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毛林林的博士学位论文《费希特自由体系及其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影响》修改完成交由出版社出版，邀我作序，作为她的导师，自不能辞。

该书稿所讨论的主题是费希特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属于近年来学界关注度颇高的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因而，关于这个主题，不能不从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始终难以超脱的问题谈起。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超脱，在于这一关系问题绝不仅仅是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而是更为根本地深切关系到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自身的发展倾向和特征。德国古典哲学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进展进程，这一时期有一大批哲学家登上了哲学舞台，涌现了一大批哲学明星，而其中最耀眼的则至少有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但有意思的是，在不同时期人们谈论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所涉及的却并非这一哲学家群体，而是往往将关注点集中在某一位哲学家身上，似乎是在让明星们轮流登场、各领风骚，以便能够更为突出地让观者感受其各自独特的耀眼星光，且这出场的顺序亦并非明星们成名的先后顺序，而是有点“颠三倒四”地让各个明星出现在学术场上的聚光灯之下。在这当中，率先登场的不是“首战成名”的康德，而是“大器晚成”的黑格尔，而后才轮到康德这位开创者，费希特则是登场为时不久，至于其后的谢林，则似乎还未排上“档期”。但迟到的登场，却也并不意味着其存在的不重要，或许是有着更为重要的深层关联，只是不及炫耀的表观易于看到罢了。

黑格尔之所以率先登场，自然是因为他与马克思的关联最为直接，马克思自己也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过，当德国知识界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之时，他要公开承认他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在《资本论》价值理论一章中，有意地“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这就足以让研究者认定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联最为密切，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最大最为深刻。但马克思也说过，“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还说过，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既然马克思自认是黑格尔的学生，且要把其辩证法“倒过来”，那么，马克思在哲学辩证法上的变革，便是简单地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即将黑格尔辩证法的运动主体“绝对精神”置换为“物质”即可。这一被视为马克思哲学之革命性的“颠倒”的结果，便是由第二国际理论家开端，在苏联教科书中发展为体系性的，迄今尚在流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这种简单得有如儿戏的“革命”的结果，便是辩证法变成了机械决定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这种决定论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以否定性著称的辩证法，竟在这里全然丧失了能动性。

这种丧失了否定性的“辩证法”，在面对“十月革命”这一按照既往所理解的“规律”无法解释的事件之时，便丧失了其位置，而为一种新的对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所取代。这便是由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开创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之思潮。这一阐释的根本之点是绕过费尔巴哈，反对那种“过高地估计了费尔巴哈作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介作用”的观点，而以“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作为该书“许多论述的基础” 。由于该书的主题为“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而这一“物化”概念又与不久后公开发表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主导性范畴“异化”概念“暗合”，故而，卢卡奇的这一阐释进路，可以说是黑格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的最“高亮”时刻，一时间风靡了全世界，特别是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被称为20世纪“四大哲学思潮”之一的流派，雄霸西方左翼思想界数十年之久。不仅如此，这种黑格尔主义阐释进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亦产生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其能动论与决定论内在张力的推动下，逐步走向了将“实践唯物主义”规定为“历史唯物主义”，以便以类似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方式，通过历史进展达于主客体统一，从而解决理论的内在张力问题。至此可以说，黑格尔主义的阐释方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之中已成为占据主导性的进路。

毫无疑问，从卢卡奇开端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对于纠正自第二国际以来在对马克思哲学阐释中抹杀能动性的机械决定论阐释方式的理论偏向，自是贡献良多，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种阐释方式亦留下了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反对机械决定论进路上，却又走向了另一种决定论——历史目的论。这是说，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这种诉诸历史进展过程以克服矛盾的理论进路，实际上是以隐晦的方式预设了一种历史目的论，而正如人们早就指出的那样，决定论与目的论其实不过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而已，尽管两者看上去正相反对，即一者认为是过去决定了当下，一者则认为是未来即预设的目的决定了当下，但两极相通，都是全然取消了人的能动地创造历史的任何可能性。对此，如果人们说这是在“前门”赶走了机械决定论之“虎”，却又在“后门”放进了历史目的论之“狼”，当亦不为过。显而易见，这类决定论哲学是与马克思关于首要的问题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的哲学主张完全不相容的，因为改变世界必以世界的可改变性即某种意义上兼容人的能动性的非决定论为前提。因此，必须改变这种决定论阐释，而改变之途自然便在于找到黑格尔主义的要害之所在。这要害便是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所指出的：“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 与这种从无限的东西出发相对立，马克思赞成费尔巴哈从“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存在出发，即从作为“对象性存在物”的人和自然出发。但费尔巴哈只将人理解为“对象性存在”，全然忽略了人之能动性本质，因而，马克思也改造了费尔巴哈“人是对象性存在”的命题，将人理解为“对象性活动”。马克思由此既超越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对能动性的抽象发挥，同时亦超越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之对能动性的忽略。这样一来，马克思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了同样是既肯定人的能动性又肯定人的有限性的康德哲学。正缘于此，笔者近些年来才倡导一种对马克思哲学的“后黑格尔主义”的“近康德阐释”。这里所谓“近”者，有两重含义：一是作为“动词”，缘于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之支配地位，使得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偏离了正道，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中毒”，故而以康德哲学作为“解毒剂”，而通过向康德哲学“拉近”而为之“解毒”；另一重则是作为“形容词”，指明马克思哲学在关于主体作为有限的能动性存在物这一出发点上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更近于康德。

但说马克思哲学更近于康德哲学，这时长期以来在黑格尔主义历史目的论浸润之下将德国古典哲学，甚至整个世界哲学的进展视为一个指向黑格尔哲学这一最高目的的流行观念来说，自然难以接受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李泽厚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言命题：“一般说来，我们既要康德，又要黑格尔。不过，假如一定要我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的话，那我的回答就是：要康德，不要黑格尔” ，便被归结为一个直言命题“只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并受到持续多年的批评。在近年来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讨论中，人们对“近康德阐释”的批评也是往往不顾提出者所强调的“近康德阐释的限度”，而将“近”字去掉，归化为更易驳斥的“康德式阐释”，从而便简单地借助黑格尔哲学在当今学界之权势而轻易地将之贬为谬说。这种简单化的批评诚然能够“一招致命”地将论敌打翻在地，但却也无助于理论的进展，甚至往往是阻塞了前行的通路。面对此等令人哭笑不得的被扭曲成了“黑粉”与“康粉”比拼的思想胶着状态，走出困境的方略只能是深化“近康德阐释”，即更为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而所谓“更为深入”的一个关节点，便是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古典哲学所发生变化的关节点。这里首先便是费希特哲学。费希特哲学绝不是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目的论式地从康德走向黑格尔的一个“台阶”，而是自有其独立的理论进路：诚如亨利希所言，在康德之后的这一哲学进展过程，并非“一系列决定性的体系改进”，而是“我们有三种重要的可供选择的立场：康德的立场、后期费希特的立场和黑格尔的立场”。这个独特的理论立场，笔者以为正是深化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一个关节点。康德虽然真切地把握住了近现代哲学对人是什么的追问这一核心问题，但却不得不将理性与意志，或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分，而以二元论方式呈现，这使得其后继者不得不以某种绝对性的主体来克服之。费希特以自我设定自身、自我设定非我、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之统一来加以解决。在这里，自我是能动者，非我则是受动的被设定者。尽管费希特意欲消除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但作为康德哲学的继承者，他却不可能不对主体之外的存在有所言说。费希特甚至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之所以为他所是的东西，首先不是因为他存在，而是因为在他之外有某种东西。经验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对我们赋有的某种使命的意识，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和将来在适当的地点也将证明的那样，除非以某种非我为前提，是不可能的成立的。这种非我必定影响经验自我意识的受动能力，我们把这种能力叫做感性。” 然而，由于非我只是自我之设定物，因而便并无全然独立于自我之存在地位。这种做法，是既希望保留康德的物自体功能而又不承担这一功能所可能导致的二元论后果，但却也未必不能将之视为对于马克思的“人是对象性活动”命题的启发者，即直接从费希特的第三命题出发，将人“自我”视为与其“非我”对象的“共在”。就此而言，在关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讨论中，费希特的登场也就有其内在的理论必然性了。

关于费希特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笔者多年前的一个念想。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读研之时，正处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方兴未艾之际，感受到这一大讨论的思想解放之激情和理论上的诸多困惑，便拟仿照费希特之以“本原行动”构造范畴体系之进路，而以“实践活动”的展开方式去推演“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毫无悬念地，这一理论“狂想”因自身的理论素养不足而被导师所断然否定。虽然此后的岁月中也多次想对费希特做些研究，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缘由，终究未能付诸实施。好在2013年毛林林在谢永康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费希特主体间性思想论析》后，经免试推荐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并愿意以费希特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为题继续她的费希特哲学研究，算是帮我了却一个学术心愿。毛林林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前，已对费希特有了一些研究，且亦掌握了德语，随后又赴德国哈勒大学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访学两年，这为她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然，关于费希特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界已有了一些研究，但毛林林还是借助在德学习之便，比较充分地利用新发掘出来的费希特的手稿和讲课笔记，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知识学》，探讨了费希特思想的发展变化，并通过考察后来的谢林、黑格尔对费希特的批判，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对费希特思想的复活，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费希特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特别是费希特对马克思实践观念的影响。论文在答辩时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并获评南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随后又获准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立项。该书便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结项成果。作为导师，我为她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祝愿她在学术研究的路上稳步前进，获得更高的成就。

此为序。

王南湜
壬寅年春日于津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