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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逐步形成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彼此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军事斗争，包括军备竞赛、裁军谈判、各国军方制订的针对敌方的军事战略等，激烈的军事斗争使得战争越来越难以避免。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西方传统史学往往将责任归咎于新崛起的德国无法抑制的称霸野心。
而以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左派学者则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根源于一种愈来愈恶化，而且逐渐超出各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国际形势。
究其具体原因，“几乎所有调查一战起源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军备和结盟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学术界大多赞同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
在此，笔者不打算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应该由哪个国家负主要责任，哪个国家负次要责任，只是试图梳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英国、法国、俄国等主要大国之间的外交斗争、军事斗争，从而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间的竞争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局部性的；各列强既制订军事计划，时刻准备着战争，同时又为防止战争做着一系列努力，出现了军备竞赛与裁减军备几乎是同时上演的奇怪景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一百多年了，而关于这次大战的很多问题至今还有些不可思议，争论不休。各大国好像都是被迫卷入，却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好像只是为了战争而战争，但有一个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都要彻底打败对方取得全面胜利。取得全面胜利的“总体战”思维在战前已经形成，军备竞赛为其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构建的“维也纳体系”比较成功地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然而，普法战争及其结果导致欧洲国际关系出现重大转折，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突然在中欧崛起，极大改变了欧洲的权力结构和地缘政治。对其他国家来说，传统中欧的缓冲地带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出现了一个任何国家都没有力量能够单独对抗的潜在威胁。
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奥托·冯·俾斯麦宰相对于统一后的德国所面临的外交境况比较清醒，运用其高超的外交手段纵横捭阖，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该政策着眼于欧洲大陆，属于收敛的内向型发展，目的是为德国巩固统一成果构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在俾斯麦主政期间，德国外交基本达到其战略预想，不仅处于恰如其分、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而且还被视为欧洲和平的保障力量。俾斯麦的政策、手段即便高超如此，但本质上仍属于传统的旧式外交思维，在世纪末日益显著的新趋势面前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无能为力。
1888年6月，威廉二世登基，两年后新皇帝便罢黜了俾斯麦，转而奉行对外扩张的新政策——“世界政策”。该政策首先明确划分敌友，将俾斯麦的模糊战略明确化。俾斯麦一下台，《再保险条约》即被废止，被舍弃的俄国转而与法国结盟。
其次，德国与奥匈正式结盟，逐步被奥匈的巴尔干战略所绑架。最后，德国试图与英国结盟的战略失败。
欧洲逐步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军事同盟，它们彼此注视着对方，小心翼翼地互相提防着，可能是过于小心，两大同盟的核心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引发战争的事件，以至于德国的战略思想家及军事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为战前的欧洲局势创造了“干战”这一概念。
但“战争不只包括会战或作战行动，它还包括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双方都明白表现出以会战作为斗争手段的意念”
。德国同法国、英国一样并不想要战争，预见战争的可能性却盘踞在各国政府、参谋部以及民众的心头，他们都不打算放弃打一场欧洲战争的准备。随后，两大阵营的边缘地带——巴尔干地区出现的导火索终于点燃了时刻准备着的欧洲军火库。
在欧洲大国的外交争斗愈演愈烈之际，军备竞赛也逐步升级。其实早在普法战争结束后不久，欧洲大国间的军备竞赛就已经开始，自1874年至1896年欧洲列强的军费预算大约平均增长50%以上。到20世纪初，军费又持续上升。1902年至1911年间，英国从12.1亿马克增至14.5亿马克，法国从8.2亿马克增至10.5亿马克，俄国从9.5亿马克增至12.8亿马克，德国从8.7亿马克增至12.5亿马克，奥匈从4亿马克增至5.4亿马克，意大利从2.8亿马克增至4.7亿马克。
欧洲各国为了占有军队数量的优势，都大力扩充军队。1913年，法国颁布法令，将服役期从2年延长至3年，入伍年龄从21岁降至20岁，使法国常备军征兵增加了50%。德国在普法战争前的军队人数为31.56万人，1890年达51.03万人。
德国统一后率先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大量“Made in German”工业品势必要行销全世界，此时的全球贸易体系由英国所主导，而德国又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占领海外殖民地成为一个必然的出路；同时，争取阳光下的地盘，以匹配日益强大的国际地位的大众心理也越来越强烈。为此，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而海军一直是其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威廉二世宣称，“一定要掌握住海神手中的三叉戟”。德国开始背离欧陆国家的传统定位，走向了海洋。
1897年，德国只有12艘战舰，而英国是62艘，法国36艘，俄国18艘，意大利12艘。同年，蒂尔皮茨将军被任命为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提出了建设海军的计划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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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尔皮茨的建议吸引了威廉二世，同时也引起钢铁、军火巨头们的极大兴趣。单是舰队的装甲一项，克虏伯和萨尔钢铁巨头施图姆每年就各有500万马克的利润，而这仅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
1898年3月，德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海军建设计划，规定了一系列加强海军建设的措施。
德国相继通过1898年、1900年两个海军法案后，英国反应比较冷静，因为此时的第二海上强国是法国，它的建设速度比德国还快。但1904年英、法订立协定后，法国停止扩大海军，集中力量装备陆军。英国自然将注意力转向德国，舆论界开始发表文章鼓吹，趁德国海军处于襁褓时期，给予其毁灭性打击。1904年 12月，强硬派费希尔男爵担任第一海务大臣，上任初始即削减海军在地中海的任务，加强北海舰队建设，从此开启了英、德海上争霸的时代。1905年，英国开始建造“无畏号”巨型铁甲舰，拥有10尊12英寸大口径的大炮（旧军舰一般拥有4尊大炮），体积更大（吨位是原来战列舰的两倍），外壳超厚超硬，航速也更快。费希尔认为，无畏舰将使德国没有希望进行海军竞赛，因为基尔运河的范围、威廉港入口的宽度和德国的船坞都太小，而且英国预料财政困难的德国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建造如此昂贵的大型战舰并改建运河和海港。
德国却不甘示弱，第二年国会通过建造新主力舰的法案，规定以后一切新式战斗舰都必须是“无畏号”级的主力舰。帝国议会随之又批准了海军补充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政府将拨款扩大基尔运河和威廉港口，改善船坞设备，建造德国的无畏战舰；将要制造的这些德国战舰以英国无畏舰为榜样，但吨位更大、炮火更强。
基尔运河扩建后无畏舰可以自由来往北海及波罗的海，加强了海军的机动性。1908年4月，德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又前进一大步，国会通过了第四个海军法案。德国将缩短军舰替换期限，继续建造6艘无畏级战舰，战舰的火力、速度、兵力都超过以往，“海军竞赛比的不仅是数量、质量，更是无穷的威慑力及巨额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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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3月，英国政府也增加海军预算，决心不惜花掉最后一个便士同德国较量到底。英国政府对于军备竞赛的结论是，“德国的最终目标毫无疑问是攫取欧洲大陆的至尊地位，为此，德国将与我们争夺海上霸主的地位。” [3]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英国同法、俄两国实施三国海军联防，即英国在北海、法国在地中海、俄国在波罗的海分别对付德、奥两国海军。
欧洲大国陆地上的军备竞赛也同样激烈，战前各国军队的人数都迅速增加。1911年秋，作为对“阿加迪尔危机”的直接反应，德国陆军部和总参谋部提出将陆军由595000人增加到622000人，国会以大多数票通过了这一提案。1912年夏，巴尔干战争爆发后，总参谋部要求增加兵员300000人，即3个军，国会批准增加兵员132000人（两个军）。1913年，德国计划军队再增加117000人。战前德国军队人数达到835000人（包括海军7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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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德国的增兵政策，邻国自然要采取对策。法国宣布实行三年兵役制，从而使法国到1914年前新添兵员160000人。俄国陆军自1906年就在法国资助下进行改组，平时兵员数是德国陆军的两倍，即1500000人，比德国和奥匈陆军的总和还多300000人。
那么，该如何评价这场军备竞赛以及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呢？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近代历史的内容在于真正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个体的大力发展。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把列强体系的思想从欧洲平原转移到全世界，从大陆转移到海上，……那么德国与英国人争夺海上霸权现在看来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德国人民认为自己作为欧洲列强体系的成员也能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德国必须通过扩充海军来弥补自己在自然分量方面的缺陷。
因此，在列强争霸的时代，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是合乎潮流的合理诉求，代表了新兴国家的自然发展趋势。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大量“Made in German”商品需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开拓海外市场必须加强海军力量。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接替老毛奇出任总参谋长的瓦德西曾说过：“我们被认为在奉行一种‘世界政策’，但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徐弃郁研究员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所谓的‘世界政策’更像是某种政治表态和宣示，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和目标。”
但被大国崛起的荣耀前景所吸引的德国民众无暇静心思考，大多支持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扩建海军法案。转型中的德国社会到处充斥着“焦虑的爱国热情”
，热烈追求国家声誉，建设强大海军被视为大国地位的标配。但“问题只在于要建造何种舰艇，想要用它们来达到什么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是用它们作为巡洋舰来保护商船呢，还是为了可能发生的战争而建造和使用呢？……德国将有可能通过舰队的单纯存在和它的分量，不经战争——尽管也估计到会有战争的风险——就上升到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去，获得‘阳光下的一块地盘’”
。很显然，德国决策者并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却被眼前的成果冲昏了头脑，短短几年，德国在非洲、亚洲、大洋洲相继夺取了几块殖民地，一跃成为拥有海外殖民地的真正列强，极大满足了民众对国家威望的心理追求。
海上霸权一直被英国视为其“核心利益”，而维护海上优势的先决条件就是保持欧洲均势。德国在欧陆的崛起已经打破了欧洲均势，同时又表现出向海上强国迈进的强烈欲望。“当然没有一个人想去进攻英国，用武力夺取其海上霸权，……其目的在于促使英国倾向于同德国结盟。”
但德国大张旗鼓地发展海上力量，扩展海外殖民事业，自然很难实现与英国结盟的战略构想。更主要的是，德国因奥匈帝国而卷入了欧洲核心地区的争斗，极有可能彻底打破维也纳体系所维系的欧陆均势，这突破了英国所能容忍的底线，自然要联合法、俄，逐步形成对德、奥的包围圈。
1893年2月，在德国国会就军事法案进行辩论期间，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后结集出版了单行本——《欧洲能否裁军？》。恩格斯在文中写道：“常备军制度在欧洲已发展到极端，……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25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德国、法国、俄国在竭尽全力要超越彼此。……在所有的国家里，几乎完全承担了提供兵员和缴纳大部分赋税的义务的广大居民阶层都在呼吁裁军。”
对于战争的结局，恩格斯预测：“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英国。三国同盟在同俄法作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得到它们所需的大量进口粮食。可是在海上，英国是绝对称霸的。只要英国把自己的船只提供交战的一方使用，另一方就会因粮食断绝而被简单地用围困法攻败。”
恩格斯不仅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裁军建议，而且还预测到英国在战争中将起决定性作用。
贝特曼出任德国宰相后，把与英国实现和解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于是，双方试图在海军军务方面达成某种谅解，但因牵扯一系列其他问题谈判进行得非常缓慢。贝特曼表示，如果英国同意缔结一个受第三国攻击时保持中立的协定，他就准备放慢德国建造军舰的速度。英国政府则坚持德国应该无条件削减海军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前提。直到1910年秋，英国政府才接受放慢造舰速度的设想，但当时进行的英国大选中断了会谈。
1911年，两国仅就交换海军技术情报的可能性进行了商谈。同年，温斯顿·丘吉尔担任了英国海军大臣，开始着手准备对德作战。在北海海域，英国集中了海军 86%以上的战列舰力量，增设了海军参谋部，造成了一股紧张气氛。1912年，德国意欲进一步加强舰队的海军法案促使英国政府立即着手同德国进行谈判。1月29日，英国银行家厄内斯特·卡斯尔带着一份经过政府批准的备忘录
到柏林同贝特曼会见。贝特曼回复说，他欢迎英国政府的行动，完全同意备忘录中的各点建议，只是1912年德国的新海军预算已经安排完毕。他希望格雷能来柏林谈判。
2月，英国派陆军大臣哈尔丹子爵前往柏林。双方举行了多次关于限制海军竞赛的谈判，蒂尔皮茨寸步不让。最后，威廉二世提出一项建议：首先缔结关于中立的条约和关于殖民地的协定，德国则把海军法案实施期间推迟一年，但海军法案不予削减。
哈尔丹带着德国新海军法案回国。几天后，格雷对德国驻英大使梅特涅说，在两国都增加海军费用之时，签订政治协议实在是不可能的。3月18日，丘吉尔向议会提出了英国海军预算，规定德国每增加一艘军舰，英国就添造两艘，并大幅增加海军军费，作为对德国新法案的回击。29日，格雷通知梅特涅：英国已经决定拒绝德国关于中立的方案。
4月14日，德国政府向议会提交了海军法案，随后获得国会批准，德、英和解的尝试彻底失败。英、德两国的谈判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却刺激了法国，法国趁机要求与英国签订协议。同年7月，双方签署了《英法海军协议》，根据该协议，英国把它的战列舰从地中海撤出，转而集中到北海；法国则把它的战列舰从布雷斯特军港转移到地中海，彻底解除了对英国海军的监视。签订协议时，格雷与法国驻英大使交换了信件，阐明了万一战争爆发两国各应承担的义务。
1913—1914年，英、德之间陆续进行了几次小规模谈判。英国一直忌惮迅猛发展的德国海军，而德国却认为自己变得更强大才能使英国更愿意与其结盟。结盟不成，退而求其次，要求英国承诺在未来的欧陆战争中保持中立。英国没有答应保持中立，但也没有明确宣布将在战争中进行干预，模棱两可的态度使德国产生了错觉。
英、德之间的一系列军事谈判虽未成功，却也是符合时代趋势的举动。此时和平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和平主义者奔走呼吁，在其感召下，国际社会在海牙举行了两次国际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s）。
1899年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由沙皇尼古拉二世首倡，其原因被普遍认为是，沙俄统治集团面对国际军备的技术、财政竞赛难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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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沙皇的呼吁，各国大多持比较怀疑的态度。然而，威廉二世在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中也装出一副和平姿态，对沙皇的举动大加赞许。共有26个国家参加了会议，会上沙皇为了避免牺牲其炮兵，主张限制步兵，建议禁止、停止使用新式武器和炸药。会议只是就禁止使用毒气达成了一项协议；最后只好笼统地表示希望各国政府考虑，能否就限制陆海军军队数目和军费开支达成协议；并规定了召开第二次海牙会议的时间。
德国对于海牙会议以及军备问题的态度很明确。1906年8月15日，英国王爱德华七世与威廉二世会晤，威廉向其舅舅说道，自《提尔西特和约》以来，德国因为它的“自主权和军队”才生存下来，德国处于法国和俄国两大军事力量夹缝之中，决不能忽略军事力量。当然，威廉解释说德国军队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平。随后，皇帝又对英国驻德大使佛兰克·拉塞尔斯说道：“如果在下次和会提出裁军问题，我不打算派代表参加和会。” [6]
几周后，当英国陆军大臣哈尔丹去柏林考察德国军队时，德国再次显示出不愿意讨论裁军问题的态度。在与威廉及德国外交大臣会谈时，哈尔丹能够感到两人的敌意和怀疑。哈尔丹向国内汇报道：至于即将召开的海牙会议，德国人害怕讨论军备问题。“皇帝说到海牙会议，相信会议不会讨论裁军，如果讨论裁军，他不会参加。” [7]
1907年6月15日至10月18日，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限制军备问题没有被列入正式议程，8月17日，会议只用30分钟时间讨论军备问题，主要由英国代表爱德华·弗莱发言，再次确认了1899年第一次海牙会议关于军备的解决方案；又重新审订了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三项公约；重新通过了有关中立国问题和海战法规等10个公约。此外，还通过了两个宣言、一个决议、四个愿望和一个建议。
两次海牙和平会议虽然没有缓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大国之间激烈的军备竞赛，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历史遗产。其中，国际仲裁制度的确立和国际仲裁法庭的建立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了基础；会议开创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渊源，为后来的《日内瓦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国际公约提供了法理依据。
19世纪末，面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欧洲各大国的参谋部开始制订各自的军事战略计划。普法战争后，法国军方制订了一系列作战计划，并以法、德边界上的四个城市为中心，构筑了一系列堡垒。东南从瑞士的屏障阿尔卑斯山开始，坚固的混凝土堡垒从贝耳福、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伸展开来。在厄比纳尔和土尔之间设计了一个宽阔的缺口，作为迎接敌人进入的巨大陷阱。凡尔登以北约20英里是卢森堡、比利时和崎岖的阿登森林。卢森堡、比利时都是中立国，比利时在它和法国之间的边境不设防，但在列日、那慕尔却面向德国设立了防御性据点。1911年，约瑟夫·霞飞担任总参谋长后开始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第十七号计划》（即《霞飞计划》），新计划放弃原来的守势，主张全面进攻。1913年4月，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通过该计划。
从1905—1914年的十年间，英法两国的参谋部曾经不断地进行非正式的协商，结果使得英国人自动放弃了几百年来的传统战争政策。英国人的军事组织和思想都已经开始“欧陆化”，所以他们未经多少考虑就接受了法国人的计划，愿意接受充当法国左翼附属兵力的任务。
至于德国的军事计划，有必要先简单回顾德国的军事历史。众所周知，德意志帝国脱胎于具有浓厚军国主义传统的普鲁士王国。普鲁士为何普遍被世人认为具有军国主义传统呢？主要是因为其军队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勃兰登堡被瑞典军占领，绰号为“士兵国王”的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深刻体会到军队为立国之本。威廉为创立常备军与容克贵族达成协议：允许容克对农民行使警察权和裁判权；容克则同意选帝侯征收“军事税”；容克担任常备军的军官。普鲁士的官僚系统靠军队的力量逐步建立起来，军队不仅成为整个国家的中心，而且其服从、纪律、效率、专业化的作风也影响了文官系统、民众，进而奠定了国家的精神基础。以致18世纪德意志军人作家格奥尔格·冯·贝恩霍斯特的名言耳熟能详：普鲁士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相反，它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国家只是军队的驻扎地而已。由此可见，此时的军国主义是普鲁士的一种高效组织方式，促使其迅速崛起。
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军队横扫整个欧洲，普鲁士军队受到重创。普鲁士在战败后专门成立了军事改革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成效显著的军事改革，其目标是打破弗里德里希大帝建立的贵族垄断的军官制度。此时，普鲁士经济凋敝，只能建立兵力相对弱小的军团，师暂时称为“旅”，每个省配一个旅，每个旅都设参谋部，这便是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部的发端，它在军事史上被认为与装甲舰、飞行器的发明以及战争的机械化同等重要。 [8] 军事改革委员会领导人冯·沙恩霍斯特上校亲自负责总参谋部的工作，并挑选冯·克劳塞维茨上尉为其办公室主任。
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的胜利震撼了整个欧洲，普鲁士陆军成为引领世界军事变革的风向标，从尖顶的头盔、带伪装效果的制服，到军队的组织、操练、队列都是很多国家军队的效仿对象。同时也使当时不为人们知晓的总参谋部名声远扬。普法战争后，在国会大厦对面，勃兰登堡门后面耸立起一座由红砖砌成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相当于德国总参谋部）办公大楼，在军队中以“红房子”而著称，成为军队的精神象征和培养高级军官接班人的教育中心。1883年5月20日，德国内阁颁布一道内阁令，赋予总参谋长直面皇帝的权力，有权每周向皇帝汇报一次，也可随时直接向皇帝呈送报告。由此，总参谋部以及部分陆海军高级将领获得了民主监督之外的自由权力，使得军官集团日后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外交、经济领域都发挥了巨大影响力。
统一之后，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预料未来的德国将面对法、俄两线作战，要采取西守东攻的战略，尽快结束战争。到了80年代，随着德、俄关系不断恶化，参谋部开始考虑制订两线作战计划。面对法、比难以克服的堡垒，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于1905年提出了一个通过比利时平原侵入法国的军事计划。该计划针对面临法、俄两线作战的不利条件，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它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设想俄国战争动员迟缓，德军在东方先进行防御；二是要尽快拿下法国，德军集中兵力于西线，对法国取得胜利后再回师向东。《施利芬计划》的缺陷显而易见，它将胜利的希望构建于两个假设之上。其后，参谋部对《施利芬计划》进行过几次调整，新任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人称小毛奇，老毛奇的侄子）和“总体战”思想的倡导者鲁登道夫中校曾联合制订了《毛奇计划》，试图克服《施利芬计划》的缺陷。但两线作战的难题始终无法避免，于是，先发制人的观点开始在德国军方出现。1912年12月，小毛奇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
。因为据参谋部估计，俄国扩军计划将在1916—1917年完成，俄国西部的铁路届时也将完工。另外，为迅速击败法国，德国必须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而这极可能导致英国参战。总之，军方的两线作战计划无论怎样调整，都是同时以法、俄为假想敌，其结果自然是两大军事集团都要卷入其中，必然是一场大战。
正当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各国参谋部军事战略迭出之际，身处边缘地带的巴尔干地区的一声枪响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自6月28日费迪南大公被刺身亡到各国相继宣战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七月危机”，在此期间欧洲大国为防止战争爆发曾进行过一系列外交协调。但大国都被各自的盟国所捆绑，相互之间很难达成共识，将冲突本地化的努力自然失败。7月5日，威廉二世在给奥皇的答复中明确表示，将忠于盟约，忠实地站在奥匈帝国一边。拿到“空白支票”的奥匈帝国于23日向塞尔维亚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首相表示，希望事件只涉及奥、塞，只有其他列强介入时，德国才介入。此时，充当斡旋者的英国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建议，尚未直接卷入冲突的英、德、法、意在伦敦召开大使级会议，并邀请奥匈代表出席。德国政府拒绝该提议，因为它不愿意将奥地利交付给一个欧洲仲裁机构。 [9] 二是德国应该发挥作用促成奥地利与俄国直接进行谈判，限制奥地利的作战目标，以避免俄国出兵干预。对此，德国政府欣然接受，强烈要求奥匈政府将冲突局限于当地。
28日，为避免第三国干涉，奥匈政府向塞尔维亚宣战。德国政府一直在犹豫，宣称目前只是处于战争危机时刻，再次向英、俄两国发出急电，呼吁将冲突局限于当地。此时，德国决策者对英国还心存幻想，到了8月1日晚上还误以为英国将保持中立。
等德皇弄明白大使电报的内容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贝特曼首相指示参谋长：“那么我们就让整个陆军向东线集结！”
小毛奇极力反对，他无法变更已在西线展开的集结行动，因为没有其他备选方案，所有的东线作战计划在1913年被下令取消。对此，哈夫纳评价道，“这是真正的玩忽职守，甚至称得上是德国参谋本部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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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德军入侵中立国卢森堡。3日，未经宣战越过比利时边境。同一天，英国政府宣布保卫法国的北海海岸线，理由是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受到侵害。4日，英国要求德国立即停止所有入侵比利时的行动。同一天，德国首相向英国大使解释说，俄国军队已经向德国推进。英国不要因为一张没用的中立保证书而卷入一场不可预见的战争。 [10] 此时，贝特曼首相的任何说辞都是徒劳，英、德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其实，格雷还在犹豫，但英国海军已经动员，军事因素最终发挥了作用。
大战爆发后，所有参战国家都产生了为战争辩护的思想。在德国，“不仅是泛德意志派，也不仅是尼采和特赖奇克（泛德意志主义的历史学家——笔者注）的追随者宣称，德国的思想与西方相比有其特殊性。……德意志民族是原始民族，德意志语言是原始语言。……把战争解释为德意志内在本质的世界性考验。德意志特性的毁灭将会剥夺世界历史的最深刻含义。”哲学家保罗·纳托尔普认为在战争中感觉到“德意志人的日子”日益临近。他认为1914年8月是奔向道德上的自我实现的开始，以造福于德国和全世界。
除了极少数和平主义者外，全体德国人民一致支持帝国政府。……对于同英国的谈判“已经失败”这一点，他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表示非常满意。
8月1日，威廉二世宣称，“当国家投入战争时，一切政党应该停止争吵，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在皇帝的感召下，帝国国会各政党达成了名为“国会内党派斗争暂时中止”的政治休战，国会在战争期间将其权力让给了军方。在8月4日的投票中，原来一直反对政府军事预算的最大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人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
民族团结在德国激起了被称为“8月4日精神”的爱国热潮。国会在批准了政府所要求的军事拨款之后就休会了，工会方面则停止了一切罢工。
鼓动民族仇恨的宣传运动在德国也像其他交战国家一样展开了。知识分子和学者对协约国展开了猛烈攻击，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在《论思想和目的的军国主义》一文中不仅不驳斥对德国军国主义的指责，反而引以为荣。他把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德国敌人的军国主义加以区别。他说前者是“德国精神气质”的表现形式，是一件“艺术品”，而后者只是用来对付敌人的一种“功利主义”工具。93名德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和艺术家发表了一项宣言，答复关于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和挑动战争的指责。宣言称：“如果我们没有在比利时先下手，那就等于自杀。”他们拒绝了关于德国犯下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一切指责，并得意地宣告“德国军民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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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各阶层、团体的战争目标也纷纷出笼，大多具有掠夺性和兼并性。重工业界要求实施兼并政策，以确保原料供给；泛德意志协会提出驱逐东欧原有居民；知识界也亢奋起来，呼吁捍卫德国人的生存、精神和道德的生活；农场主联盟、基督教德意志农民联合会、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等多个社会团体纷纷向政府请愿，提出了掠夺和兼并性的战争目标。此时，大多数德国人认为，圣诞节前战争就会结束。人们不大懂马恩河战役对阻止德国取得胜利的意义，舆论界也不大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