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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都要置对方于死地，取得全面的胜利。为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最残酷、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过大的伤亡违背了战争的初衷，也激起各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战争期间，交战双方也曾彼此试探过能否停战，甚至有发出和平照会的举动。自1916年12月，同盟国与协约国就和平建议相互往来了几次外交照会
，终因双方对和平的前提、条件的要求相去甚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以“中立”的第三方角色向交战双方公开提出和平建议，呼吁尽快结束战争。然而，协约国、同盟国都表示和平是有条件的。协约国提出了战后赔偿、改组欧洲、领土调整、少数民族、消除普鲁士军国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德国军方则坚持以吞并作为战争目标
，他们干扰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努力。在战场上交战双方陷入胶着、难分胜负的困境，和平谈判遥遥无期。
但战争的拖延与残酷使得裁减军备、限制使用某些武器再次成为交战双方不得不面对的问题。1917年6月26日，偏安在罗马的天主教教皇贝尼迪克特十五世派特使向贝特曼递交了教皇的一封信。教皇在信中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调停，并通过特使传递其主张：解放比利时看作是同德国进行和谈的先决条件。贝特曼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比利时，但教皇的外交人员却得到一个印象，德国政府将会愿意作出这样一种让步。
8月1日，贝尼迪克特十五世发出了和平建议：“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于情势而只限于一般言词。我们现在愿意提出更具体、更实际的建议。”教皇解释他的建议“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不屈从于任何交战国的提议和利益，而完全是由于我们作为信徒们的共同慈父的最高责任感所激动，完全是由于我们的孩子们恳求我们进行干预和讲出代表人道和理智之声的和平言语的情意所激动。”为此，教皇明确提出：“提供一个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基础。第一，最根本的一点必须是，武装的物质力量让位给公理的道义力量。从而大家按照在维持每一个国家的公共秩序所必要和足够的限度加以确实的规定和担保，对于同时和共同裁减军备，达成一个公正的协议；然后，按照共同协商的规则，并在对任何拒绝将国际问题提付仲裁或拒绝接受仲裁的国家应实行制裁条件下，建立具有和平解决纠纷的高度作用的制裁制度，以代替武力。”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呼吁交战双方裁减军备最明确的一次国际调解，但协约国并没有接受教皇的“慈爱”，认为教皇有意偏袒同盟国而拒绝了和平建议。协约国的态度反过来更坚定了鲁登道夫的决心，“这场战争只能通过胜负来决定”
。
11月7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8日，苏俄政府宣布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呼吁尽快结束战争，倡导签订没有割地、没有赔款的《和平法令》。欧洲各交战国早已厌战的民众、热爱和平的各阶层人士对此都报以积极评价和热烈拥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决定公开沙俄及临时政府同英、法等国签订的秘密条约。
为抵消《和平法令》的巨大影响，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国会发表被称为《十四点计划》的演讲，公布了美国的战争目标及和平纲领。随后，李普曼等人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官方注解。其中，第四点提出了战后裁军的计划：充分相互保证，各国军备必须裁减至符合维持国内安全的最低限度。对于“国内安全”的解释是，显然不仅是指维持国内的治安，而且是指保卫领土、抵抗侵略。如果军备的贮存超过了这个水平，那就违反了此项建议的意志。关于互相的保证是什么，或者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从未确定过。有必要采取一个总的原则，然后组织某种国际调查委员会，为执行此一原则而准备详细的计划。
《十四点计划》关于国际军备力量、国际裁军的计划及其解释被纳入后来《停战协定》以及《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之中。
1918年初，德国依然拥有全面的军事优势，特别是俄国爆发革命退出战争之后，德国从此解脱了两线作战的困境，从东线抽调出33个师50万兵力对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这场大战被称为“皇帝会战”，试图复活已经停滞的《施利芬计划》。“因为被冠以德皇之名，即使对这场大战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争先恐后参与其中。”
当皇帝向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授以最高荣誉勋章并且还明确地与滑铁卢的胜利相比照时，德国人民相信已胜利在握。1918年秋，协约国领导人普遍认为战争可能要拖延至1919年，甚至到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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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德国即将取得胜利的局面立刻化为乌有，因为美国参战了。3月，大批美军开始前往欧洲参战，与他们同船到达的还有一种比战争死亡率还高的病毒——西班牙流感。
6月24日，已经与英国秘密接触过的外交国务秘书冯·屈尔曼在国会上说：“从这场结盟战争的巨大规模来看……通过单纯的军事决定而不借助一切外交谈判几乎不能期望结束战争。”
屈尔曼的讲话惹怒了鲁登道夫，随后他把屈尔曼赶下了台。7月15日，鲁登道夫命令发动第四次攻势，以47个师和强大炮兵在兰斯河两岸投入战斗。此次攻势因有投诚者泄密，两天后便夭折。7月17日鲁登道夫命令中止“大会战”。7月18日，法军向防守马恩河的德军发动进攻，经过一周激战，迫使德军退到马恩河对岸。到7月底，德军继续后退至马恩河附近地带，德军死伤2.5万人，法军则付出了四倍的代价。法军却士气大振，因为15万美军士兵已经到达法国。
8月8日，由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组成的协约国兵团发动坦克突袭战，突破了德军在圣昆汀的防线。而德国士兵拒绝听从上级命令，甚至企图停止作战，当天德军就损失了650名军官和2.6万士兵。鲁登道夫认识到德国无法获胜了，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8月8日是德军在一战中最为黑暗的日子，我们从未败得这么彻底。”
协约国的军队继续推进，鲁登道夫不得不后撤到“兴登堡防线”。德军在撤退过程中损失了11.5万人，丢失了470门大炮以及难以数计的武器弹药。
奥匈帝国再也支撑不下去了，率先要求以《十四点计划》为基础进行停战谈判。随后，保加利亚、奥斯曼土耳其也提出同样的要求。9月29日，鲁登道夫约请政府总理和外交部长到大本营会商。外交部长冯·海因茨提出，应该通过内政来为停战要求提供帮助，以便争取威尔逊总统的善意。德国必须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德国人并非因为军事崩溃已近在眼前，而是由于民主革新的缘故才会在此刻追求和平。”
鲁登道夫欣然接受该建议，因为他“通过那种方式便无须亲自竖起白旗，反而可以将白旗塞入国会多数派的手中，亦即塞给自己在内政上的敌人”
。在获得兴登堡同意后，鲁登道夫立刻向最高司令部各部门负责人宣布：“为了控制幸存的军队，必须进行可以接受的停战和谈。”
10月2日，冯·德姆·布舍男爵代表最高司令部在会见国会各政党领导人时说道：“我们即使还可以继续战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给敌人造成严重损失，可是，我们再也不能获胜了。”这些事态“已经促使大元帅和鲁登道夫将军下决心向皇帝陛下建议争取结束战斗，以便使德国人民及其盟国免于遭受进一步的牺牲”
。为了获得较好的和平条件，在要求停战的同时，国内政体将要实行民主化，最高司令部要求组织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各政党领导人对于军事失败没有心理准备，而陷入了惊慌。
最后，德国贵族中思想比较自由化的人物——巴登亲王马克斯到柏林接任首相一职，他还没有认识到军事形势已经如此糟糕，军方领导人也没有告诉他要立即进行停战谈判。10月3日，他询问兴登堡，军方的答复是立刻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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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英军占领了德国的潜艇基地，美、法军队正接近德国本土，在巴尔干的协约国军队正向北开进，直指多瑙河心脏地区。当天夜里，马克斯给威尔逊发出了求和照会，提出邀请所有交战国代表召开和平会议，以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特别是他9月27日的演讲作为停战谈判的基础。
德国向美国乞求和平很容易理解，《十四点计划》与协约国野心勃勃的计划相比较不那么可怕；而且美国是“伙伴国”并不是“盟国”。因此，威尔逊是调停交战双方的合适人选，但它忽略了一点，《十四点计划》是以德国全面失败、无条件投降为出发点制定的。
10月8日，美国在答复德国求和的照会中向德国提出了四个条件：1.无条件接受《十四点计划》；2.撤出协约国领土；3.结束非法的陆上、空中的行动；4.保证签署停战协定的德国政府能够代表德国人民，而不是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和君主独裁者。在照会中威尔逊特别强调德国必须放下武器，“只要德国的武装部队继续他们所坚持的非法和不人道的行动，……无论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府作为交战者所联合的各国政府，是不会同意考虑停战的”
。
德国对此的答复是：“这种撤退和停战条件的程度应交由军事顾问判断，而战场上双方实际力量的标准是这一标准的保障安排的基础。”
这表明德国力图继续保持在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以此作为战后谈判的砝码。面对德国的抵制，威尔逊提出更明确的要求：“考虑的停战仅能是这样的停战，使美国和与美国联合一起的各国能够强制执行任何可能成立的安排，并使德国方面无法恢复战争。……军事顾问向联合对德作战的各国政府提出停战的必要条件，以便充分保护有关各国人民的利益并保证各联合起来的国家的政府有保障强制执行德国政府所同意的和平细节的无限权力，但以他们认为这种停战从军事观点看来是可能的为限”
。
23日，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已经收到德国政府的保证，德国无条件承认总统在国会演讲中所定的和议条件以及总统在之后的演讲中所阐明的和解原则……德国已经做好讨论实施细节的准备。最后，总统进一步暗示，德国皇帝应该退位。
面对威尔逊总统的强硬要求，德国政府屈服了，并加速了鲁登道夫的下台。26日，鲁登道夫向德皇辞职，结束了他的军事独裁统治。而兴登堡依然留任，并推荐威廉·格勒纳中将接替鲁登道夫的职务。27日，德国给美国发去了第四份照会，表示德国的军事势力已经服从于现政府，乞求能够按照《十四点计划》进行停战谈判。
28日，德国宪法修改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关乎战争、和平以及国际条约的重大问题需要联邦参议会和国会的同意，军队被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为期4年的军事专制统治终于结束了。
11月4日，协约国给威尔逊发出照会表示同意进行和平谈判。5日，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受协约国委托向德国发出照会，通知协约国对德国的和平条件，表示协约国同意以《十四点计划》作为停战谈判以及和平谈判的基础。美国及协约国同意德国政府的停战请求日后被普遍视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认为协约国军队应该乘胜追击打入德国本土。其实，停战谈判主要出于军事方面的权衡，德国军队开始撤退，却没有被消灭，协约国军队虽然打了胜仗，却是精疲力竭，而且与德国进行停战谈判也能达成协约国的基本目标。
美国与德国发布的停战照会引发了很多人对停战谈判以及裁军愿景的热望，其中，美国驻欧洲军事顾问塔斯克·布立斯将军因错误理解美国照会的真实意图，提出了全面解除德国武装的计划：各联合起来的国家要求敌人的现役陆海军完全解除武装和复员，只留下各联合起来的国家所商定的为维护敌人国内领土的秩序所需的内地警卫队。这当然意味着撤出一切被侵入的领土，而且撤退的是解除武装的而不是带武器的部分武装的人员。这样解除武装的军队不能作战，而且已经复员而不能为了战争的目的而重新集合起来。布立斯将军的建议立即遭到英国政府和威尔逊的反对，因为他们并不想完全解除德国武装，“威尔逊赞成在野炮和机枪方面解除武装，但要让德国带着战争荣誉撤去，即敲着鼓，扬着旗而且携带着步兵武器撤去。”其目的是“他们认为德国可能成为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真正实现了裁减军备。列宁曾说，裁军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与此同时他又说道，只要资本主义还在坚持，就没有任何实现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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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苏维埃被迫接受了德国的和平条件及其相关的裁军规定。
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条约》再次确认了上述裁军原则。
《布列斯特条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一个得到真正实施的裁军计划，虽然它的不平等、苛刻、掠夺性很明显，但它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同时也使得和平、裁军的观念在尚处于战争状态的欧洲迅速流传。
10月4日，马克斯首相在国会大厦发表了演讲，谈到裁军问题的政策时，马克斯说，“为了有效地裁军，裁军必须是普遍的，而不是单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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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来说，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只有很小的回旋余地，因为解除武装的规定使德国失去了在军事上抗拒执行《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它只能依据法律行事。谈判代表团曾询问兴登堡是否接受停战条件，兴登堡在答复中建议，德国代表应设法缓和其中几条，最后又说：“倘若做不到这几点，尽管如此还是得接受。”
这表明兴登堡所代表的军方已经放弃了抵抗。
代表团将谈判的准备工作委托给刚刚接任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布罗克多夫-兰曹，兰曹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是《十四点计划》。该计划以及威尔逊倡导的国联主张在德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德国看来国际联盟和国际裁判权的思想在其政治思想中可以寻找到根源，康德最先对这种思想做过系统的阐述。德国人想象的“国际联盟应该从一开始就对所有的国家开放，这样，战败的德国与战胜国就享有平等的权利了”
。德国试图通过接受《十四点计划》，呼吁协约国在思想上达成共识。这显然对德国有利，德国已经看出协约国的政治家们愿意同它停战，不像有些军人所希望的那样把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彻底摧毁德军为止，其原因之一就是政治家们害怕德国布尔什维克化。德国政府当时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才同意放下武器的，因此按照德国人的理解，它并不是完全的无条件投降。
10月28日，协约国的军事将领汇聚一堂，研究给予德国的停战条件。英国黑格元帅开出的条件最温和，只要求德国从比利时、法国退出，并交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法国贝当元帅的条件比较严厉，要求德国撤出莱茵河以东、阿尔萨斯—洛林以北地区，这意味着德国需要割让领土。美国潘兴将军提出的条件更加严苛，美国似乎越来越有支配的力量，这是英、法不愿意看到的。
11月7日，德国政府复照美国政府，表示接受11月5日照会。获得军方同意后，政府派出由中央党领袖、国务秘书马蒂亚斯·艾茨贝格尔率领的德国代表团前往法国。9日，柏林工人、群众上街游行示威，革命形势一触即发。在斯帕大本营，德国将领们正在争论是否能够只让威廉二世以德国皇帝的名义退位，而保留其普鲁士国王的王位。可一旦实现，就意味着德意志帝国军队将解体。时近中午，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菲利普·谢德曼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突然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翌日清晨，威廉二世从斯帕前往荷兰避难。11日，艾茨贝格尔代表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穿过硝烟尚未散尽的战场到达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与协约国代表法国元帅斐迪南·福煦在一节火车厢中签署了《停战协定》，历时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法国对德国军队已经采取裁军行动。10月8日，得到克里蒙梭总理同意后，福煦元帅命令德国军队在签署《停战协议》的15日之内撤退到莱茵河以东10公里；德国军队的所有战争物资不能带走，罗列了需交出的武器清单。协约国因害怕德国发生革命，相应减少了机枪的数目，以帮助政府维持秩序。福煦元帅的命令体现了协约国对控制战略桥头堡——莱茵兰的重要性的认识，但福煦元帅却忽视了裁减以及遣散德国军队才是主要任务。威尔逊总统的军事顾问布利斯将军对此不无遗憾地指出，协约国在战争结束之际犯的主要错误是等到1920年才开始裁减德国军备，而不是在1918年。 [15]
总的来说，《停战协定》基本落实了《十四点计划》中对德国的处理措施，为防止德国再次拿起武器，有关德国军队及军事物资的规定很全面、很细致。
但有些军事条款超出了《十四点计划》的要求，例如，同意法国提出的由协约国和美国占领莱茵地区，要求德国交出大量武器和装备，但却没有给予补偿等。《停战协定》的军事条款表明，协约国已经将裁减德国军备作为谈判的一个内容，并将德国视作战败国。更为严重的是，在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中，德国被排斥在和会之外。这不符合10月23日美、德两国之间达成的协议，协议中美国同意德国派代表参加和会。
德国军队放下武器没有抵抗到底不仅保留了军队，更保护了德国。由于《停战协议》很快生效，绝大部分德国人并没有直接体会到战败的滋味，除了莱茵地区的居民，其他德国人没有看到占领军。兰曹在凡尔赛宫签订《凡尔赛和约》时说道：“既然我们德国人已被召到了凡尔赛宫，而协约国并没有到柏林去，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国内缩小我们的军事败北的严重程度。我们应该感谢协约国的这一疏忽。由于这一疏忽，我们有朝一日就可以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重新打出一个结果。我要尽力使我们到那时能永远补偿我们现在遭受的一切不幸。在最后的战斗中，我们将是胜利者。”
德国军方领导人为何选择主动放弃权力并提出停战求和？有的学者认为是军方领导人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以防止出现“自下而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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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主要原因是军方领导人力图保全军队的生存和荣誉，为避免德军的毁灭，德国必须签订《停战协议》；为捍卫德军的荣誉，停战协定的请求必须来自政府而不是最高司令部。停战的要求本是军人提出来的，但反过来，战争的失败却没有被解释为军事事实，而是被说成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的抉择。正如鲁登道夫所说：“政府那些人现在必须带来和平，现在他们必须喝下我们洒出来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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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领导人以退为进，摆脱了战败的责任。民选政府被匆忙推向前台，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表示，既然人家现在把责任托付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必须“跳入火坑”，从德意志帝国拯救还能够救得了的东西。
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代言人，新生的共和国也因此背上了签署《停战协议》的“黑锅”。“政治家们代替将军们走上荆棘丛生的道路，到福煦元帅那里去签字停战是一件多么不幸的事。”
而此时，大多数德国人仍然认为德国的力量是不可摧毁的，德国军队尚在境外，协约国军队并未攻入德国。停战之后，归国的将士受到民众英雄般的欢迎，列队走过勃兰登堡门，艾伯特总统为拉拢军队说道：“你们没有被击败。”
德国军队在战场上从来没有被打败是新政府与军方领导人共同留给全体德国民众的错觉，因此战争刚结束，“匕首刺背”
的说法就不胫而走。输掉战争的本是皇帝和将军，但威尔逊总统拒绝与他们打交道，要求德皇退位，坚持与民主政府签协议，结果使共和国背负上了沉重的道义负担。
《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中午11点开始生效，当法国将军查尔斯·曼京听到停战条件时惊叫道：“不不不！我们必须攻入德国的心脏。《停战协议》应该在那里签署。德国人不会承认他们失败了。不能这样结束战争……这是一个致命错误，法国将为此付出代价！”
但福煦元帅认为继续进军将遭遇顽强抵抗，士兵不能白白去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