江南的中心城市，并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19世纪末，戊戌变法失败和北方的庚子事变，使北方大批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也涌向了上海租界。而1906年科举制度的取消，更是把大量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上海，当然主要是涌向租界。由于以上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到了20世纪初期，上海已发展成为亚洲最繁荣的国际化大都会。欧阳钜元的小说《负曝闲谈》第七回借人物之口说道：“上海商务，是要算繁盛的了。天下四大码头：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纽约、中国上海，这是确凿不移的。”这也代表了同时代人的看法。
舒适繁华的城市生活，相对自由和安全的生存环境，使得全国各地的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到上海。“到了19世纪末，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的质量已经或基本达到了欧美国家大城市的水平。” [17] 西方人做的《海关十年报告之一（1882—1891）》中写道：“中国人有涌入上海租界的趋向。这里房租之贵和捐税之重超过中国的多数城市，但是由于人身和财产更为安全，生活较为舒适，有较多的娱乐设施，又处于交通运输的中心位置，许多退休和待职的官员现在在这里住家，还有许多富商也在这里。” [18] 繁华的大上海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的退休和待职官员、富商、各地学生和各国侨民等，还吸引了各地为谋生而来的大量务工人员，形成了一个典型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全国各地知识精英和文人学士也随着这批移民潮涌入上海。此外，19世纪50—60年代江南地区战乱持续十年之久，也使得大批文人学士逃到相对安全的上海租界，而租界日渐兴起的出版业、报刊业等文化产业也为这批文人提供大量的生存机会，从而使他们可以凭着个人才华在上海谋生，从而可能成为日后的小说家。 [19] 上海也因此日渐成为新的人文渊薮。王韬在《瀛壖杂志》中写道：“沪上近当南北要冲，为人文渊薮。书画名家，多星聚于此间。……于沪上寓公，比诸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20] 到了19世纪末，上海基本成为拥有当时中国最庞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城市，“据估计，到1903年，上海至少汇集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这批人中产生了许多中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名记者、国学大师、文学大师、小说家、诗人、律师、政治家等” [21] 。
从清末民初上海大量出版和创作的小说可知，上海是小说家最为集中的城市，其中大多数兼报人和小说家双重身份，因此也可称之为报人小说家 [22] 。以近代中国报人小说家群体的分布为例，根据梁淑安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一书所录的文学家为例，其中大致合乎报人小说家标准的有73人，而出于上海本籍以及来自其他省籍而活动于上海报界与文坛的有65人，可见上海报人小说家在全国比例之高。 [23] 其中在清末民初影响较大的小说都出自报人小说家之手，如韩邦庆、孙玉声、吴趼人、李伯元、梁启超、张春帆、陆士谔、朱瘦菊、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等。在来自全国各地的报人小说家当中，江浙一带的报人小说家占主流。
随着上海的快速崛起，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中心完全转移到上海，上海不仅云集了全国各地的作家，而且小说作品数量巨大，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出版于此。正如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中“前言”说：“在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中，上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绝大部分作品都出自上海，上海的出版机构以及刊载小说的期刊也最多，而当时的重要作家基本上也都在此地区活动……以刊登连载小说为例，上海刊登的小说约占连载小说总数的45%。” [24] 从出版的小说数量而言，以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中的统计为例，该书统计出1840—1911年这72年间的通俗小说有1653种，文言小说99种，翻译小说1003中，共计2755种（包括长、中、短篇）。近代72年仅占明清两代八分之一的时间，而通俗小说竟约是此前472 年间总数的三倍，尤其集中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17年，这17年所出的小说约占清末民初小说总数的94.47%。这些数量惊人的小说，多数是在上海创作、出版、发行和传播的。据刘永文的《晚清小说目录》统计，晚清期刊共刊登了原创小说844种，其中上海期刊刊登的原创小说有399种，约占总数的50%；全国出版的原创单行本小说1036种（包括重复出版），其中上海出版的原创单行本有869种，占总数的84%。就翻译小说而言，晚清全国刊登的翻译小说有301种，其中上海期刊刊登的有221种，占总数的73%。全国出版的翻译单行本共有1337种，其中上海出版的有1264种，占总数的95%。无疑，清末民初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文学创作中心和出版中心。
上海崛起不仅为上海小说繁荣提供了作家和读者，也提供了文学活动的其他必要条件：印刷技术、出版业、稿酬制度等。从小说出版的途径来看，上海先进印刷技术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支持，尤其铅印技术的应用使大规模的书籍出版成为可能。 [25] 随着西学的广泛传入，印刷技术的提高，我国的出版业在清末民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上海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其出版的刊物占全国最多，“1900年以前，中国有9个比较重要的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上海占了7个；所出各种西书567种，其中434种由上海出版，占77%; 1900年至1911年，中国境内有74家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其中58家设在上海，占78%; 1902年至1904年，全国共翻译、出版西书529部，其中360部出在上海，占68%” [26] 。在众多的出版物中，小说数量占全国之最。而大量的文学期刊和以文学为主的期刊，以及部分文艺副刊和文艺小报等都为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晚清上海则成为全国最大的小说中心，其出版小说的书坊、书局、报馆大致有180余家，其中刻印出版小说在5 种以上者，便有约30 家” [27] 。
报刊杂志的繁荣也催促了近代稿酬制度的产生。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必然需要大量优质的稿件，而按稿取酬的稿酬制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慢慢确定下来的。尽管作文取酬，古而有之，即所谓的“润笔”（指作文受酬）、“润格”（售字画诗文之价值）之说，但近代意义上的稿酬制度则是在清末民初建立的。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近代稿酬制度较为完备规则始于《新小说》。《新小说》1902年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创刊，但该小说销售市场主要在上海。1902年10月31日，梁启超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十九号上刊出《新小说社征文启》：
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本社为提倡新学，开发国民起见，除社员自著自译外，兹特广征海内名流杰作，绍介于世。谨布征文例及酬润格如下：
第一类 章回体小说在十数回以上者及传奇曲本在十数出以上者
自著本 甲等 每千字酬金 四元
同 乙等 同 三元
同 丙等 同 二元
同 丁等 同 一元五角
译本 甲等 每千字酬金 二元五角
同 乙等 同 一元六角
同 丙等 同 一元二角
……
从这则征稿启事可以看出这时期稿酬制度已经比较明确，稿酬分优劣等级且按字数计酬。此后，许多小说杂志都刊登征稿启示，明确表示给付稿酬。
包天笑回忆1906年前后小说的稿酬情况：“当时已流行了计字酬稿费的风气了。” [28] “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贪便宜，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我的小说，后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按，此一笔稿费，适在商务印书馆逐年增资期中，他们请我把稿费作为股份，我亦允之，每月亦不过三四十元而已），这算是特别优待。但在时报馆（有正书局）及《小说林》两个地方，仍作每千字两元算。其实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译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收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 [29] 从包天笑的这段回忆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稿酬相当丰厚，尤其是知名度高的作家，其稿酬更高。包天笑每月在《教育杂志》的稿酬就有三四十元，而包天笑还同时在有正书局的《小说时报》、吴趼人编的《月月小说》、龚子英编的《新新小说》上发表小说，不过可能主要是翻译小说。而林琴南因译稿而获得的收入的确不菲，据估计，林琴南在1899—1924年间所得稿酬约为十万余元。 [30]
稿酬制度的形成使得创作活动商品化，客观上也刺激了上海小说的繁荣。小说家通过个人努力和才华创作出的文学作品转化为文化商品，这一方面是文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卖文为生成为可能，这是文人走出“仕途经济”之外获得独立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从而刺激了文人从事小说创作。包天笑回忆道：“因为《小说林》登报征求来的稿子，非常之多，长篇短篇，译本创作，文言白话，种种不一。” [31] 而1906年《游戏世界》第一期发表的《〈小说闲评〉 叙》中评论道：“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书日见其多，著小说之人日见其夥，略通虚字者无不握管而著小说。循是以往，小说之书，有不汗牛充栋者几希……盖操觚之始，视为利薮，苟成一书，售诸书贾，可博数十金，于愿已足……” [32] 虽然这段评论不无讽刺，但可以看出小说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诗文，同时也反映出稿酬制度对小说创作的刺激效应。
从小说的接受者而言，城市人口剧增为小说消费提供了巨大的消费群体。据邹依仁在《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一文中《上海历年人口统计（1852—1950）》的统计，在1852年，上海总人口数在54万多；而到了1865年，增长到70万左右；1895年，估计在90万左右；1910年，增长至130万左右。而到了1915年，增长至200万多 [33] 。城市历来是精英分子和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地方。上海作为新兴国际化商业大都市，全国文化产业出版中心，自然吸引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这群人可能成为小说的消费群体。另外，上海各行各业都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职员，他们构成城市中有一定文化消费需求的市民群体，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小说的消费者。比如《论白话小说》中谈到了当时上海市民阅读《申报》情况，从中也可知上海市民的文化水平及阅读能力：“自有《申报》以来，市肆之傭夥，多于执业之暇，手执一纸读之。中国就贾之童，大都识字无多，文义未达。得《申报》而读之，日积月累，文义自然粗通，其高者兼可稍知世界各国之近事。乡曲士人，未必能举世界各国之名号；而上海商店傭夥，则类能言之，不诧为海外奇谈。” [34] 这群具有一定文化需求的《申报》读者，同样很可能成为通俗小说的消费者。康有为1897年在《〈日本书目志〉 识语》中写道：“（卷十）……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 〈书〉 〈经〉 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 [35] “（卷十四）……仅识字之人，有不读 ‘经’，无有不读小说者。” [36] 此外，除了上海本埠的消费者，全国文化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作为报刊杂志的主要传播区域，也形成了小说的巨大消费市场。这些潜在读者为上海小说销售提供最广泛的消费群体。
此外，小说观念的转变为上海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契机。清末小说界革命是小说繁荣的重要前提，小说由“小道”地位一跃而为“文学之最上乘”，成为“救国”“改良民治”的武器。随后，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为目标的小说期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月月小说〉 发刊词》中所写道：“今也说部车载斗量，汗牛充栋……实为小说改良社会，开通民智之时代也。” [37] 姚鹏图在《论白话小说》中提及：“然则小说一门……今者变易其体而为报，长篇短简，随著随刊，既省笔墨之劳，又节刊印之资，而阅者又无不易终篇之憾，其法最善，其效易著。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颉颃，然就中国而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 [38] 小说社会地位的改变吸引了大量的文人投入小说创作的行列。如小说家陆士谔弃医从文，原因之一是看到小说备受青睐，于是业余时间研究小说创作，当渐悟小说创作要领，他开始专业从事小说创作。吴趼人放弃制造局绘图员的工作，转而从事小报编辑和小说创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看到了小说的社会价值以及小说受到民众欢迎。吴趼人在《最近社会龌龊史》（又名《近十年之怪现状》）的“自叙”中回顾其创作小说的经历以及当时小说大受欢迎的风气：“虽然，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宁自我始……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窃自侪于谲谏之列。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于是乎始信文字之有神也。……亦可藉是而多作一日之遗留乎？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计自癸卯（1903年）始业，以迄于今，垂七年矣。……窃幸出版以来，咸为阅者所首肯，颇不寂寞。” [39]
上海的崛起也为小说题材的都市走向提供了社会土壤。小说与城市有着天然的紧密关系，城市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城市也为小说提供了最广泛的题材。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路易斯·沃思（Wirth L.）描述城市是“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相对长久的居住地”。 [40] 沃思认为，人口数量多、密度高和异质性是城市的三个基本特质。崛起后的上海，人口数量、人口密度、人口异质特征都居全国之首。1890年《申报》曾经这样描述上海的特征：“蕞尔一弹丸地，举中国二十余省，外洋二十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有车马以代步行，有戏园茗肆以资遣兴，下而烟馆也、书场也、弹子房也、照相店也，无一不引人入胜。” [41] 这种五方杂处的人口特征，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复杂多元且异质特征高的城市人群也为上海带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城市生活的多场景性，广泛联系性和充分的机遇性，使它天然地具有小说的故事特征和情节特征。城市人复杂而细腻的内心活动也成为小说进行心理描绘的丰富资源。” [42] 这一切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题材，也引导了上海小说题材的都市走向。李欧梵在《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一文中指出，晚清以来：“只要牵涉到维新和现代的问题，几乎每本小说的背景中都有上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是当时现代文化最眼花缭乱的地方”。 [43] 事实上的确如此，开埠以来的上海，尤其是五方杂处、中西融合的租界，为小说家提供了丰富而变幻莫测的新鲜题材。这时期的小说很少不提及上海租界的万象。李永东在《晚清小说中的上海租界形象》一文中写道：“满清最后二十年的绝大部分小说故事，隐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面影。准确地说，是隐现着上海租界的面影。” [44]
从清末民初大部分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来看，其创作主体大都有过沪上生活经历，而且书写熟悉的生活往往是大部分小说家的创作倾向。因此，他们很自然讲述上海的故事或者选择上海作为他们小说中的故事空间。从作家的书写现场和生活经验而言，他们的小说都很难脱离都市题材。对于这时期的读者而言，小说中的都市故事，尤其是上海都市故事更符合他们的阅读期待。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大都会，上海的都市生活对于外地读者而言，充满神秘，令人向往，他们渴望更详细地了解这个城市，因此小说中描写的上海生活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类似于城市指南性质的通俗读本。而对于在沪或到过沪地的读者而言，小说中沪上故事、沪上生活的描写对他们而言，很容易唤起他们对熟悉城市的亲切感，同样满足他们的阅读视野。因此，这时期的小说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大多以上海都市生活为题材，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都市走向也是作家获得读者认同的一种方式。朱寿桐在《都市写作的背景意义与识名现象》一文中写道：“正如相当多的都市或乡土地名景名的如实叙写，除了强化真实性的意味而外，都能够起着增加阅读的亲切感，进而加强读者与作家的沟通这样的积极作用。这样的作用特别适宜于都市文学中发挥。” [45]
上海的崛起推动了上海小说的繁荣，而上海都市生活的复杂丰富，大量作家云集上海，市民的阅读期待等诸多因素使得上海成为这时期小说家关注的焦点，从而成为小说中最频繁出现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