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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或曰歧视待遇、差别待遇，即不同情况相同对待，或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并构成诸多法律部门共同关注和调整的对象。在许多国家（地区）的反垄断法中，禁止价格歧视或者差别待遇（以下统称“差别待遇”）的规定往往是其重要内容，且这些规定大多嵌套在规范企业单边行为的制度框架中，比如《欧盟运行条约》第102条第2款第（c）项，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20条第1款，美国《克莱顿法》第2条以及整部《罗宾逊—帕特曼法》，等等。我国《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
差别待遇之所以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成因。不过，这有可能造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体系的逻辑紊乱。就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而言，这里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反垄断法》将差别待遇作为一种独立的滥用行为类型，并且设定了具体的违法性构成要件，即“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没有正当理由”等。此际，如何解释该法第22条第1款第六项与其他诸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讲，在剥削性滥用和排他性滥用的规范类型之外，是否存在“歧视性滥用”的特殊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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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上述反垄断法规定的必要性和意义恐怕会大打折扣。毕竟，“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草率地增设“歧视性滥用”的规定，有可能使反垄断法在规范同一滥用行为时陷入双重标准。但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传统的“剥削”“排他”的损害类型之外，“歧视性滥用”赖以为凭的独立的损害类型是什么？本章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借此为第三章“剥削性滥用”和第四章“排他性滥用”做适度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