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使用他人的劳动或服务完成自己的合同交易，已成为债务履行过程中常见的社会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继受罗马法而形成的“为履行辅助人负责”的理论就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在确定他人过错与合同责任方面的一项重要原则。具体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履行的实务与实践中，受多式联运的发展及集装箱运输革命的影响，承运人与实际履行货物运输任务者相分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整个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格局中，不仅存在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承运人与实际从事货物运输的履行辅助人之间也存在雇佣关系、委托关系、运输合同关系、租船合同关系等其他合同关系或者事实上的使用关系。对承运人而言，如果因履行辅助人的行为造成债务不履行或履行不当的后果时，承运人是否应当向货物索赔方承担责任？该责任的性质和归责原则是什么？承担责任的条件和理论基础又是什么？对履行辅助人本人而言，如果其债务不履行或履行不当的行为，同时构成对托运人、收货人等货方的侵权行为，由此产生的侵权责任能否纳入运输法律的调整范围？可以纳入运输法律调整的条件和理论基础是什么？与承运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法律中的责任规定有无差异？承运人责任和履行辅助人责任又有何联系？不同类型的履行辅助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法律地位如何？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赔偿责任应该如何规定，是否相同？这些与履行辅助人本身相关的法律问题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但是，与承运人的责任制度相比，无论在立法中还是在理论上均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诚然，从国际海运公约和各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立法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国际海运承运人之履行辅助人的法律地位和责任问题，以应对海上货物运输实践的发展诉求。立法中关于履行辅助人运输责任的内容也从一开始的简单、零散的规定，逐步发展、完善起来。但是，这些立法都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角度，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法定责任的理论依据、责任性质及其与承运人责任的关系等问题，尚需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在这种立法的滞后和不完善的背景下，国际海运承运人之履行辅助人的相关法律问题应运而生。

随着现代航运界的分工益加精细化，今日之海上货物运输已非承运人可独立完成，介入、参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履行的国际海运承运人之履行辅助人范围愈加扩大，由履行辅助人的行为引起货损、迟延而导致的海运纠纷也愈加普遍。在层层合同法律关系之下，实际履行货物运输任务的履行辅助人若因其过错导致掌管的货物发生灭失、损害或迟延交付，构成对收货人或其他货方的侵权行为时，承运人对货方的合同之债与履行辅助人对货方的侵权之债将同时存在于海上货物运输的领域范畴。实际上，侵权和合同在英美法系有日益趋同甚至合为一体的趋势。 ^[1] 因为，当事人在运用侵权或合同作为救济手段的工具时，其救济结果不应产生太大的差别。 ^[2]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承运人或通过提单上的记载，或根据国内法和国际公约享受各种疏忽行为的免责和责任限制权利，迫使权利受损的货方不得不绕过承运人，直接对承运人之履行辅助人提起举证责任较重的侵权诉讼以获得充分赔偿。由于受制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这些履行辅助人无法享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者提单等运输单证赋予承运人的责任限制和抗辩权利。这一尴尬处境不仅使履行辅助人赔偿责任加重，同时也促使其向承运人索要更高的报酬或者要求承运人补偿其损失而转嫁风险，这也导致履行辅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最后往往是由承运人“买单”，从而使承运人依据运输法律 ^[3] 原本享有的责任利益“落空”，进而提高运输成本将风险再转嫁给货方。

为了保护承运人的责任利益不落空，同时也是对实际履行运输义务、承受特殊风险的履行辅助人的本人利益及货方利益的整体保护，在错综复杂的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关系中，承运人以外参与整个海上货物运输过程的相关人员，亟须以一个类似于“承运人”的法律概念加以定义，进而将其纳入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调整范围，这也是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合理解释以抹平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之间鸿沟的必然要求。笔者将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应承运人的请求或在其监督或控制下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义务的主体进行理论上的抽象，在归纳出它们共性的基础上提出“国际海运承运人之履行辅助人”的概念，分析将国际海运承运人之履行辅助人纳入海上货物运输强制法体系的合理性与可能性，通过现行各种立法例的分析比较，对照承运人责任制度，探讨在我国《海商法》下构建国际海运承运人之履行辅助人制度的具体方式及理论基础，并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1] 王少禹：《侵权与合同竞合问题之展开——以英美法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2] 周江洪：《〈合同法〉第121条的理解与适用》，《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第166页。

[3] 如无特殊说明，此处及下文中所有的运输法律泛指调整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国内法等相关的法律或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