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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提到自由二字，我的心马上敞开，开出花来；而一旦说到必然性这个词，我的心就开始痛苦地痉挛。
——费希特
18世纪六七十年代启蒙运动方兴未艾，启蒙主义相信，存在某些客观的、始终如一的和固定不变的实体，这些实体就是永恒的真理、永恒的制度和永恒的价值，它们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都是适用的。这种理性主义的信念柏拉图最早通过他的理想国表达了出来，在启蒙时期则通过系统性的科学和数学而获得表达。比如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莱布尼茨和牛顿的数学体系。
理性主义的这种追求在18世纪前半叶的确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文化在各个方面的蓬勃发展，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推进，反对启蒙运动和绝对理性主义的声音开始出现。科学技术和知识的进步似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相反，知识武装了人类，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却使人类在自然面前有恃无恐，在道德上变得堕落。社会的不公平随着启蒙得到揭示和加强；非神秘性的认识论导致信仰缺失。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对理性的过度信任和推崇，导致了对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方面的忽视。因此，对理性的批判和反思的结果呈现出一种对道德和信仰的回归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自由问题逐渐成为理性争论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