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代以来，受各种利益驱动、多种因素影响，各大国之间的军备扩张与竞赛愈演愈烈，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权力斗争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每次战争过后，世人痛定思痛，裁减各国军备成为防止战争的最主要手段。德国作为近代欧洲崛起的新兴大国曾参与和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其军备问题自然备受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限制德国军队、裁减德国军备被视为防止战争、保证战后和平的主要手段之一。为此，英、法、美、苏，以及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都积极参与，试图解决德国裁军问题。而德国政府在履行裁军义务的同时，重建军队、与苏联秘密进行军事合作，力图重整军备。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相继退出了裁军大会和国联，公开大规模重整军备，战争策源地在欧洲出现。国际社会对德裁军与德国重整军备几乎同时进行，极大影响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军备力量调整的方向。

英、法、美、苏、国联以及德国围绕军备问题展开的一系列合作与争斗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表现为裁军问题，到了30年代重整军备问题日益突出。德国重整军备被普遍视为国际裁军运动失败的最主要标志，却不能据此推论说裁军失败导致了重整军备，不能因重整军备而抹杀裁军的意义。但德国裁军之举的确蒙蔽了世人，不仅导致各国军备力量松弛，而且扫清了德国重整军备的一系列障碍。国际社会在处理德国军备问题的过程中，拓展了国际关系的内涵，丰富了战后重建秩序、国家重构的理论与实践，深化了世人对战争、对和平的认知。其经验、教训不仅对当时的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于当今世界如何更好地维护和平与发展，如何正确看待裁军、军备竞赛以及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都有着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009年9月21日，第28个“国际和平日”（International Day of Peace），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全球发出呼吁：“我们必须裁军，我们必须拥有和平。”201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则授予了非政府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时至今日，裁军仍被视为实现和平的前提条件之一，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人们从未放弃实现普遍裁军的美好愿望。但正如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所说：“裁军努力的历史是一部失败多成功少的历史。失败和成功都揭示了裁军作为一种保障国际秩序与和平的方法所提出的根本问题。” 为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世人不懈地探索解决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军备竞赛与裁减军备的历史始终伴随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历程。” ^[1]

目前，学术界对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军备问题还缺乏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究其原因，军备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深受当时及后世的国际形势、大国政治左右。学术研究自然受其影响，具体表现为：（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世人谴责之前做过的一切裁军努力，包括《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召开的一系列裁军会议、达成的裁军协议因此都失去了意义。（2）参与解决该问题的行为主体比较复杂，既包括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有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这些国家及国际组织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军备理念、军备政策，并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参与解决德国军备问题，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与合作，没有形成稳定持续的政策、措施。学术界对散于国联以及各国的相关档案、文件缺乏系统梳理与全面研究。（3）德国军备问题一方面受两次大战之间特殊的国际形势影响；另一方面，军备问题还与德国国内复杂多变的政局密切相关，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德国内部各党派纷争不断，各届政府履行裁军义务、重整军备的政策起伏不定，变动不居。（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分别被纳入两大阵营，冷战对峙之下，两个德国都重新武装化，之前的军备问题自然被束之高阁，无从谈及。

世人关于裁军问题、重整军备问题的论述早已存在，军事史学者大多集中于战时战略，对于如何构建战后和平不太关注；而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则更多专注于和平会议的政治问题，却忽视了裁军、重整军备等军事问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极大的破坏力使得德国裁军问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即已被关注，到了20世纪30年代，重整军备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国外学术界研究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军备问题的专著比较丰富，但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能够查到的学术专著、论文并不是很多。首先，关于两次大战之间世界裁军问题的研究。曾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通讯秘书的历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是一位研究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史的专家，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裁军问题、重整军备问题一直比较关注。写于1931年的《洛迦诺会议以来的裁军和安全问题，1925—1931年》 ^[2] 一书论述了自洛迦诺会议至世界裁军大会召开之前，欧洲面临的裁军和安全问题，详细论述了洛迦诺会议的过程及后来召开的一系列关于裁军问题、欧洲安全问题的国际会议，记述了会议期间各国的裁军政策以及围绕德国裁军问题进行的外交争斗。惠勒-贝内特认为，裁军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日后讨论的技术基础和政治前提。对即将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他抱有比较积极的预期，但同时也清醒地指出，这一切“仅取决于德国的善意以及法国能够接受的程度” ^[3] 。1934年，惠勒-贝内特出版了另一部著作《裁军的僵局》 ^[4] 。对刚刚结束的裁军大会，他不无惋惜地写道：“世界裁军大会的历史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它错过了很好的机会，善意的建议被误解。它是我们这代人过去15年所遭受的第二个最大的幻灭。” ^[5] 书中详尽记述了国际裁军会议的缘起、开幕、讨论、休会、复会及最终结束的全过程；重点论述、分析了英国、美国各自提出的裁军计划以及大会因德国代表提出的军备平等权利问题进行的争论。惠勒-贝内特两部著作前后相继，内容上都以裁军问题，特别是德国裁军为研究对象，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和权威的论述。惠勒-贝内特的《慕尼黑——悲剧的序幕》对英、法、美的绥靖政策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与分析，书中也涉及各大国重整军备的情况，该书已有中译本。

英国女学者卡洛琳·J.基钦的《英国与日内瓦裁军会议：以国际史为视角的研究》 ^[6] 一书从国际史的视角对裁军问题及裁军大会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分析。她首先回顾了1919—1934年期间，裁军问题对欧洲外交产生的影响，接着，论述了裁军会议期间美国提出的《胡佛计划》、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的态度，分析了“四月悲剧”出现的原因；记述了各国代表为使德国重返裁军大会作出的各种努力；重点论述分析了英国提出的《麦克唐纳计划》以及法国代表的修改意见。结论部分，作者分析总结了英国代表在裁军会议上的失误，认为英国外交存在着试图充当法、德之间“诚实的掮客”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中不可能成功的冲突，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历届政府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25年张伯伦主导了洛迦诺会议，不幸的是，原本是促进国际关系进步的一系列洛迦诺文件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却严重阻碍了裁军问题的解决。最后，总结英国裁军政策的失败原因及其结果，“裁军会议的失败将是一个无法衡量的灾难，但他们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去阻止灾难的发生” ^[7] 。

曾担任过英国裁军代表罗伯特·塞西尔子爵助理的菲利浦·诺埃尔-贝克既是一位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作为见证者，其著作《第一次国际裁军会议，1932—1933及其为何失败》 ^[8] 包含了他对会议的提案、插曲及其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件的回忆。该书对世界裁军大会，主要是各国围绕德国裁军问题展开的外交争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重点论述分析了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否决《胡佛计划》的过程及其原因，基本勾勒出世界裁军大会的全貌，为研究德国裁军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丰富的资料。

其次，关于德国重整军备的研究。例如，塞缪尔·米查姆的《国防军的兴起：德国军事力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9] 该书第一部分详细记述了30年代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包括希特勒与国防军的合作，装甲师、空军的建立及其扩大、训练，德军占领莱茵非军事区的过程等，为研究德国重整军备提供了比较详实的资料。罗伯特·奥尼尔的《德国军队与纳粹党（1933—1939）》 ^[10] 比较详细地论述分析了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军队从合作到被控制，直至纳粹化的过程。该书为研究纳粹德国重整军备、蓄谋发动战争的过程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史料。威廉·戴斯特的《国防军与德国重整军备》 ^[11] 一书侧重论述分析纳粹德国陆、海、空各军种的发展及其军事战略。E.M.罗伯逊的《希特勒的战前政策与军事计划（1933—1939）》 ^[12] 虽然比较简短，但重点论述分析了希特勒在发动战争之前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军事战略，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配合，是一部研究纳粹德国外交、军事政策的著作。

爱德华·班尼特的著作《德国重整军备与西方（1932—1933）》 ^[13] 时间断限很短，从国际政治角度详细地论述分析了德国重整军备产生的政治影响；英、法、美在裁军会议上相应的对策及其失败；希特勒重整军备、谋划战争的过程。克里斯多夫·普利斯的《英国、美国与1930年代的重整军备：失败的代价》 ^[14] 着重论述英、美两国面对德国重整军备采取的政策，从经济角度分析英、美出现绥靖政策的原因。格哈特·温伯格的《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1933—1936年）》已经有了中译本，该书对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重整军备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资源。詹姆斯·列弗的《绥靖与重整军备，英国（1936—1939）》 ^[15] 一书论述分析了30年代后期英国实行绥靖与重整军备两手政策的失败及其原因，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德各大国重整军备政策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观点。迈克尔·哈斯邱的《国防军，1935—1945：希特勒德国的真实事件与人物》 ^[16] 以及蒂姆·李普利的《国防军：二战期间的德国军队（1939—1945）》 ^[17] 都包括了大量国防军的数据、图表、地图、照片等，为研究纳粹德国军队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图文资料。

再次，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局势与德国裁军问题的研究。其代表学者是国际军控专家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其博士论文《裁军的外交政策：协约国对德国的军事控制（1920—1931）》 ^[18] 专门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比等协约国对德国裁军问题的政策、措施。详细论述了英、法、比等协约国销毁德国的战争物资生产能力，削减其军事力量，摧毁其军事要塞的政策及其过程；分析了英、法两国不同的裁军理念，双方既合作又争斗的政策不仅极大影响了处理德国裁军问题的成效，而且拉大了两国之间的嫌隙。《一战后的德国裁军：国际武器核查（1920—1931）》 ^[19] 是理查德·舒斯特的另一部著作。首先，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建立的裁军及军控机构、组织制度；接着，详细描述了1920—1922年协约国核查德国裁军的过程，论述分析了1923—1924年鲁尔危机及其后重启裁军核查的过程，以及1927—1931年裁军的结束过程。舒斯特两部著作的内容有些雷同、重复，都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裁军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以及可资借鉴的观点。

博伊尔·爱德华的博士论文《法国、英国和德国裁军：1919—1927》 ^[20] 也比较详细地论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法、英等协约国对德国裁军问题的政策、措施。爱德华认为，协约国为了换取德国合作，在裁军问题上的屈服削弱了他们对德国裁军问题的关注。协约国相信实现裁军的希望不在于具体执行《凡尔赛和约》条款，而在于德国内部民主力量的增长。欧洲政治家们对于德国在20年代的裁军成效比较满意。但裁军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协约国执行裁军的时间越久，就越有义务修正《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而德国并不想与凡尔赛体系协调，特别是它的东部边境问题。等到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之时，重建一个和平、非军事化德国的机会也几乎丧失殆尽。德国裁军的最终结果是促使其在30年代建立起一支更先进的国防军，而这正是德国裁军最大的悲剧。 ^[21] 研究两次大战之间欧洲局势的一些著作也涉及德国军备问题，例如，萨拉·施泰纳的《熄灭的理想：欧洲国际关系史（1919—1933）》 ^[22] 、W.M.乔丹的《英国、法国与德国问题（1918—1939）》 ^[23] 等著作，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关于国联处理军备问题，特别是德国军备问题的研究。曾担任过国联副秘书长的英国人华尔脱斯对国联短暂的历史进行过比较全面、客观的记述，其著作《国际联盟史》是研究国联如何主导解决德国军备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劳合·乔治的曾外孙女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一书，详细描述、分析了巴黎和会期间英、法、美围绕着包括德国军备问题在内的几个主要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争斗及其产生的后果和影响。

1941年，美国女学者玛格丽特·E.伯顿出版了《国际联盟大会》。 ^[24] 书中详细记述了国联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为研究裁军、日内瓦会议、德国裁军等问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英国学者F.S.瑙思琦的《国际联盟：它的历程与时代（1920—1946）》 ^[25] 中的第六章专门论述分析了裁军问题特别是德国裁军问题。开篇瑙思琦写道，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事情比《盟约》第8条规定的“必然减缩各本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小限度”耗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接着，作者详细记述了国联为解决德国裁军问题进行的各种尝试，总结了国联集体安全体系失败的原因。 ^[26] 最后，简单论述了德国重整军备对国联产生的影响。

另外，一些有关两次大战之间德苏关系的著作也涉及了德国军备问题。苏联著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涅克里奇的著作《贱民、同伴、掠夺者：德—苏关系（1922—1941）》，在1996年由格雷戈里·弗里兹翻译成英文出版。 ^[27] 其中，第一章详细记述了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进行的秘密军事合作。第二章重点论述德国在苏联境内开办的军事学校、设立的军工厂、建立的军事设施等，为研究德苏军事合作以及德国重整军备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R.H.黑格主编的《魏玛时期的德—苏关系：必要的友谊》 ^[28] 一书包含很多裁军和重整军备的内容，记述了德、苏两个“凡尔赛弃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如何从经济合作到恢复外交关系，直至进行秘密军事合作的过程；分析了随着欧洲局势的发展，德苏友谊出现的一些问题；论述了希特勒上台后，德苏友谊结束的过程。该书为研究德苏秘密军事合作、德国重整军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

爱德华·卡尔的著作《两次大战之间的德—苏关系（1919—1939）》 ^[29] 首先阐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革命、波兰问题对德、苏两国关系的影响。接着，论述德、苏签订《拉巴洛条约》的过程，分析了斯特莱斯曼政府在协约国与苏联之间进行协调、平衡的外交政策，以及希特勒上台后德、苏合作的结束。哈维·戴克的《魏玛共和国与苏联，1926—1933：对其脆弱外交关系的研究》 ^[30] 一书重点研究从洛迦诺会议后至希特勒上台前德、苏之间不稳定的外交关系，包含了很多德、苏之间军事合作的内容。库尔特·罗森鲍姆的《共同的命运：德—苏外交关系（1922—1928）》 ^[31] 以20年代德、苏外交关系为研究对象，对双方军事合作、德国重整军备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上述著作再加上一些学术论文以及网上相关资料，基本能够梳理出20—30年代德、苏军事合作的发展脉络以及德国重整军备的情况。

回顾学术史发现，西方学术界对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军备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1.将德国裁军、重整军备作为两个问题分别进行研究；2.只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某一阶段的德国裁军问题，或者是重整军备问题进行了研究；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苏等国外交的角度研究欧洲局势与德国裁军问题、重整军备问题的关系。上述三个视角的研究既没有将德国裁军与重整军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也没有梳理清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际社会对德裁军的过程以及德国在履行裁军义务的同时如何实现重整军备的历史脉络，对英、法、美、苏等大国的外部因素与德国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对军备问题产生影响的探究比较缺乏，更没有揭示德国军备问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与发展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内在关联。

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们对于战争的性质、战略谋划的作用认识得比较深刻，却通常比较轻视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出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受其影响，中国学者对于军备问题的历史研究一直相对落后。目前，因相关资料比较缺乏与零散，我国学术界对于两次大战之间德国裁军问题、重整军备问题的研究都比较薄弱，尚未出现专门的学术著作，只有一些相关的论文涉及该问题。一些研究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史、世界裁军大会的专著对德国军备问题有所论述。例如，郑寅达的《第三帝国史》《德国纳粹运动与纳粹专政》《德国史》，陈从阳的《美国因素与魏玛共和国的兴衰》，鲁静的《美国与1932—1934年世界裁军会议》等。一些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的论文集、专著对德国军备问题也有所涉及，例如，齐世荣的《绥靖政策研究》、钮先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杜清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国际军备控制》等。

现代网络技术为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来源。本书试图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以德国外交档案、美国外交档案为依据，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军备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分析英、法、美、苏、国联各自主张的军备政策，德国政府履行裁军义务的政策以及重整军备的政策；探究裁军与重整军备的相互关系、内在规律及其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裁军与军备竞赛的未来发展趋势等。

本书从文本解读入手，利用《德国外交档案，1918—1945年》进行研究，该档案被西方学术界视为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外交政策最全面、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只能查阅到有限的几卷，其中，C辑第一卷、第二卷包括有关德国军备问题的原始档案，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阿尔玛·卢坎斯编辑的巴黎和会历史与档案集《德国代表在巴黎和会》 ^[32] 包含一些关于和会期间德国裁军问题的原始档案。罗德里克·斯塔克尔伯格和莎莉·温克勒主编的《纳粹德国原始资料选集》 ^[33] 也有一些纳粹德国裁军以及重整军备的原始档案。通过网络也可以查阅到相关资料，例如，Feldgrau.com是一家德国军事历史在线研究网站，该网站主要提供1918—1945年有关德国军队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相关论文。美国国务院公布的375卷《美国外交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在网络上也能查阅到，其中1932年第一卷、1933年第一卷、1934年第一卷中都有大量的世界裁军会议档案。尤里·迪亚克夫、塔基杨娜·巴舒耶娃依据苏联档案摘编的《红军与国防军：德国如何军事化了苏联，1922—1933，以及通向法西斯之路》 ^[34] 中有大量关于德苏军事合作的原始档案资料。此外，20—30年代曾经关注、参与该问题的各国外交官、政治家的回忆录、传记、著作等私人文件也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真实、详细的资料。

本书主要采用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力求准确解读档案资料，在一系列零散的史料之间建立逻辑联系。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军事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用归纳、总结、对比分析等方法，全面系统梳理、论述分析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军备问题的缘起、演变、影响，国际社会针对德国裁军问题举行的一系列裁军会议，进行的裁军谈判，制定、实施的一系列裁军政策以及德国的重整军备、扩军备战的过程、结果、影响，对比分析国际社会对德裁军的强硬政策与应对德国重整军备挑战时的软弱表现的深层原因。总之，本书既有经验性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处理德国军备问题的失误之处；又包括批判性研究，分析裁军失败的原因，以及裁军、重整军备和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还有建设性研究，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处理裁军问题、重整军备问题；以及前瞻性研究，揭示裁军、军备竞赛的未来发展趋势。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如下几点：在研究视角上，将裹挟在国际裁军、重整军备问题以及欧洲关系史之中的德国裁军问题、重整军备问题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将裁军、重整军备作为军备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系统梳理、综合研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对德裁军与德国重整军备几乎同时进行，这不仅决定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军备的状况与发展方向，而且对德裁军为德国重整军备扫清了障碍，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进程。

研究内容方面，将德国军备问题与两次大战爆发前特殊的国际背景，特别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国际军备竞赛、裁军问题、欧美大国的外交争斗、各国民众心理等联系起来，探讨德国国内政局以及英、法、美、苏、国联等外部因素对解决军备问题的影响；系统梳理国际社会对军备问题的认知、解决该问题的政策演变过程；论述分析国际社会对德裁军失败的原因以及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及其影响；探究裁军、重整军备与战争、与和平的互动关系。除了历史学研究外，还涉及国际政治学、国际法学、军事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方面有较大拓展。

组织材料方面，德国军备问题一方面涉及两次大战之间英、法、美、苏等大国的外交政策、裁军主张、军备政策，本书为此搜集了有关各方资料；另一方面，它更关涉德国国内的政局。“除了德国是唯一例外，欧洲各国都没有把再打一场世界大战看成是赖以解决其面临的任何难题的可设想的答案。局部的战争和冲突、特定的侵略行为或颠覆企图、引起敌对行动的失算——这一切都曾是可设想的，其中大多确已发生了。但如果德国没有采取主动，对于各国当时的人们来说，另一场世界规模的浩劫，仍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德国对外政策的进程，就成了阐明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明显的资料组织原则。” 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德国军备问题的德文资料，笔者已经搜集了一些被译成英文的德文档案。

结构上，除前言外，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首先，厘定“裁减军备”与“重整军备”这对既彼此对立，有时又互为因果的概念。其次，分析影响军备力量调整的诸种因素。再次，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苏、国联与德国军备问题的关系、各自发挥的作用及其政策、措施。最后，简述德国政府的军备政策，其裁军政策、措施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裁军运动的走向，而德国的重整军备政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四章。第二章主要论述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的军备竞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国际社会关于德国裁军问题的谈判与规定。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英、法等协约国解决德国裁军问题的政策；20年代中后期国联主导解决德国裁军问题的政策、措施；论述分析了20年代德国的军备政策，包括重建军队、与苏联秘密进行军事合作的政策、措施。第四章首先论述分析了世界裁军会议期间，国际社会围绕德国裁军问题进行的一系列外交争斗。其次，论述分析希特勒上台后纳粹政府的军备政策，包括应对裁军问题的政策及其重整军备政策。最后，论述分析面对德国重整军备的挑战，英、法、美的应对政策以及它们各自的重整军备政策；论述分析德国重占莱茵非军事区与战争策源地在欧洲的出现。

第三部分是第五章结语，首先，论述、分析国际社会处理德国军备问题失败的诸多原因；其次，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备竞赛与裁军运动的发展、演变，分析国际政治、新军事革命对军备竞赛、裁军运动的影响。最后，揭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军备问题的启示，及其对于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借鉴意义。

[1] Boyle，Tomas Edward， France ， Great Britain ， and German Disarmament ： 1919-1927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PH.D.，1972，p. vi.

[2] John.W.Wheeler-Bennett，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since Locarno ， 1925-1931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2.

[3] John.W.Wheeler-Bennett，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since Locarno ， 1925-1931 ，p.353.

[4] John.W.Wheeler-Bennett， The Disarmament Deadlock ，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TD，1934.

[5] 第一个最大的幻灭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建立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秩序的愿望因巴黎和会而毁灭。惠勒-贝内特回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试图通过逐步修正《凡尔赛和约》，建立起一个平等、妥协的欧洲秩序，在此基础上容纳一个新德国。为此，协约国尽量满足先是拉特瑙，然后是斯特莱斯曼，直至布吕宁德国历届政府。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第二个幻灭。参见John.W.Wheeler-Bennett， The Disarmament Deadlock ，p.ix。

[6] Carolyn J.Kitching， Britain and the Geneva Disarmament Conference ：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algrave Macmillan，2003.

[7] Carolyn J.Kitching， Britain and the Geneva Disarmament Conference ：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203.

[8] Philip Noel-Baker， The First World Disarmament Conference 1932-1933 and Why It Failed ，Oxford：Pergamon Press，1979.

[9] Samuel W.Mitcham Jr.， The Rise of the Wehrmacht ： The German Armed Forces and World War II ，London：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8.

[10] Robert J. O'Neill， 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 1933-1939 ，London：Cassell，1966.

[11] Wilhelm Deist， The Wehrmacht and German Rearmament ，St Antony's，1981.

[12] E.M.Robertson， Hitler ' s Pre - War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s 1933-1939 ，Longmans，1963.

[13] Edward W.Bennett， 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West ， 1932-1933 ，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14] Christopher Price， Britain ， America and Rearmament in the 1930 s ： The Cost of Failure ，Palgrave，2001.

[15] James P.Levy， Appeasement and Rearmament ， Britain ， 1936-1939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6.

[16] Michael E.Haskew， The Wehrmacht ， 1935-1945 ， The Essential Facts and Figures for Hitler ' s Germany ，London：Amber Book，2011.

[17] Tim Riplet， The Wehrmacht ： The German Army of World War II ， 1939-1945 ，New York：Fitzroy Dearborn，2003.

[18] Richard J.Shuster， The Diplomacy of Disarmament ： Allied Military Control in Germany ， 1920-1931 ，Clark University，PH.D.，1988.

[19] Richard J.Shuster， German Disarmament after World War I ： The Diplomacy of International Arm Inspection 1920-1931 ，London：Routledge，2006.

[20] Boyle，Tomas Edward， France ， Great Britain ， and German Disarmament ： 1919-1927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PH.D.，1972.

[21] Boyle，Tomas Edward， France ， Great Britain ， and German Disarmament ： 1919-1927 ，pp.198-200.

[22] Zara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 1919-1933 ，Oxford Uni.Press，2005.

[23] W.M.Jordan， Great Britain ， France ， and the German Problem 1918—1939 ， A Study of Anglo — France Relations in the Making and Maintenance of the Versailles Settl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3.

[24] Margaret E.Burton， The Assembl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Chicago：The Uni.Press，1941.

[25] F.S.Northedge， The League of Nations ： Its Life and Times ， 1920-1946 ，New York：Leicester Uni.Press，1986.

[26] 1.大多数的法国政治家们并不信任日内瓦游戏规则。2.英国甚至在重新武装的德国即将发动进攻之时也没有表现出将帮助其盟友法国的迹象。3.国联的主要成员国都负有一定责任，因建议多分歧大无法达成让每一个国家都满意的协议。参见F.S.Northedge， The League of Nations ： Its Life and Times ， 1920-1946 ，pp.113-116。

[27] Aleksandr M. Nekrich， Pariahs ， Partners ， Predators ： German — Soviet Relations ， 1922-1941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28] Haigh，et al， German — Soviet Relations in the Weimar Era ： Friendship from Necessity ，Gower：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85.

[29] Edward Carr， German — Sovie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 1919-19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

[30] Harvey Leonard Dyck， Weimar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1926-1933 ， A Study in Diplomatic Instability ，London：Chatto and Windus Ltd，1966.

[31] Kurt Rosenbaum， Community of Fate ， German - 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 1922-1928 ，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5.

[32] Alma Luckau， The German Delegation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Columbia Uni.Press，1941.

[33] Roderick Stackeberg and Sally A.Winkle， 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 ， An Anthology of Text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

[34] Yuri Dyakov， The Red Army and the Wehrmacht ： How the Soviets Militarized Germany ， 1922-1933 ， and Paved the War for Fascism ，Prometheus Book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