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正是带着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与解答，我们不仅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类思维模式上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对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的认识论影响，而且也对西方政治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困境的认识论根源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总体而言，思维模式、政治思维模式以及政治哲学的发展状况之间形成了一种链条关系：思维模式影响政治思维模式的发展，而政治思维模式又对政治哲学的发展状况产生直接的影响。在20世纪，由于缺乏来自思维模式方面的革命性变化，致使政治思维模式同样陷入困顿之中，而这也便导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整体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超越19世纪，它们所延续的仍然是19世纪及其之前的有关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等问题的争论。
近代以前，认识史的发展经历了异常曲折的过程。哲学产生之初，哲学家们对主体的认识能力抱有天真的信念，满怀信心地相信人类的智慧能够找出世界的本原，进而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但是，在认识的过程中，主体把握客体的复杂性很快就暴露出来了。一般而论，自近代以来，人类在思维模式上首先进行的是事实与价值的理性分离，这次分离的主要意义在于使科学与宗教分离开来，从而使科学有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主体与客体的理性分离是近代思维模式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分离，这次分离使人类最终完成了主体性建构；个体与整体的理性分离是近代思维模式史上最为深刻的一次分离，这次分离不仅巩固了主体与客体的理性分离的成果，而且也使张扬个性成为可能；理论与实践的理性分离则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来完成的。
近代思维模式史上首先发生的便是事实与价值的理性分离，在近代之前西方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和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2] 这种“思维着的悟性”以当时的实验科学方法为其特征，在思维方式上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以它为尺度所进行的理性批判的结果是关于知识、事实、真理的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倾向，以及关于价值问题的意志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倾向。科学、知识、事实、真理仅仅被理解为可以用实验科学方式加以经验验证和逻辑论证的东西，而价值（如伦理、宗教的问题）则被看作是与科学无关的东西，在这里不能应用事实、真理、标准等概念。从此以后，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逐渐走向对立，成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领域。
近代以前的认识史，主要是关于主体之外的客体的认知。而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则主要转向主体对认识自身的反省研究，一方面可以说构成了认识史中的反省的认识阶段，另一方面则可以说构成了认识史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真正形成阶段。主体对自身认识进行反省研究，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积极结果是：一方面，由于人类的认识主体意识得以确立，而且人类的主体意识得到了高扬，因此，众多的认识领域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类的主体性不再受到包裹、遮蔽，围绕着人类的主体性而展开的社会理论体系得到了迅速地建立与发展。但这种理性分离也带来不利的后果：二元论成为了日后的一大难题。
当亚里士多德极力强调人是政治动物时，在他那里，个体实际上是融入整体之中的，是缺乏自身独立性的。个体与整体不相分离这种思维模式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达到了顶峰。在中世纪，个体只是神的奴婢，是缺乏其独立的人格与尊严的，但正是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引发了人们对个体与整体关系的深入思考，并为个体与整体的理性分离做了铺垫。
近代社会是以张扬个性，追求个体自由和人权为开端的，因此，关于个体与整体相分离的构想在近代早期就得到了确立。但是，这种构想以思维模式的形式固定下来，却是经过了莱布尼兹的“单子说”等一系列尝试之后，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解决。在《逻辑学》一书中，黑格尔这样评述莱布尼兹的“单子说”，他写道：“莱布尼茨的观念论比较是处于抽象概念的界限以内的——他所想象的东西——单子，本质上是观念的。想象是一个自为之有，规定性在想象中不是界限，因此也就不是实有，而仅仅是环节。想象固然也同样是较具体的规定，但在这里并没有比观念性更多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一般无意识的东西也是有想象的、知觉的。所以在这个体系中，他又被取消了，精神与肉体或一般单子都不是彼此互为他物，它们不彼此设立界限，彼此互不影响；总之，一个实有以之为基础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多样性只是观念的、内在的，单子在这里只是与自身有关系，变化只在单子以内发展，没有单子与其他事物的关系。” [3]
从这段评述中可以看到，莱布尼兹的“单子说”在极力强调个体存在意义的同时，却将整体予以了否定。莱布尼兹眼中的个体不是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个体，而是以否定整体为前提的个体，因此，这种个体是没有“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的个体。
当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一’作为否定物的自身关系，是在进行规定” [4] “多个的一这样把自身建立为一个一，就是吸引时” [5] ，他正是通过辩证的思维处理而在将个体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承认了整体的存在。在黑格尔那里，个体的存在并不是以否定整体的存在为前提的，而且并没有因为个体的存在而让整体的存在失去可能；相反，整体正是在对个体予以承认的过程中而使自己一并被承认下来。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这种理性分离，成为了日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与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对峙的导火线。
近代以来，伴随着前面三大理性分离的出现，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类通过大机器生产创造出了许多人间奇迹，致使人类的实践观领域也随之发生了最深刻的思想变革。实践（意指行动）一词早在古希腊早期就已出现，但只是直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概念才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反思人类行为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开山人物，在他的实践哲学中，所谓实践主要是指有别于理论的人的活动，因此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最早从理论与实践的区别中来把握实践的学者。但应当看到的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是科学的观察和‘沉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是‘神性的’，因为它既无生活需求的束缚，又不以人事为目的，而只求分享神性。至于‘实践’，则主要是指与生活劳动相区别的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 [6]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实践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可以看作一种伦理哲学，它从现实的人的伦理存在出发，力求对人的实践行为要素和结构进行深入分析。
应当说，理论与实践在理性上的真正分离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而它的最终完成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马克思不仅明确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7] 作为现代实践观的完成者，马克思不仅利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性地界定了实践，将实践定义为“人的感性活动”，而且还从本体论意义上界定了实践，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正因为实践的本质得到了确立，因此，实践与理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分离格局。尽管这种思维模式中的理性分离格局，最终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得到了辩证的统一，但是人们却明确地看到了实践与理论之间是可以被分离开来的。经过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思想铺垫，以及马克思的辩证理解，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从本质上说，实践是具有独立于理论的存在意义的，而且实践是比理论更重要、更根本的存在；人的理论必须依靠实践来证明自身，实践是人的认识能力得以提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