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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其《词与物》中，探讨了16世纪以来近代知识的基本模式，研究了知识模式对于知识建构的影响力。他认为，西方近代知识的建构及其特征，是西方人特定“知识模式”的产物。 [1] 由此可见，我们绝不能低估模式对于知识建构的影响力。自从近代以来，人类进入思想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也显得异常繁荣。人类自近代以来在思维发展史上出现了众多的模式上的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思维模式在近现代的突破性发展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政治哲学在发展内容上的巨大改变，某些与古典政治哲学迥然有别的思想纷纷出场并且脱颖而出。
人们可以通过研究近代以来的思维模式的发展状况，来重新审视西方政治哲学思维模式的突破性发展的认识论根源。也许人们难以具体地说明为什么某种十分精彩的思想会出现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某个阶段，为什么在近代之后有关权力、普遍权利、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等全新的政治哲学概念会如泉水般涌出，为什么尽管诞生了罗尔斯的正义论，西方政治哲学在整个20世纪呈现出的仍是一种衰败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