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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所谓远因而言，几乎每一次战争的爆发根源，都可以回溯到上次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说，上次战争的‘果’会变成下次战争的‘因’，这样循环下去，永无已时。事实上，又并非经常如此单纯，不过，专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这种解释却可以说是相当正确。”
两次世界大战只间隔短短20年的时间，交战双方阵营变化不大，并且都是以德国为首的一方战败而结束，以致有人将其视为一次现代版的“三十年战争”，两次大战则分别是上、下两个半场。两个半场之间的“休战期”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阶段，既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解决而遗留下来的诸多矛盾，又有战后新出现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各方力量兴起、各种矛盾交织、多种问题错综复杂。为维护和平，人们作出了各种努力，其中，推进德国裁军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尝试。但对德裁军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德国居然还重整军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提供了必要条件。德国的军备问题涵盖整个“休战期”，是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难题。
为此，英、法、美、苏及国联都作出了各种努力与尝试，相继参与解决该问题。随着国际局势发展变化以及各主导者国力的兴衰，国际社会处理德国军备问题的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从停战谈判到巴黎和会。（2）战后初期英、法主导阶段。（3）20年代中后期国联主导阶段。（4）30年代初期世界裁军大会时期。（5）希特勒上台之后的阶段。上述每一阶段因主导者不同，其政策、理念各不相同，解决军备问题各有侧重。同时，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各国的外交政策也会有起伏变化，难以达成共识，缺乏持续合作。对德裁军一方面表现得比较强硬、缺乏弹性，另一方面，对德国履行裁军义务状况却没有进行严密监督，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以致德国裁军问题被拖延、遗留下来。及至希特勒上台后，国际社会不仅没有解决裁军问题，面对重整军备的挑战更是表现得软弱无力，自欺欺人，最后只能听之任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彪悍的德国军队、强劲的日耳曼战斗精神、雄厚的综合国力都给协约国和美国等参战国留下深刻印象。更可怕的是，战后德国并没有被摧毁，随时具备再次发动战争的巨大潜力，其军备力量自然成为国际焦点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削弱德国军备、防止德国东山再起是各战胜国共同的要求。“自从斯特莱斯曼时代起，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主要就依靠裁军问题的解决。”
到了30年代，德国军备问题则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心议题。与其密切相关的不仅有法国、英国、美国、苏联等大国，还有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如果以德国军备问题为圆心，前三个国家对该问题的关切程度与其国家利益的密切程度恰似三个同心圆依次向外排列。而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比较特殊，恰似德国突破三个同心圆而打入的一个楔子。20年代中后期，国际联盟曾力图主导解决裁军问题以彰显其“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的宗旨，但实际上却为各大国进行争斗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舞台。德国军备问题因此更加复杂、多变、难以解决。
法国与德国军备问题的关系最为密切，位于第一层同心圆。作为战胜国，法国却无力单独对抗德国，导致对其安全保障过度追求。《凡尔赛和约》虽削弱了德国，但鲁尔地区还留在德国人手里，在人口和工业实力方面仍然超过法国；协约国和美国对莱茵地区的占领也是有期限的；法国又失去了俄国这个东方最重要的军事同盟。法国对安全的追求并没有得到全面满足，为此，它设立了三重保障：一是寻求英、美帮助。在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同一天，法国与英国、美国签订了《英国和法国关于未经挑衅而受德国侵略时援助法国的条约》。
在建立永久性的莱茵和军事边界的要求遭到盟国拒绝后，法国想通过与战时盟国签订条约来寻求额外的安全作为一种补充。英国议会批准了《英法互助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否决了《凡尔赛和约》以及所有其他条约，英国的互助义务也因此失效。“对法国来说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从凡尔赛体系里给去掉了”。
二是占领莱茵兰，该地区实现非军事化。但占领莱茵兰有期限，法国不可能无限期驻军。三是迫使德国裁军。实现普遍裁军，特别是德国裁军被法国视为保证其战后和平与安全的最有效措施。“法国的安全需要在军事上维持德国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待遇才能维持；否则德国在人力与资源上的实力均优于法国，势必会凌驾其上。”
基辛格一语道破了德国裁军对于法国安全保障的重要性。
而且，法国认为德国因其浓厚的军国主义精神，实行物质裁军只是裁军的必要前提，而附着于战争机器之上的军国主义精神更需要拆除。据此，法国提出了“精神裁军”概念。“精神裁军反映了法国面对战后挑战的独一无二的视角”， [4] 其基本假设是德国的威胁持续存在，《停战协议》《凡尔赛和约》都没有消除德国威胁。为此，战后初期法国在“协约国军事控制委员会”（IMCC）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法国的“精神裁军”政策没有明确的对象，泛化为反对德国的所有军备、反对德国军备平等权利，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具体化。更重要的是，它对安全的过度追求使得战后裁军问题困难重重，法国率领波兰、捷克、比利时等小协约国代表多次在国联、裁军会议上反复强调对安全的需求是裁军的一个先决条件。国联成员国因此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些人认为裁军将带来安全的增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先增加安全然后再裁军。法国一直反对德国提出的军备平等要求，并将所有裁军问题的失误都归结为对德“精神裁军”的缺失。到了世界裁军会议时期，由于法国国力衰落，英、美实行绥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法国在裁军会议上孤掌难鸣，其裁军政策、裁军计划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基本丧失了解决德国裁军问题的主导权。
希特勒大规模重整军备对法国构成了现实威胁，法国一方面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却表现得软弱无力和自欺欺人。此时，法国政府和军方出现了分歧。参谋部表示愿意进行一场防御性战争，只要法国军队愿意打仗，但还有个前提即要得到英国、美国、意大利的适当支持，而政府中只有外交部长保罗-邦库尔一人表示支持军方采取行动。等到德国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时，法国军方首先怀疑自己能否战胜德国军队，虽然他们曾制定过多个战争计划，但精力大多用于修建“马其诺防线”，军队中充斥着大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本应淘汰的过时武器。政府则一心要得到英国的明确态度而犹豫不决，恰好大选在即，政府也就趁势放任不顾。“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民主的不真实性没有比这一回暴露得更彻底了。”
英国位于同心圆的第二层。巴黎和会期间，它对德国军备问题的关注程度处于美、法之间，英国虽然不如法国那么迫切，却也赞成德国裁减与限制军备，并与法、美等国共同起草、制订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德国裁军的所有条款。英国对德裁军主要关注于“物质裁军”，强调消除德国的军事装备以及军事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极力防止出现任何一个可能打破欧陆均势的国家，很不幸，法国被视为打破欧陆均势的主要威胁，而德国却被视为平衡法国的重要力量。
由于国情差异，英、法两国对于德国裁军的侧重也有所不同。英国为向法国施压，便宣布大幅减少地面部队，这向来不是英国国防的主力，但不减少海军，因为海军是其安全之所恃。而德国的工业实力及人口都超出法国太多，法国便完全要仰赖陆军常备军比德国多出许多才安心。英、法因德国裁军政策的差异拉大了英、法间的嫌隙。在IMCC、国联裁军委员会以及世界裁军会议中，英国一方面与法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另一方面，抵制法国严格的裁军要求，或明或暗地支持德国。
对于德国秘密重整军备一事，英国基本采取了视而不见的默许态度。一方面，英国比较同情德国的境遇，认为《凡尔赛和约》过分苛刻，应该作出一些修改，据此，承认其军备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尽力保持欧洲大陆力量均衡，防止法国过分强大，转而扶植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大规模重整军备，英国不愿意采取武力手段制止，恰逢和平主义运动高涨，民众也不愿意支持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政府采取了两手政策，首先是绥靖政策，试图“同法国达成一项共同政策，用法律约束和控制德国的军备”
。英国因此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力图约束德国，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即是该政策的代表作；其次才是重整军备政策，只作为绥靖政策可能失败后的一个补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外交决策者从信奉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回归到“孤立主义”常态，对欧洲事务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和德国军备问题的关系似乎最为遥远。其实，美国的裁军政策在《十四点计划》中已经阐述得比较明确：充分互相保证，各国军备必须裁减至符合国内安全的最低限度。
巴黎和会期间，美国代表塔斯克·布利斯将军与英、法等国的军方代表就德国裁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协商谈判，参与制定了《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盟约》关于德国裁军的条款。威尔逊总统为回应对德国实行单方面裁军的批评，给《国际联盟盟约》第五部分增加了如下序言：为使所有各国之军备可以普遍限制起见，德国允诺严格遵守下列陆军、海军及航空条款。
[5]
据此，德国裁军与普遍裁军之间具有了类似契约般的关系及道义责任。美国虽然赞成普遍裁军，但随后的共和党政府“回归常态”的孤立主义心理又促使美国政府极力避免承担任何国际义务。
因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关于德国裁军的一系列构想也随之搁置，但裁军问题还是经常被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裁军政策主要受两个问题影响：一是国内高涨的和平主义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内就出现了抵制战争、反对参战的和平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经战火的人们更加确信，世界大战是因为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导致军备过剩而发生，因此，只有裁减与限制军备才能够确保和平。1921年底，美国主持召开了华盛顿会议，美、英、日、法、意五国就限制海军军备达成了协议。
在美国的倡导下，1927年日内瓦裁减海军军备会议、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相继召开，裁军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二是受战债与战争赔偿问题影响。美国希望战后欧洲经济特别是德国经济能够得到恢复与发展，唯其如此，德国才能支付协约国的赔款，协约国才能支付美国的战债。有鉴于此，美国支持普遍裁军，反对欧洲国家将钱花费在武器上，从而节省美国纳税人的钱包。
到了30年代，美国担心欧洲国家重整军备有可能再次引发世界大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德国裁军的政策、主张，力图主导解决该问题。世界裁军会议期间，美国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质量裁军计划》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不幸的是，该计划因英国反对而没有通过。当纳粹德国公开大规模重整军备时，美国决策者采取绥靖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短视和失误，没有及时制止德国的行为。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样被凡尔赛体系排斥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德国军备问题的关系最为特殊。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包围、封锁下，苏联需要寻找突破口，目标就是同样急需盟友、打破封锁的德国。热那亚会议期间，苏、德双方一拍即合，在苏俄代表团驻地拉巴洛签订了《拉巴洛协定》，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同时开启了两国的秘密军事合作。德国利用德苏军事合作突破了国际社会对其裁军的层层包围圈，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裁军义务、保存了军事实力，而且还实验新式武器，训练军事人员。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开始公开大规模重整军备，制造、实验各种新式武器。
与此同时，苏联正积极筹划与英、法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要求德国国防军关闭所有在苏联的工厂，德、苏之间为期10年的秘密军事合作正式画上了句号。苏联政府对于纳粹政府的性质及其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认识一直比较清醒，但1936—1938年，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军队是该运动的重灾区，被清洗的红军军官达1/10以上，大批年轻、有才华的指挥官被清洗，很多人的“罪名”是与德国合作，充当德国间谍。
国际联盟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大型国际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实现普遍裁军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国联主导解决裁军问题不仅可以彰显国联宗旨，而且顺应了战后和平发展的潮流。因此，裁军一度成为20年代中后期国际关系、国联外交的关键词。“在1922年到1933年的十二年中，裁军问题一直是国联的目标和活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不论国联在发展会员国、防止战争、解决争端、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取得怎样的进展，舆论和国联最忠诚的支持者们首先要用一种考验来判断它的成就，那就是裁军问题。”
曾任国联副秘书长的华尔脱斯如此评价裁军在国联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德国裁军被视为实现普遍裁军的前提与基础，为此，《国际联盟盟约》对德国裁军问题作出过相关规定，行政院先后成立了常设委员会、混合委员会，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德国裁军问题，并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德国政府通过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国，不仅恢复了大国地位，而且利用国联架空了“协约国裁军委员会”（IMCC），并强烈要求拥有军备平等权利。国联主导的裁军进程表明，参与解决裁军问题的国家越多，意见分歧就越大，问题越变得难以解决。到了30年代末期，国联面对德国重整军备的挑战无能为力，国际社会只好另起炉灶，努力构建集体安全体系。国联主导解决德国军备问题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也是其备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无论国际社会制订出多么完美的裁军政策，如果失去战败国的诚意与合作，任何裁军措施都将难以贯彻执行，裁军计划就有可能失败。德国作为被裁军对象，其履行裁军义务、落实裁军措施的态度自然成为裁军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的最关键环节。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历经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两个阶段，两个政权对德裁军问题的态度、政策既有所区别，也有相同之处。《凡尔赛和约》关于德国军备的限制激起了德国人的强烈反对，而法国对于安全的过度追求在德国民众看来就是拿破仑扩张主义的复活。因此，抵制《凡尔赛和约》、对抗裁军、反对法国成为战后德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20年代初，协约国对德国裁军状况的检查与监督比较严密，德国在抵制裁军义务的同时也被迫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履行政策”。
随着德国国力的逐渐恢复以及不断增强，加强其军备力量的欲望自然也随之高涨。因此，德国政府在履行裁军义务的同时，也有计划、有步骤地重整军备，其军备政策主要内容：（1）重建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组建起一支少而精的军队。（2）与苏联秘密进行军事合作。自《拉巴洛协定》始，德苏之间的秘密军事合作长达10年之久。（3）要求军备的平等权利。“或者协约国裁军至德国的水平，或者允许德国的军备恢复到他们的军备水平。” [6] 德国要求的军备平等主要是通过裁减其邻国，尤其是法国的军备来实现的。据此，战后德国人坚决要求协约国履行普遍裁军的诺言，如果协约国不按照《国际联盟盟约》规定进行裁军，那么就应该允许德国具有同等的军事力量，德国重整军备因此也是自由的。德国政府通过比较高超的谋略、灵活的外交手段基本达到了目的，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军备调整的走向。（4）公开大规模重整军备。希特勒上台后，重新整军备战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战争阴云密布的形势下，裁减军备已不合时宜，各国的军事政策逐步调整为整军备战，但速度、规模都落后于德国。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历史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人的预料，协约国的裁军政策对德国来说竟是一个意外的福音。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获得的军事优势是因为它不仅淘汰了大批过时、陈旧的武器，而且原有的精锐部队与时俱进，具备最新的军事思想，能够适应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装备精良、机动灵活、战斗力超强的德国国防军出乎意料地崛起了，德国的军备力量再次重返世界一流水平，它发动的“闪击战”数月之内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所向披靡，将昔日的战胜国逐一碾压在战轮之下。
[1] 裁军在目标上比军控要远大得多，裁军假设武器会导致战争，因此寻求减少武器的数量作为减少战争可能性的手段；军备控制则是试图通过稳定国与国之间的军事竞争来减少战争的机会，减少相互恐惧。参见Christopher，J.Lamb， How to Think About Arms Control ， Disarmament ， and Defense ，New Jersey：Prentice-Hall，Inc，1988，pp.19-20。
[2] Christopher，J.Lamb， How to Think About Arms Control ， Disarmament ， and Defense ，p.xv.
[3] Andrew Webster，“The Transnational Dream；Politicians，Diplomats and Soldiers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Disarmament，1920-1938”，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14 Issue 04，November 2005，p.494.
[4] Andrew Barros，“Disarmament as a Weapon：Anglo—French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s of Enforcing German Disarmament，1919-28”， The Jour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29.No.2，April 2006.p.302.
[5] Richard J.Shuster， The Diplomacy of Disarmament ： Allied Military Control in Germany ， 1920-1931 ，p.36.另参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137页。
[6] J.W.Wheeler-Bennett， The Disarmament Deadlock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