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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儿童成长为成年，要经过许多人生阶段，遭遇许多事情，有自己的见闻，也有自己亲自参与过的事情。作为人的生物的与社会阅历的个人的见闻和经历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统称为经验。” [10] 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他的生活经历与他的创作紧密相连，以至于他的人生经验有意无意地渗透到他的作品中，读者也因此能透过文学作品看到作家的某些生命痕迹，甚至很容易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和作者等同起来。丰富的生活经历和独到的人生经验，是作家文学创作无穷的财富。莫言在2011年12月鲁迅文学院长篇小说创作广东高级研修班的讲座上，谈到了他个人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时指出：“实际上，写作就是应该从身边的琐事、小事写起，过去认为不能够写到小说里的很多细碎的，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经过文学的手段把它变成文学作品。……过去认为不能变成小说的很多个人经验，突然感觉到变成了非常宝贵的小说素材。” [11] 从莫言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对于作家的创作意义重大，它是作家创作的宝藏。
清末民初小说发表在上海的小说家，大多数人童年和青少年是在上海周边城镇度过的，这些小说家在沪的经验包括到上海后的谋生经历以及各自在上海因不同境遇产生的心理体验。
开埠后日渐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吸纳了来自各地的文人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生活空间基本都在租界，因为租界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谋生机会，也提供了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生活。且租界也是一个远离政治、远离权力的商业都市，即使是在庚子年：“北方虽是联军进城，两宫出走，而上海酣嬉如旧。” [12] 因此，小说家在上海的经验主要是其租界日常生活，包括在租界生存的种种都市体验。
这里所说的“沪”，其实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域，因为小说家大多来自江浙一带，迫于生计而到文化媒体较为发达的租界寻求发展，同时也是被上海租界的繁华吸纳而来。他们入沪时间各不相同，上海对于他们来说，大多是异乡，是成年后工作和谋生的城市。
周桂笙（1873—1936），自幼生长沪滨，幼年入广方言馆学习。“广方言馆”，是上海建立的第一所外国语专科学校。13岁到法租界学习法文，之后又到公共租界住了数年，甲午战争前后在沪担任英商公司买办。1899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从而开启其笔耕生涯。周桂笙在《上海侦探案·引》中云：“在下自幼生长沪滨，然而一向祖居南门，至十三岁那年，学习法文，始到法租界，嗣后肄业英文，又到公共租界住了数年。就有事出门，到天津去，寄迹了五六年，才得回来。”代表作品《世界进化史》发表时间1905年。
孙玉声（1862—1937），生于上海，但从孙玉声的自述中可见，他27岁开始从事新闻报刊编辑工作，清光绪十五年（1887）出任《新闻报》本埠新闻编辑。从29岁开始，孙玉声先后在《新闻报》《申报》《舆论时事报》等沪上大报编辑或主持笔政近20年。代表作品《海上繁华梦》发表于1903年。
陆士谔（1877—1944），于1890年初次来到上海，在沪三年主要是在典当行当学徒，“少年时曾为典当学徒，以酷爱稗官小说，不久辞退回里” [13] 。“在下14岁到上海，17岁回青浦，20岁再到上海，到如今又是十多年了”（《绘图新上海》第一回）。1896年，再度来上海，先悬壶行医，复弃医改业图书出租，收入尚还不差，继而又潜心钻研小说，渐悟其中要领，大约28岁（1904年）开始小说创作。 [14] 代表作品《新上海》《新中国》等发表时间为1910年。
吴趼人（1866—1910），于1883年迫于生计赴上海谋生。先在上海同乡开的茶庄落脚，不久在江南制造局当书记，前后在江南制造局14年。32岁（1897）开始报刊生涯，先协办《字林沪报》，后继办《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1902年以后陆续编《汉口日报》《楚报》和《月月小说》杂志，并逐渐由报人成为职业小说家。1906年《月月小说》创刊，其中第4期至第8期主要由吴趼人负责，担任总撰述，其多种重要作品也发表在该刊物上。1910年10月，去世于寓所。完成长篇和中篇小说16种，其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表时间为1903年。
梁启超（1873—1929），于1890年由京返乡途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1896年4月， 24岁的梁启超应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邀请赴上海参与筹备《时务报》，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其《新中国未来记》发表时间为1902年。
欧阳钜元（1883—1907），大约于1901年到上海协助李伯元创办小报，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参与创办并编辑《世界繁华报》；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末又参与创办和编辑《绣像小说》。25岁病逝，其《负曝闲谈》发表为1903年。
陈景韩（1878—1965），于1902年左右入沪，投身报界，1902—1929年，先后在《时报》《申报》等刊物任主笔、总主笔，从1904年到辛亥革命前在《时报》担任编辑工作，经济收入非常丰厚。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的《新闻记者开场》《〈时报〉 怀旧记》（上、下）等文章中回忆其在《时报》的工作经历，多次提到陈景韩作为一个报人小说家的生活。“时报馆在福州路望平街” [15] ，“《时报》上的要闻与各埠新闻，都是陈景韩编的” [16] ，其代表作品《新西游记》《商界鬼蜮记》，其中《商界鬼蜮记》发表在1907年。
王濬卿（1876—？），于1900年赴北京报捐广东试用通判，因无钱赴任，在上海滞留五六年之久。后经友人推荐，充英国矿师、商部顾问官等，事毕回京，加捐知县，仍因无钱赴任，流寓上海，以卖文糊口，生活较为困顿。所著有《冷眼观》《女界烂污史》《孽镜台》（又名《迷魂阵》），其代表作《冷眼观》发表在1907年。
李伯元（1867—1906），于1896年春末到上海谋求发展，先后在上海创办了《指南报》《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等小报和文学期刊《绣像小说》，其代表作品《官场现形记》发表于1903年。
邹弢（约1850—1931）于1880年迫于生活压力，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谋生，主要从事报刊编辑工作，1881年底，邹弢为《益闻报》笔政，其后断断续续在许多家报馆主笔政，如早期的《苏报》。1905年后主要担任女校教员。邹弢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余浪迹天涯垂四十余年，凡兹经历，入徐家启明女校为最长，自乙巳年（1905年）起至辛酉（1921年）跌伤右腿始止，凡十有七年。”其代表作品《海上尘天影》发表时间在1904年。
曾朴（1872—1935），于1902年到上海经营丝业。1904年，与丁芝孙、徐念慈在上海创办小说林杂志社。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的《在小说林》一文中提要：“（小说林）虽然所出的书，倒也不少，销路也不差，还是亏本。譬如说：放出的账收不回来；管理不得法等等。” [17] 之后，曾朴便浮沉于宦海。其《孽海花》发表时间为1905年。
韩邦庆（1856—1894），从其创作《海上花列传》的时间可推测出韩邦庆成年后来到上海。孙玉声在《退醒庐日记》中回忆道，他于1891年北上应顺天乡试，在京师松江会馆与韩邦庆相识，南返途中，两人各自出示其小说，韩邦庆完成《花国春秋》十余回写作，时年35岁。从小说中他对上海租界和妓院生活的熟悉程度以及《海上花列传》中第一回作者自述“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来看，他在上海应该已生活多年。《海上花列传》发表于1892年。
张春帆（1872—1935），从其作品的发表时间可推测出其入沪时间大概是成年之后。从作者创作《九尾龟》对上海生活的熟悉程度可以看出，在小说发表之前，他有多年的上海生活经历。曾主持《平报》笔政。《九尾龟》发表于1906年。
从上文可以看出这批小说家大致的入沪时间，除了上海本埠人从小在上海生活，但不在租界，其他作家入沪时间大约在14—30岁。而进入报刊杂志业从事编辑等文字工作则多在20岁以后，不过欧阳钜元是个例外，他19岁开始报人生活。下面按作家入沪时间先后、在沪经历、发表作品时间制作简表如下。
表2-2 清末民初部分小说家入沪时间及经历简表
从上表中列举作家的入沪时间可看出，大部分作家是在成年以后，即20岁以后，为谋生或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来上海。因此，其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主要在其家乡或其他地方度过，如李伯元祖籍江苏武进，但因伯祖一代已迁居山东，因此他生在山东、长在山东，直到26岁才迁回江苏。如果说以上列举的部分小说家并不能代表全貌，对比《近代上海报人小说家群体研究》中“表2-1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所录报人小说家地域分布与流向表”中所列举的69人，大部分报人经历与上文中列举的小说家经历相似，童年和青少年基本在其家乡或其他地方度过，成年后才来上海从事报业工作而成为报人。而从上述小说家作品的发表时间来看，大部分小说是作家在上海生活若干年之后，有了多年的上海生活经验写作而成。
从职业空间来看，这批作家主要栖身于报刊杂志社、书局等出版业，也有部分从教、行医、经商等。他们或自创报刊、杂志，或在报馆从事主笔、编辑、译书等文字工作。而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往往边从事报业工作边从事小说写作，因此这群小说家也被称为“报人小说家”，他们是整个清末民初小说家群体的主流部分。其中独自办报的有韩邦庆、曾朴、李伯元等人，栖身报馆、杂志社担任主笔或编辑的，如孙玉声、陈景韩、欧阳钜元、邹弢等人。其中邹弢于1905年后，主要担任教员。还有一批文人由其他行业逐渐转变为专业小说家，如陆士谔到上海后，先是悬壶行医，后来弃医从文，成为专业小说家。吴趼人到上海后，在制造局工作14年后，先创办小报，后担任编辑并创作小说。另外，还有一部分小说家也从事其他文字方面的工作，如周桂笙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从事新闻报业的职业使小说家对上海租界的生活和时闻了如指掌。
对于大部分在沪小说家而言，其工作地点都在租界，其中以英租界居多。因为大部分报刊杂志及书局都开办在英租界内。英租界的望平街，因为聚集了大量报馆，又被称为报馆街。望平街，今山东中路，自福州路至南京东路一段。清同治四年（1865），英租界工部局定名山东路。1872年创刊的《申报》设馆于汉口路（三马路）。清光绪十九年正月（1893年2月），由中外商人合办的《新闻报》也在汉口路开设。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梁启超、汪康年创办了《时务报》，报馆设在福州路（四马路），自此之后，其他宣传变法的报纸相继创办。报人纷纷聚集于山东路、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一带。以望平街为中心的十字形区域里，大小报馆毗连，从而形成了报馆街。包天笑回忆当时的《时报》馆也设在望平街：“好在《时报》馆在福州路望平街。” [18] 至清末民初，望平街聚集了报馆20余家，《上海洋场竹枝词》述：“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近有几家营别业，迁从他处另悬牌” [19] ，初显上海新闻中心之雏形。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后，望平街涌现30余种“小报群”。民国初年，报纸大量创办，望平街及其附近，新增的主要报纸有《大共和日报》《太平洋报》《民强报》《国民新闻》《民声报》和《亚细亚报》等多种，望平街报馆、印刷发行所鳞次栉比，报市更见热闹。 [20]
除了大报，小报、杂志、书局也都主要在英租界。因此，租界里的文化媒体聚集了大量的文人，包括小说家。以李伯元为例，李伯元1896年春末到上海谋求发展，同年6月创办了他在上海的第一份报纸《指南报》，“馆址设在英租界内由英人创办的文汇西报馆内” [21] 。1897年创办了《游戏报》，“初期由《指南报》代售，后设馆址于四马路惠福里” [22] ，报纸刊登以市民生活小事为主，版面也较小，于是这一类报纸就被上海人称为“小报”。1900年3月创办了《海上文社日报》，“馆设大马路亿鑫里” [23] 。1901年4月7日，李伯元创办《世界繁华报纸》，“馆址设大马路泥城桥东亿鑫里” [24] 。1906年4月，李伯元病逝于上海大马路亿鑫里寓所。从以上李伯元在上海的经历来看，他在上海的活动空间主要在英租界。而吴趼人1898年7月创办的《采风报》，“社址初设在三马路太平坊，后迁四马路西大新街中市” [25] 。1901年3月，吴趼人创办了《寓言报》，“该馆曾三迁社址，初设上海四马路南画锦里，中迁四马路大新街迎春坊里……” [26] 孙玉声在上海担任编辑或主持笔政的《新闻报》《申报》《舆论时事报》，以及其自办的《采风报》《笑林报》《新世界报》等报刊地点也都位于公共租界。
由于所从事的报刊出版业主要栖息于租界内，他们的居家空间也多在租界里。包天笑1906年到上海谋生，在选择住所时，首选上海的新马路，所谓新马路就是后来的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原因之一是他有好多朋友和同乡都住在那个区域，可见新马路是当时外地文化人比较集中的住宅区。包天笑回忆当时曾朴的《小说林》编辑所也在新马路梅福里，而曾朴就住在编辑所的楼上。
清末民初上海烟花繁盛，妓院林立。青楼妓院虽不免仍是色情交易场所，但更是三教九流各界人士的社交场所，当时的《新闻报》对妓院功能进行描述，“所谓侯伯将相、督抚司道、维新志士、游学少年、富商大贸、良工巧匠者，乃于此宴嘉宾焉，商要事焉，论政治焉，定货价焉，以谑浪笑傲之地为广通声气之地，以淫秽猥琐之处为办理正事之处” [27] 。这种社会氛围也助长了租界洋场才子的游冶之风。
很多小说家直言，其小说中的内容是以过来人经历的现身说法。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第一回中说：“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侬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第一回）《九尾龟》作者写道：“实不相瞒，我自从十七岁上出来纵情花柳，歌场酒阵，整整的阅历了五年，做了无数的倌人，攀了许多的相好。”（第七十一回）《海上繁华梦》的作者，“玉声自谓：‘其书于当时曲院情形，堪云无微不显，读之得以胸中彻悟，知烟花之不可留恋，急思跳出迷途。然余则挥手万金，盖已掷之于无何之乡，而化为此书之代价，乃思此书之成，虽由阅历得来，不啻金钱所买，与他书夐乎不同。'” [28] 《海天鸿雪记》中写道：“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炫异，醉纸迷金。那红粉青衫，倾心游目，更觉相喻无言，解人艰索。记者寓公是邦，静观默察，觉得所见所闻，虽然过眼烟云，一刹那间都成陈迹，但是个中人离合悲欢，组织一切，颇有可资谈助的。”（第一回）
作家之所以对妓院如此熟悉，与作家在上海丰富的妓院经历分不开。关于韩邦庆与《海上花列传》，胡适曾说：“作者常年旅居沪渎，与申报主笔钱昕伯、何桂笙诸人暨沪上诸名士互以诗唱酬，亦尝担任《申报》撰著；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与某校书最暱，常日匿居其妆阁中，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即属稿于此时。” [29] 民国时期蒋瑞藻先生在《小说考证》卷八（引《谭瀛室笔记》）写道：“《海上花》作者为松江韩君子云。韩为人风流蕴藉，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阅历既深，此中狐媚伎俩洞烛无遗，笔意又足以达之……书中人名皆有所指，熟于同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兹姑举所知者：如齐韵叟为沈仲馥，史天然为李木斋，赖头鼋为勒元侠，方蓬壶为袁翔父（一说为王紫诠），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荪，黎篆鸿为胡雪岩，王莲生为马眉叔，小柳儿为杨猴子，高亚白为李芋仙。以外诸人，苟以类推之，当十得八九，是在读者之留意也。” [30] 蒋瑞藻认为，韩邦庆不仅自己在妓院阅历深，而且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也都实有其人。
而孙玉声之所以创作《海上繁华梦》，也与其在上海“阅历欢场数十年”的经验分不开。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谭瀛室随笔》云：“《海上繁华梦》，著者为上海孙玉声君家振。君家素丰，少时猎艳寻芳，大有杜牧扬州之概。当筵买笑，挥霍甚豪，故曲院名花，无不欢迎恐后。孙君又自创《笑林报》馆，青楼中人，苟色艺有一节之可取，必极意揄扬之。……自是阅历欢场数十年，缠头之资，不下数万。家虽由是中落，而此中狐媚伎俩，则已勘破，跳出情关，早登觉岸。书中谢幼安，盖即孙君自况，桂天香为君所娶之姬人也。……书中于局骗赌术诸事，尤发挥无遗。少年人读之，或可有所儆悟。此则孙君之用意，与道邪诲淫诸书，固不可同日语也。” [31] 古皖拜颠生在《〈海上繁华梦〉 新书初集序》中说：“痴仙生于沪，长于沪，以沪人道沪事，自幼耳熟能详，况情场历劫二十年，个中况味一一备尝。” [32] 而作者在《海上繁华梦》第一回也写道：“警梦痴仙生长沪滨，浪游已倦，每一感及，焉伤之。因广平日所见所闻，集为一书，以寓劝惩，以资谈助。是故此书之作，谓为痴仙之游戏笔墨也可，谓为痴仙之一片警世菩心也亦无不可。”可见，孙玉声对上海租界妓院生活了如指掌。
《九尾龟》的作者张春帆久历欢场。郑逸梅在《张春帆》中写道：“阅历欢场，颇多闻见，于是酒杯块垒，绮梦莺花，写成《九尾龟》一书……书中主人章秋谷，即作者影子也。” [33] 陈蝶衣在《〈九尾龟〉 的作者——张春帆先生》一文中写道：“书中主人公章秋谷，单名个 ‘莹’字，试与先生之名 ‘炎’字 ‘春帆’作对照，则 ‘夫子自道’这一点十分明显。” [34]
李伯元、欧阳钜元等也与妓女交往密切。《钏影楼笔记》中回忆李伯元：“钜元告诉我……伯元一天到晚，就是应酬交际，作花界提调而已。” [35] 雾里看花客（《申报》主笔钱昕伯）在《老林黛玉》中写到了欧阳钜元与名妓林黛玉之间的感情纠纷：“名士名妓相为点缀标榜，名士得名妓而名益大，名妓得名士而名益姚。……黛玉获金刚大名后，一班洋场才子以歪诗瞎词投赠。……惜秋生赠黛玉诗有 ‘如此风流如此貌，谁人有福享温柔’……惜秋生与黛玉有巫山之谊，既占黛玉之身，又取黛玉之钱，终且败黛玉之名……” [36] 从这段描述既可看出欧阳钜元风流放荡的一面，也看出他作为洋场才子在上海比较受欢迎的一面，因为在上海能得到名妓青睐的人，往往是很有名声的人，要么是非常富有，要么非常有才。欧阳钜元属于后者，他也因长期混迹风月场中，染花柳病而英年早逝。
吴趼人在《吴趼人哭》中记录一则：“女学不兴，女子无德。吴趼人曾作狭邪游，昵一妓，颇惑之。或劝之曰：‘彼瞰若赀耳，若床头金尽，彼宁复识若耶！’吴趼人曰：‘彼固以瞰人赀为业者，又何足怪！始若穷，柴米不继，床头人亦将作交谪之声！’或不以为然。吴趼人哭。” [37] 由此可见吴趼人在上海租界的游冶生活。
《歇浦潮》的作者朱瘦菊，“颇留心中下层人物琐事，空闲时常到游戏场去体验生活，见多识广，尤其对于妓院，更为熟悉。他写了《剩粉残脂录》《此中人语》，凭着游冶所接触到的娼门生活，在这两部小说内写得更专门化了” [38] 。总之，上海小说家丰富的游冶经验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小说中。翻开这时期描写的上海小说，很少没有妓院场景描写的。妓院生活也是沪上小说家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经验与体验是不同的。经验是他的生物的或社会的阅历。体验是经历中见出个性、深义和诗意的情感。” [39] 体验是在经验基础上的深刻情感感受。“空间体验，即人在生存空间中感受、经验、体悟到的具有意义与价值的内在生命体验……不同艺术家对不同空间有着不同的体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空间形式，因而形成特定的空间体验及审美体验形式。” [40] 从小说家的沪上体验而言，个人因为彼此在沪的经历、生存状况、个人遭遇的不同，其感受差距也颇大。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得志型
一些小说家在大报担任编辑或主笔，如《申报》《新闻报》《时报》等，其收入较为丰厚且稳定，对上海的生活较为满意。如孙玉声对于其报人生涯，颇为自得，他回忆道：“余自年二十有九，主任新闻报笔政后……其间在新闻报主持本埠编辑者二年，总持全报编辑者九年，任申报本埠编辑者二年余……” [41] ，“余在《新闻报》《申报》《舆论时事报》等任职近二十年。其间主宾之款洽，待遇之优厚，起居之安适，时间之从容，以新闻报最为深惬我心。馆主斐礼思君，虽系英人，而办事殊水乳交融，深明大体，馆穀彼时虽不甚丰，最多时月只百金，然在当日，已不为菲。居庭则公余时息偃优优，从无人加以干涉，而尤好在日多暇晷，自朝至下午四时，无所事，晚则九时以后，更可任意遨游，只须留一地点，有事由茶坊走告，再行到馆……以是迢迢良夜，余恒与二三知己，涉足于剧院歌场，极逸兴遄飞之趣，逮夫深夜归来，（余下榻报馆时多）则灯下观书，每至黎明始睡。殊为获益不浅……” [42]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孙玉声对其在报馆工作，无论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工作时间等方面都是相当满意。因为报业无论是从经济收入还是从社会地位而言，都很不错，因此孙玉声对于仕途毫无兴趣。从上可看出，孙玉声已经完成从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通过近代报刊这个文化媒体，他靠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在上海过上一种体面而宽裕的生活。
而近代报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一书《移居上海之始》《在小说林》等文章中，比较清楚地记载了其1906—1919年在时报馆工作的生活细节，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报馆编辑及主笔的收入情况和生活情况。包天笑一家定居在上海后，每月房租是7元（以下指银圆），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又兼任了《小说林》编译，每月薪水40元，每天上午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到《小说林》兼职，星期休假。这样，每月两份编辑工作固定收入有120元，还不包括写小说的额外稿费收入。而且在《时报》工作后期，工资又涨了：“我的薪水，每月八十，自初进时报馆以来，一直没有加过……（景韩离开后）现在楚青亦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如景韩例。而我的家庭开支和个人零用，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不是很有余裕吗？” [43] 且无论是担任编辑还是创作小说，时间都比较自由。
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小说家陈景韩在上海的职业生涯也非常顺利。作为报人，陈景韩从24岁投身报界，在1902—1929期间，先后在《时报》《申报》等任主笔、总主笔，且因才华出众一直受到报馆总经理的重用。包天笑在回忆文章《新闻记者开场》《〈时报〉 怀旧记》中多次提到陈景韩作为一个报人小说家的生活。在《时报》期间，陈景韩是重要主力军和核心人物，乃至于《申报》想重整旗鼓，《申报》元老们认为，要办好《申报》，非请陈景韩担任总主笔不可，因此以高薪把陈景韩从《时报》挖到《申报》。作为小说家，他也非常受读者欢迎：“陈景韩（笔名冷血）也在《时报》上写小说的，他写的小说，简洁峻冷，令人意远。虽然也有许多译自日文的，但译笔非常明畅，为读者所欢迎。那时候，正是上海渐渐盛行小说的当儿，读者颇能知所选择，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 [44] 其经济收入非常丰厚，“景韩的薪水，为了他续弦以后有家用，加到了月支一百五十元（到《申报》后，月薪三百元，董事会决定，五年为期）” [45] 。从包天笑和陈景韩的收入来看，他们在上海的收入比较高。当然，并非每个报人都有孙玉声、包天笑及陈景韩那般幸运且薪水高，因为当时上海销量最好的报纸就是《新闻报》《申报》《时报》，它们也是沪上著名的商业性大报。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还写到了同时代其他报馆编辑的收入，其同乡孙东吴君，早两年在申报馆当编辑时，薪水只有28元，而“就是每月二十八元，也比在苏州做馆地、考书院好得多呀” [46] 。
有些小说家在上海的事业发展颇为顺利，也使得他对于上海的生活较为满意，如李伯元。李伯元在上海的人生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其奋斗之路也比较成功，其办报、写作以及社交活动方面都比较顺利。如他创办的《游戏报》，销量很好，“一纸风行，中外称颂，一时朋辈咸为主人庆，以为《申（报）》《新（闻报）》各报开创伊始，无若是易也”。 [47] “于是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髦，南亭亭长李伯元，名乃大噪” [48] 。其创作小说也是高产：“在《绣像小说》第一期上，李伯元以不同的笔名发表了《文明小史》《活地狱》《醒世缘弹词》和《前本经国美谈新戏》。而后，四部作品陆续连载，同步进行。与此同时，他在《繁华报》上连载《官场现形记》。写作之外，他还同时主编一报一刊（《世界繁华报》《绣像小说》）。” [49] 上海对于他而言，应该是展示才华和发挥才智的最佳舞台。
2.复杂型
这里说的复杂型，指的是作家既对上海的人生境遇有诸多不满之处，但也有赞赏之处。尽管有部分文人因为特别的境遇，在上海收入较高，但大部分靠卖文为生的小说家，其收入并不多，加之上海作为一个商业大都市，房租贵，商业消费场所多且消费高，因此大多数小说家经济相对紧张。如吴趼人到了上海，最早在江南制造局当抄写员，后来升任机械绘图员，但薪资微薄，“佣书江南制造军械局，月得直八金” [50] 。在制造局的14年中，其薪资也仅能维持生计。1897年开始创办小报，他自己曾回忆这段办小报的经历，深感悔恨：“上海有所谓小报者，如《游戏报》《采风报》《繁华报》《消闲报》《笑林报》《奇新报》《寓言报》等是也。吴趼人初襄《消闲报》，继办《采风报》，又办《奇新报》，辛丑九月又办《寓言报》，至壬寅二月，辞寓言主人而归，闭门谢客，瞑然僵卧。回思五六年中，主持各小报笔政，实为我进步之大阻力，五六年光阴遂虚掷于此。” [51] 而停止小报笔政工作后，其经济收入又堪忧，“吴趼人闭户谢客，行将著书，承诸友爱我勉我，以开化为宗旨。又承诸友爱我，代为之踌躇曰：‘薪水或不给否？’此两种朋友，我均甚感之敬之。更有一种人闻我此事，笑语他人曰：‘此无理之举动也。’是言也，居然同我老婆一般见识”。 [52] 又说：“回忆少年时，虚负岁月，未尝学问，如处尘雾之中，及欲学时，又为衣食所累。今已三十七岁，目光才及一寸，无论讲新学，谈掌故，均不如人。” [53] 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中，吴趼人写道：“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穷愁著书，宁自我始？”从吴趼人自我评价中，从18岁到上海，到37岁，他在上海的经济收入远不如孙玉声及包天笑等人，他对上海的生活并不十分满意。吴趼人早年患有哮喘，年过四十之后，哮喘加重，家境陷于窘困。为了维持生计，他拼命写作，最后因为积劳成疾，于1910年10月，45岁病逝于寓所，其时身上仅有四角小洋。李葭荣在《我佛山人传》中写到吴趼人，“卒之日，家无余财” [54] 。由此可见，吴趼人在上海租界的生活并不宽裕。
尽管从经济方面而言，吴趼人在上海生活可能比较窘迫，但从他在上海的经历来看，他还是非常活跃且有一定的社会声誉。1901年3月24日，吴趼人与上海士绅、商人及各界爱国人士在张园参加第二次反对“拒俄”大会，还在会上发言，反对俄国侵略。关于张园绅商集议拒俄的详细情况，当年3月25日的《中外日报》上有详细的报道。1906年《月月小说》创刊，其中第4期至8期主要由吴趼人负责，担任总撰述，其多种重要作品也发表在该刊物上。1907年冬，吴趼人与广东的几位同乡成立了两广同乡会，有感于广东人士的子弟不能上学，又与几位广东人士筹办广志小学，位于租界虹口武昌路同德里。吴趼人曾在为周桂笙《新庵译屑》所做的序文中提及此事：“去冬，同乡君子组织旅沪广志小学校成，交推余主持其事，于是日与二三同事，研究教育之道，舍学校而外，几无复涉足之处。” [55] 可见吴趼人在同乡中有着一定的威望。而且吴趼人在当时也算是个较为成功的小说家，《小说月报》第一年第三号刊登了《〈月月小说〉 叙》对吴趼人进行了高度评价：“吴君趼人，近世之俊人也，喜为小说，有英人苏格（始创历史小说，其描摹苏格兰人之生活最为活泼）、哈葛得（著有《哈氏丛书》）之风。其所著《痛史》及《怪现状》等作，虽有激言，实足发人深省。今年复创选《月月小说》，其命意之新奇，措词之巧谲，足以灌输文明，洗濯蒙蔽，其影响及于他日之社会，可断言也。……吴君以高尚之思想，灵妙之笔锋，发为小说，虽小道，而启人智慧、移人根性，其效最捷。余乐为表彰之，冀其影响及于他日之社会，而收改良之效也。” [56] 包天笑曾回忆吴趼人说：“他久居上海，上海话说得很好，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广东人。” [57] 可见吴趼人早已融入上海的城市生活中。
邹弢在上海的生活虽然也较窘迫，但在情感上颇为快意。《海上尘天影》第二回中影射性地自述：“如今且述一穷途失志之人，平生小有才名，因以质胜文，不知矜饰检束，遂为世人所轻侮。且命宫偃蹇，文字无灵，两鬓秋霜，催人老大，此人何姓何名，姑且慢考。……他的别号甚多，性嗜酒，不能长得。每觅几个知己友人索饮，遂号酒丐。又喜渔色，爱美人如性命……原来侍者在申江有几个投契的人，心地纯厚，朴实耐久。”（第二回）从这段文字中，可得知作者尽管也觉落魄不得志，但在上海还有几个知己好友，聊以慰藉寂寥失志的生活。此外还有一个红颜知己，王韬在1896年为《海上尘天影》做的序言中写道：“《海上尘天影》乃门下士梁溪邹生为汪畹根女史作也，小说可以看做邹弢的情感自传。汪畹根，名瑗，堕入风尘后改名为苏韵兰，颜其居曰幽贞馆，自号幽贞馆主人。……女史性既聪颖，又喜浏览群书……沪上为中外通商总汇，来游者非以势矜即以财胜，女史视之蔑如也，所折节者多读书长厚之人，浮华子弟望而却步，与生交在壬辰之年（1892）。”小说中的韩秋鹤和汪畹香可看成是邹弢和汪畹根的化身。邹弢本人在《三借庐丛稿》中写道：“青楼女子庸俗居多，其有超出风尘，自树一帜者，以余所知，一为薛灵芸，聪明敏慧……一为苏韵兰，本姓汪，名瑗，字畹根，能诗……后嫁湖北范氏。余前为作《断肠碑》六十回者也。”可知该小说正是邹弢以其在上海与一名妓相恋的故事为底本。邹弢等近代知识分子正是在自我人生体验之上而塑造上海的。邹弢描写其笔下的上海：“上海为人才荟萃之地，中西学问，好的甚多，倘有正经人，尽可交结。”（第四回）邹弢的《海上尘天影》中上海的妓女及名媛个个聪颖美丽，多才多艺，且温婉多情。而与之交往的上海名士也多是青年才俊，风雅俊朗。尽管这是晚清狭邪小说写名士名妓生活的一贯传统，有“溢美”之嫌，但邹弢把上海妓院写得如此温情与风雅，与邹弢沪上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上海不仅是改变其尴尬身份和窘迫生活的大城市，也是其结识红颜知己和诸多好友的城市。而其笔下的“苏州人情最薄，往往重富轻贫”（第五回），也与邹弢在上海的都市体验分不开。
尽管有一大部分小说家在上海的职业发展未必如意，但上海作为文化出版中心带来的机遇总体要比传统都市多得多，且繁华的都市环境也带给小说家以丰富的感官享受和刺激，从而使大部分小说对上海抱着一种既爱又恨、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体验。
3.落魄型
并不是每个文人在上海都走运，有些文人在上海生活极为窘迫。《留东外史》的作者向恺然就是其中一个代表，“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二元为标准……但是许多出版家，贪便宜，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穷文人，为了生活所迫，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但深入窘乡时，也不待善价而沽了。像那位笔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君，他从日本回国时，写了一部《留东外史》，描写了一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状况，到上海来，兜来兜去，这些书贾，以为其人不见经传，无人肯要，就是以每千字五角，卖给某书贾的” [58] 。另外，这时期落魄的小说家还不少，如《冷眼观》的作者王濬卿至少两次因无钱赴任，流寓上海，以卖文糊口，生活较为困顿。
想象是创作者构思的主要方式，心理学对想象的解释是：想象是人在头脑里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它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是人类特有的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方式。想象同样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心理行为，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想象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空想，它是一种有目的、有意义的虚构。“就文学文本而言，‘想象’并不能看作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显现或运作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想象’一词是 ‘指示性的’而不是 ‘定义性的’。” [59] 其中“指示性的”指的就是想象是有目的，有方向的。文学想象虽然源于现实生活，但可以对现实生活本身进行延伸、拓展和提升。现实生活与文本世界永远存在一个无法完全重合的空隙地带，想象则为文学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文学想象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非写实的，小说家根据自身的创作需求选取其想象世界的叙事方式。
与现实中的城市空间不同，“城市想象”在于它并不完全是城市的真实呈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不断被赋予意义的“文学中的城市”。清末民初的小说家尽管上海经验非常丰富，但并不代表他笔下所描写的上海就是其实际生活中的上海，而是作者在现实城市感知基础上，经过一定想象的城市。当时的新闻话柄为作家想象上海提供了丰富资源，而国外的翻译小说则提供了想象上海的范本。
现代著名作家余华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讲道：“文学不是空中楼阁……文学不可能是凭空出来的，而必须像草一样，拥有它的泥土。” [60] 作家的写作和现实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即使作家以自己熟悉的城市为书写对象，也不可能亲历每一个事件，熟知每一个人物。清末民初小说中关于上海的故事，即使对于生活在上海的小说家而言，并非都是作家的亲身经历，其中很大部分是小说家根据广泛搜罗的新闻逸事或者传说话柄加以敷陈演绎而成。
其中，报纸上的新闻为他们的小说创作提供了重要题材。报纸作为晚清以来兴起的一种新闻媒介，是社会各界了解上海和国家各类重要事件和生活琐事的一面镜子。《文明小史》第十四回小说中的人物说道：“开发民智，全在看报。”这句话，不免有些夸张。看报可以开发民智，不过是报纸的社会功能之一。对于一般民众而言，看报主要是了解上海及全国发生的逸闻逸事，以资消遣；而对于小说家而言，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此外，亲朋好友讲述的话柄故事也成为小说家想象上海的资源。鲁迅在评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罗当时传说而外，亦贩旧作（如《钟馗捉鬼传》之类），以为新闻……连篇 ‘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61] 较早从报纸中寻找小说素材的小说家可能是吴趼人，吴趼人的第一部章回小说《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的很多内容是根据小报的新闻逸事演绎而来。《论吴趼人最早的一部章回小说》在把《消闲报》《游戏报》等小报上刊登的有关清末海上四大金刚的逸事传闻与吴趼人的小说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奇书》情节基本是由报纸上各逸事传闻杂凑而成……吴趼人充分地利用了报纸新闻的素材，来铺叙小说的故事。” [62] 如1898年10月1日的《消闲报》上刊登的“妓女忧贫”一文则被吴趼人铺演为《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中第九十一回至九十六回。吴趼人把这种创作经验带到其他小说创作中，并毫不吝惜地传授给同时代的作家。包天笑回忆他向吴趼人请教写小说之法时说：“我是在他和周桂笙等办《月月小说》社的时候，认识了他。……那时我还以文言写译文，我很请教他小说作法，他的谈锋很健。当时写社会小说的人，最崇奉《儒林外史》一书，因此人人都模访《儒林外史》。我就问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先生何从得这许多材料？所谓目睹者，难道都是亲眼目睹吗？’吴先生笑着，给我瞧一本手钞册子，很像日记一般，里面钞写的，都是每次听得友人们所谈的怪怪奇奇的故事。也有从笔记上抄下来的，也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杂乱无章的成了一巨册。他笑说：‘所谓目睹者，都是从这里来的呀。’我说：‘这些材料，将如何整理法呢？’吴先生道：‘就是在这一点上，要用一个贯穿之法。大概写社会小说的，都是如此的吧。'” [63] 从吴趼人的创作经验来看，除了从朋友处听到的奇闻怪谈，报纸上刊登的新闻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官场现形记》也有类似的创作情况，鲁迅曾评价《官场现形记》：“况所搜罗，又仅 ‘话柄’，连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篇，即千篇一律。” [64] 《官场现形记》中的故事来源途径广泛，有的是报刊所刊登，有的是作者听来的笑话，有的是前代书籍刊登的故事等。胡适也认为：“大概作者当时确曾想用全副气力描写几个小官，后来抵挡不住别的 ‘话柄’的引诱，方才改变方针，变成一部揭露官场的社会风俗史。这是作者的大不幸，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不幸。倘使作者当日肯根据亲身的观察，或亲属的经验，决计用全力描写佐杂下僚的社会，他的文学成就定会大有可观。中国近代小说史上或许又会增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了。可惜他终于有点怕难为情，终不肯抛弃 ‘官场’全部的笼络记载，终不甘用他的天才来作一小部分的具体描写。” [65]
正如包天笑在小说《黑幕》中通过友人之口披露“黑幕小说”时所写：“上海的黑幕，人家最喜欢看的是赌场里的黑幕，烟窟里的黑幕，堂子里的黑幕，姨太太的黑幕，拆白党的黑幕，台基上的黑幕，还有小姐妹咧，男堂子咧，咸肉庄咧，磨镜党咧……”那么如何不必身历其境就得到许多黑幕？作者接着写道：“你要看报时，就留心报上的本埠新闻和那些小新闻，这里头就有许多黑幕在内……譬如报上登了某公馆的姨太太逃走了。这时，他们做黑幕的一个大题目来了。那报上所登不过寥寥三数行，他便装头装脚，可以衍长至一万余字，至少也得数千字。全在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加上许多作料。你别小觑那报上所登寥寥三数行，这便似药房里所卖的牛肉汁一般，只用得一茶匙，把开水一冲，便冲成一大碗。做黑幕的，他就是用这个法子。你想，以上海之大，奸盗淫邪之多，社会之复杂，一天里头总有一条两条够得上做黑幕材料的。这可不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吗？” [66] 由上可见，小说中奇闻异事的来源。
百万字巨著《歇浦潮》作家朱瘦菊在开篇毫不忌讳地写道：“手持秃笔无聊甚，旧事新闻一例收。”在第一回再次谈道，“因此摭拾些野语村言，街谈巷议，当作小说资料”。王钝根在《歇浦潮》的“序”中评价道：“海上说梦人风度潇洒，爱交游，多闻上海社会诙秘之事，闲辄笔之于书，作长篇小说体，名曰《歇浦潮》。”《序》言中写道：“上海，一人海也。五方杂处，良莠错出其间，而诙异之事亦日出而无穷……吾友海上说梦人久居海上，穷数载之力，采幽索奇，尽得其奥，斯有《歇浦潮》说部之作……”可见，《歇浦潮》中大量的“怪”事多取材于听闻及报刊所刊登的内容。
1884年《申报》曾多次刊登《点石斋画报》征稿启事《请各处名手画新闻启》，启事中写道：“本斋印售画报，月凡数次，业已盛行。惟各外埠所有奇奇怪怪之事，除已登《申报》者外，能绘入图者，尚复指不胜屈。故本斋特告海内大画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浓墨绘成画幅，另纸署明事之原委，函寄本斋。” [67] 虽然这则启事主要是召请名手画新闻，但从中也看出《点石斋画报》时事和社会新闻的特点：“奇奇怪怪之事”，“可惊可喜之事”。这些奇怪和惊奇的故事便可能是小说素材的来源。如《点石斋画报》曾刊登过一则《庸医笑柄》的社会新闻：“沪上医院，遇有病家延请，必捱至晚上方到，草草诊视，拂衣径去，其贻误病人实非浅鲜。有客问于予曰：若此者，其果有应接不暇之势乎？抑故装身份，拿架子乎？予曰唯唯，吾试与子论某医事情。某医者，粗知脉诀，自诩名家，常以人命为儿戏，病者咸畏之如虎，不敢相邀。一日，有某大家延之，更深始至，坐甫定，故作忙迫态，脱帽挥汗，匆匆诊脉，开方而去，忘取其帽。病家知其伪也，故匿之，及医生令舆夫来索帽，则云无之。舆夫谓，先生言放于客堂霁红花瓶上，何得云无？病家曰：观先生昨日来时匆忙之甚，或者遗在它家，先生自不记忆耳。往来数次。帽上有所缀碧霞犀，价值颇巨，不忍舍去，遂实言：昨日出门并无它家，决不至于记错。主人始笑而还之。噫，若此类者所在多有，彼特幸未遗忘物件，不至遽贻笑柄耳，呵呵。” [68] 这个沪上“庸医笑柄”的社会新闻成为讽刺上海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很好素材，因此不少小说家都把这个故事加以敷衍，编进小说中。比如《斯文变相》《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中都写到类似的情节。此外，关于描写上海租界一些坑蒙拐骗伎俩的丑怪故事频繁出现在不同的小说中。为什么同一类丑怪现象频繁出现在各种小说当中？其中虽可能是稍后的小说家受先前小说家此类素材创作的影响，但更可能是几个小说家同时受到类似报纸新闻的影响。
清末民初各种小报甚至画报以刊登不寻常的社会新闻和事件为主，尤以怪丑为主，从我国第一份正式发行的时事风俗画报《点石斋画报》刊登的各类怪事可见一斑。心理学上认为，人每天接受的信息浩如烟海，而容易记住的事情往往具有一定的特征，其中有一条是，那些比较新奇或有趣的事情容易记住，因为这些事情会引起个体的情感反应，而伴随着情感反应的事情会比较容易记住。因此当读者看到报纸上刊登的各类新奇怪异的新闻，很容易就记住了，小说家也不例外。当小说家要写反映上海社会风气腐败堕落时，很自然地把他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故事写进小说，而丑怪等故事很自然成为首选。
而有些小说家为了求得小说素材，则坦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如包天笑在1907—1908年《小说林》第七、八、九、十二各期目录后均载有《天笑启事》：“鄙人近欲调查近三年来遗闻逸事为《碧血剑》之材料，海内外同志如能贶我异闻者，当以该书单行本及鄙人撰译各种小说相赠，并开列条件如下：一、关于政治外交界者；一、关于商学实业界者；一、关于各种党派者；一、关于优伶妓女者；一、关于侦探家及剧盗巨奸者。其他凡近来有名人物之历史及各地风俗等等，巨细无遗，精粗并蓄。倘蒙赐书，请寄上棋盘街小说林转交可也。”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大概是学习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串联材料的小说写法，把《时报》中本埠新闻以及各种新奇古怪的事物都悉数包罗在其小说中。包天笑在《赘言》中说：“上海为吾国第一都市，愚侨寓上海者将及二十年，得略识上海各社会之情状。随手掇拾，编辑成一小说，曰《上海春秋》。”
正如心理学对想象的定义，想象是人在头脑里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文学想象也是作家对头脑中已储存的信息进行挪移、改造、变形从而创作新作品的过程。而前人较有影响的作品，尤其是优秀作品，则往往为后来小说家在创作同一个城市的小说、同类题材或类似场景甚至人物形象等都提供了文学想象的信息和源头。
私家花园，往往是封建时代青年男女相爱的空间基础，如《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封建时代年轻男女释放青春的乐园，也是青年男女爱情产生的空间条件，正如金键人在《小说的空间构成》中指出，大观园这个紧缩的地域空间是宝黛爱情的先决条件。大观园的空间设置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产生了可能，因此，后代的小说家大凡写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情都有意无意设置一个理想的“大观园”，如《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描写上海租界的狭邪小说，小说中上海租界的“一笠园”的描写明显是《红楼梦》中京城“大观园”在上海租界的移植。小说中齐韵叟的私家贵族花园——一笠园，无论是园中景点的名称、规模还是景色，明显是借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一笠园景点有“凤仪水阁”“大观楼”“梨花院落”“拜月房栊”等，显然直接来源于《红楼梦》中的“有凤来仪”“大观楼”（“杏帘在望”，正楼曰“大观楼”）、“梨花院”“栊翠庵”等名称。不仅景点名称相似，其景点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如《海上花列传》中一笠园中的“凤仪水阁”，“从阁左下阶，阶下万竿修竹，绿荫森森，仅有一线羊肠曲径……”而《红楼梦》中的“有凤来仪”则“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而且《海上花列传》中一笠园的两个女伶“琪官”“瑶官”不仅名字直接借鉴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十二女伶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官”，而且人物性格也与《红楼梦》中女伶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琪官”的性格与《红楼梦》中的女伶“龄官”性格极为相似。但作者写一笠园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刻意模仿大观园的景观，而是为了在上海租界营造一个释放青春、释放爱情的理想乐园，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恰恰为韩邦庆提供了一个想象的模板。余英时先生在《〈红楼梦〉 的两个世界》一文中指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 [69] 对比《海上花列传》中韩邦庆所描写的两个世界——上海的各个长三书寓与远离红尘的私家花园一笠园，也可以说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如果说上海“十里洋场”中各个妓院是个污浊的现实世界，那么一笠园就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海上花列传》中的众多文人贵公子在一笠园听戏、猜字谜、行酒令、赏秋菊、赋诗作画，尤其是他们与各自相好在园中尽情享受着他们的爱情和青春，显然也是在模仿《红楼梦》的大观园中一群少男少女的青春生活以及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描写。
而另一部上海狭邪小说《海上尘天影》也设置了一个理想的私家花园——绮香园，小说有意虚化绮香园的具体位置和主人，把小说安置在租界闸北脱空桥西头，原是乌有先生的遗业，后卖给西陵无是乡人武官莫须友，从“脱空桥”“无是乡”“乌有先生”“莫须友”等地名和人名来看，作者有意虚构一个乌托邦世界，这里上演了上海版的“大观园”故事，众多的名妓与才子名士在绮香园游园赏景、论诗联句、谈情说爱。而小说中众多的上海名妓也仿大观园的女性在绮香园设立桃花诗社，赏花品酒，吟诗论画，行“红楼梦酒令”，诗酒浪漫。显然，《海上尘天影》中的空间和人物的文学想象明显受到《红楼梦》的启发。
另外，明清小说名著，尤其是四大名著，也为清末民初小说家的上海想象提供了一些想象的资源。清末民初出现了“翻新小说”创作的一个高潮。所谓的“翻新小说”指的是小说借古代名著中的人物来敷衍新的故事，书名袭用原书名而冠以一个“新”字，如清末民初出现了大量对四大名著及一些影响较大小说的翻新小说。这些小说之选择古代小说名著中的人物来敷衍新的故事，其中一方面可能是源于清末民初作家对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太熟悉或是太热爱，另一方面可能是名著更容易唤起读者熟悉感，而借用名著中人物名字更容易引起阅读兴趣。经典原著中的典型人物无形中成为他们创作的文学资源，为他们的创作带来了灵感和想象。清末民初翻新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让原著中的人物穿越时空来到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想象《红楼梦》中的人物贾宝玉、薛蟠、焙茗等人物游历了穿越古代来到20世纪的上海。陈景韩的《新西游记》想象唐代唐僧师徒四人来到上海考察新政。慧珠女士的《新金瓶梅》想象西门庆及其妻妾都来到上海，等等，从而敷衍出新的离奇故事，从而构成上海书写的一部分。欧阳健在《晚清“翻新”小说综述》一文中总结道：“翻新小说不同于以往续书的地方是，它们往往采用 ‘蹈空’的虚构手法，利用时空的错位来制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达到宣扬自己对于时代的新见解的目的。” [70]
清末民初小说家怀着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望，试图在小说中设计和构建国家未来图景，设想着未来想象中的城市。开埠后的上海迅速地崛起，尤其是租界空前繁荣，使得上海不仅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商业大都市，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大熔炉，是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制度的一个窗口。另一方面，租界是英法美等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在中国获取的租界领地，各租界国在租界享有行政自治权和领事裁判权，且租界中的外国人享有种种特权，因此租界的形成不仅严重侵犯了我国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也严重侵犯了我国的司法主权。且因为租界不受中国法律管制，烟馆、妓院以及各种不符合中国人传统习俗的事物在租界随处可见，甚至大量外国人以非法手段在租界将中国人带往国外做苦工，因此租界又成为犯罪的渊薮。正由于上海租界这种集繁荣与糜烂、文明与野蛮并存的区域，既为“国人提供了深入认识城市的有效途径”，同时又激发了有志之士对文明、进步理想城市的想象。因此，这时期小说中想象的上海主要围绕上海的主权、科技水平、城市建设、商业发展等问题展开想象。
在主权方面，这时期小说家想象未来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被收回了，租界被取消了。陆士谔的《新中国》中写到租界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被收回了，租界取消了，“见马路中站岗的英捕、印捕，一个都不见了……外国人也很谦和”（第一回）。“外人侨寓在吾国的，气焰顿时消灭了，与吾国人民一般的纳税，一般的遵守中国法律。不过，各项选举权、被选举权享受不着是了。”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结尾中写道：“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第四十回）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虚拟的是1962年的中国，也就是1902年作者创作小说时60年后的中国，也是我国实行维新50年后的新中国，万国太平会议在我国召开。而上海正在举行世界博览会。此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想象未来的上海不仅是中国重要发达城市，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想象的上海也寄寓了作者理想的中国：一个政治独立、学术发达，受到世界各国尊重的国富民强的新中国。
在科技水平方面，这时期的作家也展开丰富的想象，想象未来的上海，科技无比发达，人们的生活无比丰富且便利。陆士谔的《新中国》描绘了一个理想的未来上海，科学十分发达，从交通方式到高等教育，从医学技术到工厂机器设备，从军事设备到军事武器，“如今是科学昌明、人才极盛”（第二回）。在军事设备方面，兵舰是本国制造的，坚固灵便，非他国所能比。海军实力为全球第一。在交通设备方面，天上有“空行自由车”在空中自由飞行，“在空中飞行的，共有两种东西：一种是船，一种是车。飞车分有三等：大号、中号、小号。小号的，就是我方才坐着的，只好容一个人。中号，就好坐两个人。满了三个人，就要坐大号飞车。五个人以上，必须用飞艇了”（第九回）。水上走的有“水行车”，在水上自由行走。而在水底潜行的有“水底潜行船”等（第九回）。因此上天下水，无比方便。地下交通同样方便，上海“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为了方便通往浦东，地下开凿了海底隧道，通了电车（第三回）。这个“内国博览会”大概就是今天的“世博会”。
在社会风气方面，上海的社会恶习得到彻底改变。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民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模式、精神面貌、道德观念等要素的综合体现，它也是推动或阻碍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这时期的部分理想小说对上海的城市社会风气进行设想：商人讲诚信，人人懂得廉耻，男女平等，尊重妇女儿童，社会上赌博、嫖娼、吸鸦片的恶习彻底消失等，这正是小说家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望。《新中国》第二回写到上海商人讲信义，大小商铺价格统一，消费者无须讨价还价，买家卖家都很便利，“从前风俗浇薄，浮伪相尚，商人不知信义何物。偶有一两家诚实铺户，便都立着特别牌号，有的写 ‘一言堂’，有的写 ‘真不二家’，以树异于众。现在，大小各铺都没有二价的”（第二回）。《新中国》中写到的上海赌博禁绝了三十多年，娼妓业也绝迹了许多年了，人们不知赌博、嫖娼、吸鸦片为何物，在“国民游憩所”有“阅报室、丝竹室、棋话室、弹子房、藏书楼、骨董房、书画房”（第七回）。《新石头记》第三十六回中写到了“文明境界”的社会风气：人人都能自立，家给人足，境内没有乞丐，也没有娼妓，没有戏馆，“字典上 ‘娼、妓、嫖’三个字都是没有的……也没有个 ‘伶’字”（第三十六回）。
男女平等。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问题是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在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不仅压抑了女性的人身自由，而且也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极低，女性几乎是男性的附庸，女性的人格和才华很难受到尊重。而这时期小说家通过阅读西方小说以及其他途径了解到西方女性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因此，在他们的小说中，未来的社会中的女性与男性享受平等权力，女性受到社会尊重，才华也得到发挥。《新中国》第三回写了“我”与李友琴一起去坐电车：“见车中人已坐满，那乘客见女人没有座位，忙着起身想让。我想，吾国人竟这样的文明，无怪要雄冠全球呢！”在《新中国》的上海，女子裹脚的陋习早已废除了。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一同参与各种社会职业。小说中的兴华针钉厂管账先生都是女子，“就是各行号、各店铺的账房，也都是女子，为因女子气静心细，弄账没有错误，比了男子，胜过多倍呢！此外，如小学校教习、公医院医生，大半是女子充当。因为女子对付小孩、对付病人，都比男子熨帖”，“女子治繁理剧之才，本来胜过男子，所不及者，就不过体魄之健强，举动之活泼耳！”（第五回）
清末民初小说中对未来上海的想象，从内容方面来看，则与上海租界中西方科普知识的传播有关；在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方面，明显受到域外小说的影响。
小说家对于未来世界的大胆想象主要是受到域外政治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影响。我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之士从改良政治的角度最早看到了西方政治小说的社会功能，因此提倡翻译西方政治小说。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写道：“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71] “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 [72] 域外政治小说不仅在内容上给中国维新人士很大的震撼，在形式上也成为中国小说创作的摹本，因此，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大致经历了“接受”到“摹仿”再到“创作”的过程。
《新中国未来记》写了60年后国富民强的新中国，那时我国实行维新已经50年。这种写法很显然受到域外政治小说的影响。“未来记”是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小说常见的形式，如日本广末铁肠的《二十三年未来记》。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也是一部未来体的政治小说，小说以2040年（明治一百七十三年）纪念国会成立150周年大会开篇，进而追溯立宪政治如何一步步实现的历史进程，并成功塑造了国野基这一立宪党人的形象。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的未来体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域外未来体小说的影响。科幻小说也称科学小说，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的构思亦明显受到了凡尔纳小说中科学幻想冒险主题的影响，注重对未来美好乌托邦生活方式与历险的描述。
写梦境中的理想世界是幻想小说常用的一种写作技巧。弗洛伊德把梦的实质解释为，梦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因此，小说中梦境，也是作家对现实中缺乏的愿望的一种补偿。通过梦境的描写，作家构想未来的理想民族国家模式。对清末幻想小说影响较大的翻译小说是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百年一觉》，小说写美国人魏斯特因患失眠症，某一天晚上用了催眠术昏睡过去，醒来后已经是其睡前（1887年）的113年之后，即到了2000年。此时的美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繁荣、交通发达、人人平等，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文明进步，无罪犯，无军队，俨然是人间天堂。正当魏斯特浸沉在惊喜和赞叹之中，一觉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梦游二十一世纪》 [73] （记西历纪元后二千零七十一年事）写“我”由培根带领，畅游了2071年的英国伦敦。这种通过写梦境中未来世界的写作模式被我国清末民初的小说家所继承，他们把未来理想的社会寄托在主人公所做的梦中。陆士谔的“理想小说”《新中国》写的是梦境中的理想中国。小说写作者饮酒入梦，梦中挚友李友琴携他出游，他发现上海大变样了，原来此时已经是宣统四十三年（1951年），国家已经立宪40年了。其他各类理想小说或者科幻小说也不同程度地写到梦境。旅生的《痴人说梦记》直接以“说梦”为题，小说虚构了贾希仙在逃亡日本途中，漂流至仙人岛，看见岛民愚昧，遂兴起开发和经营仙人岛的想法。于是在岛上创办工厂，兴办学堂，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全体岛民权利平等。这个理想的王国，在清末民初无疑是“痴人说梦”的空想。
域外科普知识的传播对于未来想象小说也有一定影响。明清时期的超现实小说多侧重描写鬼神灵异等故事，而清末民初时期超现实小说中的虚拟部分则更符合科学成分，是一种有幻想、无鬼神的境界，“盖据事理推测，非有神术” [74] ，其中包含了对于未来和未知世界的大胆想象和理性推理，如《海底世界》第九回眉批中所写：“中国理想的小说如《西游记》《镜花缘》之类，幻造境界，却也不少，只是没有科学的根柢，其言便无益于世，西人杰作所以不可及。”正因为清末民初幻想小说更接近科学，因此这类小说也被称为“科学小说”或“科幻小说”。1902年新小说社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 〈新小说〉》中把《世界未来记》《月世界一周》《空中旅行》《海底旅行》等小说归类为“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与格致学”的“哲理科学小说” [75] 。梁启超在翻译《〈世界末日语〉 译后语》中评论道：“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此文，实近世一大奇著也。” [76] 可见，西方科幻小说是以科学为前提。清末民初的超现实小说，一方面是借鉴西方科幻小说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域外科普知识在上海租界传播的结果。
晚清上海刊行的各种科普读物及各种热衷于介绍西学的报刊，对于小说家想象未来世界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陆士谔的《新中国》描写的上海是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城市：电车“在地道里行走，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第三回）；上海通往浦东的电车走的是“海底隧道”；工厂房屋有七八层高；“空行自由车”“水行鞋”“水底潜行船”“电汽车”应有尽有。陆士谔想象的科幻知识来自于哪里？小说中多次提到欧洲各国的科技情况，如“有人说：‘欧美电车，有架设着铁桥，在半空里行的；有开筑着隧道，在地底里行的’”（第三回），“你没有听见过，欧洲各国在海底里开筑市场么？筑条把电车路，稀什么罕？”（第三回）小说中还写道：“听得欧洲人说，做成功一只钉，总要经到四五部机器。做成功一只针，总要经过十多部机器……”（第五回）“友琴告诉我：‘车轮大，在重学上研究起来，是力省而行速。’我于重学、轻学都是门外汉。”（第七回）由此可见，陆士谔在上海接触到大量西方国家的科技知识。而他关于上海的未来想象正是在科学知识的合理推理之上的，是科学与幻想的完美结合，如小说中写到的“海底隧道”“地下电车”等。
清末，西学的翻译书籍也开始大量在中国传播。上海处于“西学东渐”的前沿阵地，因此上海有关西方科普知识的读物居全国之首。从出版西方书籍的机构来讲，较有名的是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而1865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推行下成立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也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为多。上海广方言馆也设有翻译出版机构。从出版西学的期刊来讲，早期主要是教会刊物，1857年墨海书馆伟烈亚力出版了中文期刊《六合丛谈》， 1868年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为《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的重要媒介。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自办的各种期刊兴起，其中一些期刊主要是为了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如1896年成立于上海的《时务报》，其发行量及影响力超过教会刊物。此外，上海还有大量的报纸，除了刊登新闻、文艺性文章之外，也刊登了一些西方学术和思想的文章，如1872年西商美查创办的《申报》成为清末民国重要的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为主，但也刊登一些有关西方思想的报道以及读者对于中西文化讨论的文章。
以上出版机构、期刊杂志、报纸等媒体翻译的西学书籍、文章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科技文明、教育理念、史地知识、科普知识打开了一扇世界窗口，也为小说家构想未来理想社会提供了想象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