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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理性限度进行反思的第一人是休谟——他对必然性的怀疑本质上就是对理性主义所追求的严格的宇宙性逻辑网络的否定，但第一波以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理性主义的冲击，是发生在德国的新教虔敬运动。虔敬运动作为理性主义的反对，“特别强调精神生活，蔑视求知，蔑视庆典和一切形式的东西，蔑视排场和仪式，特别强调受苦的人类个体灵魂与造物主之间的个别关系。”
依据这个描述，虔敬派无疑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但它的诉求是正当的：将个人从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人所具有的非理性的因素归还于人。这种非理性因素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来自当时德国人民内心中的逃避态度：“当通往人类自我完善的自然之径被堵塞时，人们便会逃向自我、沉溺于自我，建立一个外在厄运无法侵入的内心世界。”
向内的精神追求是向外个体实现道路之不可得的替代。正是在外在实现方面的受挫，促使思想家们以内倾的生活方式来表达对当时代的社会环境的不公的抗拒。既然外在环境不允许自由地生活与创造，那么他们只能在精神上、信仰上来寻找自由之可能。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思想界的重心转向论证个体自由之可能。在《启蒙的时代》一书中，伯林指出在18世纪中叶，德国人开始表现自己的情感，他们“反对法国人的世界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种关于个人、传统、和习俗——后来又扩大到种族、语言、教会、国家——的独特性及其无法衡量的、无法分析的、性质上的差异所具有的重要性概念”
。这种思考与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人基于英国的经验论发展出来、成功瓦解了既存秩序的神学、政治和道德的基础的唯物论不同。但它同样也不是理性主义的，毋宁说它是反理性主义的。
伯林认为，第一个在德国学界具有深厚影响的反抗理性主义的学者是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哈曼是康德的同乡，也是康德的论辩对手。他在文章中表达了对休谟的观点的认同，并指出生活的很多方面并不能通过科学式的概念思维被把握。概念和范畴是一般性的，它只能表达事物的普遍状态而不能涵盖事物和人的特殊之处，因此，当科学被运用在人类社会时，就会导致官僚主义等一系列不公正的和可怕的结果。基于对理性主义的反对与对个体性和特殊性的强调，哈曼极力推崇创造在个体生活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创造是一种难以形容，不可言传、无法分析的个人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人们在自然界上印上自己的痕迹。创造是任凭自己的意志驰骋，说自己想说的话，诉说自己内心的想法以及那些无法逾越的障碍”
。哈曼希望借由创造个体能够实现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包括意志自由、精神自由、表达自由和行动自由。在创造活动中，并不会出现无法逾越的障碍。结合他的理论的背景，我们能够将这个“障碍”理解为逻辑或者理性附加在人的身上的束缚。理性，在哈曼的观念中，是扼杀活力、浇灭热情、消灭丰富的感官生活的刽子手。因此，以自由对抗理性，人会重新获得真正的行动能力和真实的生活力量。
一种真实的生活，断然不是理性所主导的分离的生活。按照理性主义的原则，概念与生活相分离，灵魂与身体相分离，语言与思想相分离。因此，以创造为手段所实现的自由的生活，应该是一种统一的、联合的生活。正如歌德用以概括哈曼的思想所说的那样：“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源于他自身力量的联合，所有的分离都应该被否定。”
从哈曼这些不成体系却简单有力的抗议中，隐约能够看出，对理性主义的反抗终会落在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上。这个问题在后来构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题：自由与必然性的统一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之间的差别为主题来为自由之可能性辩护。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一种因果必然性的决定论，在其中，原子的行动轨迹是既定的，不存在偏斜之可能。这种不可能性就是自由的不可能性。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引入了偶然与自由的因素。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按直线运动的过程中会偶然地偏离既定轨道，将自己从直线中解放出来。并且这种偏离并不是单一原子的行为，而是所有原子都能够并且将会发生的，因为每一个原子都具有自由意志。
伊壁鸠鲁将原子偏斜说用来解释社会政治生活，赋予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以自由意志与精神，以期将个体从必然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接纳了伊壁鸠鲁的这个观点，并在他的社会理论中将之发扬光大。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马克思如何物尽其用地利用伊壁鸠鲁的原子理论，而是伊壁鸠鲁在当时提出自由问题的社会背景。
在当时，马其顿帝国入侵古希腊，在古希腊建立起了强权的政治秩序；被强权所统治的希腊人民陷入悲惨的生活境地。在政治上想摆脱被统治的必然性的要求，促使当时的思想家发展一种理论来为这种要求的合法性辩护。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恰好承担了这个任务。因此，可以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服务于个体摆脱必然性，远离强权统治的理论目的。能与个体的必然命运相对抗的，就是个体本身所具有的自由。
对照这个背景，再回过头来看德国以虔敬运动为代表的对理性主义的反抗，就会发现，当时德国的思想环境与伊壁鸠鲁生活时期的古希腊十分相似。作为30年战争的主要战场，德国在经济上遭受了极其惨烈的破坏，民不聊生；在政治上诸侯割据，德意志王国陷入四分五裂。一直没有从战争的伤痛中缓和过来的德国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又遭遇到来自已经先于自己进入近代的英法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经济和政治上的，还来自文化上的。相较于法国，德国的文化“没有中心，没有活力，没有骄傲，没有进步、变化和权威的意识”
。理性的专制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数学、艺术甚至宗教生活都按照必然性的原则建立和发展，审美苍白化，生活格式化，思想僵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虔敬运动就是对建立在非神秘性的认识论和逻辑推理之上的井然秩序的信念的反击，是对理性主义的正面反抗，“它主张认真研习《圣经》，推崇人和上帝之间的个别关系，蔑视排场和仪式，特别强调受苦的人类个体灵魂与造物主之间的个别关系”
。对个体性、人类个体灵魂的特殊性的强调，本质上是以一种转向个人的内倾的思维方式来回避文化整体的落后，以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对个体能力的推崇最终的核心概念就是自由。
作为哈曼的崇拜者，提出表白主义的赫尔德，就是其中的一个有力量的人物。赫尔德的表白主义作为一种相对主义冲击了理性绝对主义的大厦。赫尔德认为康德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低估了语言的地位，而语言是理解种种人类经验的关键。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特别的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的独一无二性只有通过作为它的载体的语言才能够得到理解。赫尔德从表白主义推导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文化重心。这意味着，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建立在理解了它的重心与追求的基础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规定了当时当地各自的核心价值。因此，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人，对于该如何生活，如何做人，对于什么是善恶、什么是好坏、什么是美丑的认定都不同。因此，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观念能够或者说应该统辖所有的人。人们应该尊重彼此的文化，尊重在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尊重人追求自己生长于其中的文化所设定的价值。对文化的多样性的宽容，等同于对不同的人生最高价值的平等地位的承认。这便是对理性所追求的整齐划一的反抗。在另一方面，对不同族群的文化价值的肯定，蕴含了这样一个结论：“每个人类群体都应该为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而奋斗，或者说，为了他们的传统而奋斗。每个人都属于他所在的群体。作为一个人，他应该说出他认为是真的真理。对每个人而言，他所相信的真理都是绝对正确的。”
不同的价值和传统赋予个体自由追求其所认为的真理的合法性，亦即对个体意志自由以及行动自由的承认。人并不是构筑理性大厦的标准划一的砖块，相反，他具有独立的、特定的思想，具有去实践和实现这种思想的自由能力。赫尔德这种以个体对抗理性的恒久法则的观念，使得他被认为是开启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锋之一，他赋予了浪漫主义或以思想或以行动抵制理性主义的整齐划一的个性。然而，对自由的追求，在当时并不是浪漫主义的专利。可以说，比浪漫主义的自由观念更具影响力的，是康德的自由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