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小说家群体的地域渊源

到了清末民初，上海作为新兴商业城市以其优越的物质条件、高度繁荣的文化、发达的商业和娱乐业以及广阔的发展舞台，使全国各地的文人不约而同地先后汇集于上海，上海也因此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和文学创作中心，因此上海如磁铁般地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说家。叶中强在《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一书中把这段时间先后聚集上海的文人分为四个时段、四种状貌：其一是自19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一批江浙文人，如江苏甫里的王韬、吴县的贝青乔，宝山（今属上海）的蒋敦复、浙江海宁的李善兰、诸暨的姚燮等，他们或佣书西人机构，或设馆中西家庭，或任职洋务厂局。第二批是19世纪70年代至1905年，随着沪上日渐兴盛的报刊、杂志等印刷媒体的出现，一大批文人陆续入沪，包括钱昕伯、何桂笙、吴趼人、韩邦庆、孙玉声、邹弢、李伯元、欧阳钜元、曾朴、包天笑等。他们立足报刊媒体，办报、编刊、译书、著述，从士林“末途”逐渐走向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身份标识的“正业”。三是自民国前后至1919年“五四”，沪上繁荣的书报刊业和租界生态，集合了一批南社诗人、“鸳鸯蝴蝶派”作家和“同光体”诗人。四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上海成了各路文人的竞逐之地。 ^[2] 由此叶中强得出结论：“上述文人迁徙的历史图绘，不仅呈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要素的一种地域流向，复亦见证了中国文人从乡土中国走向近代都会，从 ‘仕途经济’走向职业空间，从 ‘庙堂知识分子’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利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 ^[3] 清末民初，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上海，不仅是一种地域空间的迁徙，也是其生存空间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对于这时期小说家的文学创作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小说家群体地域构成

本书所说的“小说家群体”，是特指清末民初小说中描写到上海或北京的小说家。清末民初，小说发表的主要阵地是上海，因此，在上海地区发表作品的小说家基本囊括了全国大部分小说家。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与诗文的正统地位相差甚远，因此很大一部分小说家以笔名或匿名发表，其真实姓名、地域籍贯及生平经历都无从考察。有些作家虽不能确定名字和生平，但从小说的序言和笔名能推断出作家的籍贯，也列在下面表格中，如《京华艳史》的作者标明为“中原浪子”，但在第一回中开篇写道：“现在新兴是打麻将，光景不久要在俺乃宁波人之上……”从这句话中“俺乃宁波人”可猜测出作者为宁波人。下表重点查考清末民初写到上海、北京的小说家的地域构成及京沪生活经验。

据表2-1不完全统计，从籍贯地域来看，清末民初写到北京、上海的小说家主要有36人，其中，上海本籍和江苏地区的作家构成了主要的人群，其次是浙江和广东。其中上海本籍的小说家有6人，江苏地区的有17人，浙江地区的有7人，广东地区的2人，其他地区的2人。所谓的上海籍作家，主要是按照现在的行政范围来划分，把当时隶属于江苏省松江府同一行政区域的七个县，华亭、上海、青浦、娄县、奉贤、金山、南汇，统称为上海地区。因为这七个县在行政关系方面同隶属一府，地域距离也比较接近。1842年，上海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为了便于对清末民初上海小说家的地域构成做细致分析，上表特意把松江府所下辖七县的小说家从江苏省独立出来，单独考察。

从小说家地域来源来看，小说家主要来源于江浙一带。因为天时地利的原因，上海周边地区来上海谋生的人数特别多。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一书中的《新闻记者开场》一文中提道：“那个时期，上海报馆里松江人最多，上海县亦属于松江府也。” ^[4] 在《息楼》一文中也提道：“青浦距上海甚近，因此来上海的人很多。上海新闻界中，青浦人也不少。” ^[5]

二 小说家群体来沪因缘

大批文人之所以选择来上海谋生，各有其原因，在来沪前其人生经历也各不相同。

（一）生计艰难，被迫出外谋生

清末高产作者吴趼人的人生经历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一个缩影。关于吴趼人的经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的经历有其自身许多影子。吴趼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其家乡广东南海佛山镇度过的，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其父亲常年在外为官，16岁时其父病逝于浙江宁波的官署。家庭的重担一下子降落到家中的唯一男性吴趼人身上。为了维持家庭生计，17岁时吴趼人不得不到外谋生，因为有同乡在上海开茶庄，吴趼人便到上海谋生。而与吴趼人有类似经历的小说家还有很多，迫于生计而到上海来谋生，如李伯元、欧阳钜元等都属于这类。《邻女语》的作者连梦青同样是迫于生存危机来上海寻求机会，连梦青与沈虞希同为天津《日日新闻》主持人方药雨之友。沈曾以朝中事告诉方药雨，方药雨作为报社主持人便把此事揭诸报端，触怒孝钦皇后，严究泄露者，沈被捕，杖毙，株连至连梦青，因此连梦青被迫离开北京逃到上海，卖文为生。

（二）尝试改变读书人的传统谋生方式

在清末以前，对于未能跻身于仕途的读书人，处馆教书是一种普遍且传统的谋生之途。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不仅对其自己的人生经历有详细的叙述，并回忆了同时代的诸多文人、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经历，从中可以大致看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包天笑在《移居上海之始》一文中写到，他于1906年夏历二月中旬移居上海，此时正好是30岁，来上海之前的包天笑有过哪些经历？包天笑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直到17岁结束了学业生涯。迫于生计，17岁开始在家开门授徒，18岁当西席老夫子，之后主要是在苏州处馆为生：“我还是脱不了那个教书生涯，在廿一岁的时候，又馆在城南侍其巷的程宅去了。” ^[6] 包天笑回忆：“我结婚那年，还馆于尤氏，虽心厌教书生涯，但无别的出路” ^[7] ，可见，当时读书人的主要谋生途径是教书，在来上海前，他还办过木刻杂志《励学编译》和《苏州白话报》。之后他先后在上海几个译书处担任编辑、校对等工作。译书处倒闭之后又被推荐到山东青州府中学堂担任督抚（相当于校长），也兼教员。从青州中学堂辞职后便到上海，一边在《时报》担任编辑，一边从事翻译及写作，从而开始了他长期移居上海的生活：“我从十七岁踏出了学堂门，为了生计问题，奔走衣食，所就的职业种类，可也不算少。但是都没有悠久性，少或一年，多至三年，又顾而之他。只有在上海的《时报》，为期可算最长。……服务至十四年之久。” ^[8] 因此，从包天笑的经历来看，他在长期移居上海之前，曾坐馆、办过短期的杂志和报刊，担任译书处的编辑和校对，担任过学堂的督抚和教员，其中译书处设在上海。由此可见，只有上海提供的工作机会最适合他。包天笑的回忆反映出那个时代所有年轻读书人的窘境，当他在上海工作的译书处倒闭后：“回到苏州，做什么呢？还是处馆教书吗？要谋生计，在苏州更无出路。” ^[9] 处馆成为传统读书人维持生计的一个重要出路。但是上海发达的传媒产业却为这些传统读书人提供了一条新的谋生之道。

（三）科举落第，仕途无望

科举求仕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理想进身之阶。清末的不少读书人也试图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但当他们在科举和仕途历经坎坷之后，一些读书人便毅然放弃，转而到上海谋生。韩邦庆从小在邑习制举业，考取秀才，但屡次考举人不第，之后寓居上海，卖文为生。邹弢家庭贫寒，青年时期到苏州师从表叔学习词章之学，为其后在上海从事报刊编辑及文字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之后，他曾十秋闱试，皆遭摒弃。迫于生计，到沪谋生。李伯元祖籍江苏武进，1867年生于山东，三岁丧父，山东不仅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的成长地。李伯元多才多艺，少年时代就考取秀才，但始终未能考中举人。直到26岁李伯元一家随伯父回到江苏，卜居常州市青果巷，迫于生计，他到上海谋生。曾朴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亲曾在京城为官，青年时期的曾朴跟随父亲在京，但仕途却屡屡不顺，最后放弃京官之路，到上海谋求发展。而在清末民初如韩邦庆、邹弢等人科举不顺而又别无他路的读书人大有人在，他们最后选择到上海卖文为生。

从上海小说家来沪前经历可知，清末民初的小说家大部分是迫于生计而来上海谋生的。这种家乡成长经历以及来沪前的种种经历使小说家在体验以及观照上海时带着复杂的心理。 BYZ02XGXrYY0rAKSbhCOKhgBdAMRQO8oXkwgToAPjiPmCQgYrflh93pMT3Jkvc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