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借鉴

研究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社会资本转换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需要厘清与此相关的理论脉络及观点。基于此，本部分主要系统梳理社会资本理论、社会变迁理论、收入差距理论的发展脉络，以及阐述这些理论对本书研究工作的重要借鉴价值。

一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相互交叉与融合而逐渐兴起的社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试图突破传统的现代性理论、依附理论、理性选择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存在的社会化不足的缺陷，致力于构建研究经济主体社会行为与经济绩效的新框架。随着人们对经济行为社会化倾向认识的加深，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与物质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对应的理论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及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的早期研究诞生了社会资本这一专属术语，简要地指出社会纽带、邻里网络等构成社会资本的最初形态，并显示出社会资本具有社会属性与生产属性的思想。社会资本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最早是由美国社会改革家L.J.Hanifan于1916年提出的。对新古典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反思也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采纳社会资本的理论范式。美国经济学家G.Loury在1977年首次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当中，用来分析种族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P.Bourdieu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这些资本之间既存在区别又存在一定的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如图2.4所示）。

在Bourdieu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并初步分析社会资本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Coleman基于功能视角进一步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现代意义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从而确立并丰富了社会资本的理论基础。Coleman基于功能视角界定社会资本的理论内涵，实现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微观与宏观、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相结合的研究跨越。可以说，Coleman首次将社会资本理论由以个体为中心（Ego-Centric）转向以社会为中心（Socio-Centric），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 Bourdieu, Coleman等学者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现代西方社会资本理论逐渐衍生出网络结构理论、弱关系理论、社会资源理论、结构洞理论等。

1.网络结构理论

网络结构理论指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形成的社会纽带关系是一种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能够对经济个体或社会组织产生重要的影响（Granovetter, 1973）。虽然网络结构理论强调了经济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但是，这与只注重经济主体个体属性的地位结构理论存在较大差异。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网络结构理论强调家庭所处的周边环境与邻里关系决定了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相对位置，而地位结构理论认为家庭本身的状况以及努力程度最终决定了家庭的相对位置；其二，网络结构理论笔下的家庭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致分类，即具有层级关系，而地位结构理论否定了家庭的层级关系，认为家庭只是众多经济主体中的一个，因此没必要对家庭进行细致分类；其三，网络结构理论注重对家庭与家庭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分析，而地位结构理论关注的则是家庭个体的地位感；其四，针对家庭状况改善的政策建议，网络结构理论给出的“药方”是发展家庭的社会网络，而地位结构理论否定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其五，网络结构理论指出家庭在复杂经济社会中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地位结构理论更关注的是家庭所处的相对社会地位。

2.弱关系理论

弱关系理论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M.S.Granovetter 为代表。1973年， Granovetter在《美国社会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上发表题为“弱关系的强度”（“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的文章中，基于交往花费的时间长度、情感密度以及亲密程度等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弱关系（Weak Ties）与强关系（Strong Ties）两种类型。其中，弱关系主要产生于个体与其间接网络成员的交往过程，通常来讲，这些间接网络成员亲密程度较弱且交往频率较低；强关系多产生于个体与亲人、亲密的朋友等的交往过程，这些成员间彼此熟识且互动频繁。Granovetter指出强关系与弱关系能够对家庭、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系统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与强关系主要释放的重复性、同质性的信息相比，弱关系能够在社会组织或群体间构建起释放更多重复性低、异质性高的信息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在Granovetter看来，相较于强关系，弱关系在社会交往中更能充当“信息桥”的角色，即将信息在不同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传递，从而促使经济主体能够跨越其社会边界而获得重要的信息。

3.社会资源理论

社会资源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经济主体（家庭或社会组织）在目的性行动（Purposive Action）中可以获取并使用的嵌入社会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s）。这种观点以美国社会学家林南为主要代表。林南等学者在弱关系理论（Granovetter, 1973）的基础上率先提出著名的社会资源理论（Lin et al., 1981）。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中的资源（Resources），这种社会资源是嵌入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的，而且，这些社会网络资源并不会被行动主体直接拥有，而是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与强关系相比，弱关系能够为行动主体的目的性活动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林南认为，影响行动主体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地位、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异质性、社会网络中行动主体与其他成员关系的强弱程度（Lin, 1990）。

4.结构洞理论

结构洞理论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R.S.Burt为代表。Burt认为，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关系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Burt, 1992）。这是因为，关系资本能够发挥链接社会网络中相互分散、隔离部分的作用，即结构洞。结构洞定义了社会资本，并在社会网络中发挥桥梁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机会优势与信息优势。通过链接相互隔离的不同社会网络能够为行动主体带来新的社会资源。因此，行动主体所拥有的结构洞资源越多，其所掌握的求职信息越加丰富，从而能够获得越高的劳动收入回报。随后，Burt进一步分析了结构洞与网络封闭（Network Closure）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差别与作用。Burt指出，结构洞代表的是社会网络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弱联系（Weak Connections），占据结构洞的位置就为拥有信息与资源优势提供机会，从而形成社会资本；网络封闭代表的是社会网络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强联系（Strong Connections），网络封闭的社会结构通过促使社会网络中的成员之间形成资源共享机制，从而产生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中国化研究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地位与重要性的与日俱增，国内学者也开始采用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来探讨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我国经济学家张其仔最早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中国。张其仔基于晋江市西滨镇跃进村的案例研究发现，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工具与方法对于追溯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只有部分的适宜性，而且，并没有发现能够支持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的证据。因此，中国特殊的文化、制度环境决定了在使用社会资本理论时必须进行本土化改造。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拓展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差序格局理论、以黄光国教授为代表的人情与面子理论，以及以边燕杰教授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理论等。

1.差序格局理论

差序格局理论最早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土生活之中的社会关系格局的总结。与西方农村社会的“团体格局”不同，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以“伦理本位”和“人情关系”为导向的“熟人社会”，个人的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的、亲疏有别的“波纹”，恰如一颗投在水里的石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诠释。首先，“差序格局”产生于农耕文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与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差异产生的根源在于两者不同的经济文明：游牧文明衍生出了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而农耕文明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其次，“差序格局”的实质在于“家庭本位主义”。与西方“团体格局”体现的“个人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体现出的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己”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是人伦教化的过程。因此，中国乡土社会的语境下，“己”是从属于家庭的，以“己”为中心本质上就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最后，礼治社会是维系“差序格局”秩序的重要保障。礼治社会是中国乡土社会的鲜明特征。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普遍的道德与法律标准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社会秩序的维系凭借的是基于传统而形成并延续的“礼”（阎明，2016）。

2.人情与面子理论

人情与面子理论最早是由台湾大学心理学系黄光国教授提出。黄光国指出，在中国社会中，“人情”（Favor）与“面子”（Face）是行动者影响家庭以外其他人的重要手段。随后，黄光国等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人情与面子理论（黄光国、胡先缙，2010）。黄光国认为，“人情”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大体包含三种不同的含义：其一，“人情”是人们心理产生的一种情绪感觉，即俗语所说的通情达理、通人情等；其二，“人情”是社会活动中可以用来交易的社会资源，即俗语所说的做人情、欠人情等；其三，“人情”是人们社会交往过程中遵循的社会规范，即俗语所说的有来有往、礼尚往来等。“面子”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声望或地位。所谓的“面子功夫”本质上是一种“印象整饰”行为，即行动者为了让家庭以外的人对自己产生某种特定的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在中国社会中，行动者与网络中其他成员的社会关系包括三大类：其一，情感性关系，即主要满足个体情感性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其二，工具性关系，即主要满足个体物质性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其三，混合性关系，即通过“人情”与“面子”来影响他人的社会关系。

3.社会网络理论

现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边燕杰教授基于社会资本的网络视角拓展了已有的网络结构理论，从个体微观层面提出社会网络理论来分析社会资本的生成过程（如图2.5所示）。社会网络理论主要致力于回答三个问题：其一，何种社会网络特征能够产生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的构成问题；其二，社会资本变异性的影响因素，即社会资本的来源问题；其三，社会资本对个体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结果，即社会资本的作用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边燕杰认为，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特征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网络规模（即社会网络内包含的社会关系的数量）、网络顶端（即社会网络内地位最高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异（即社会网络内的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网络构成（即与拥有丰厚资源的社会阶层存在纽带关系）。针对第二个问题，边燕杰采用阶级阶层地位与职业活动交往两种互补性机制来解释个体社会资本量的影响因素。针对第三个问题，边燕杰指出，社会资本不仅能够影响收入等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而且也能够影响个体对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估。

二 社会变迁理论

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指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切现象与过程的总和。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便成为社会学领域内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随着社会学家对社会变迁现象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社会变迁理论逐渐成为一个庞杂而丰富的理论体系。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理论体系，学术界对社会变迁理论的分类方式主要有“四分法” 与“六分法” 两种范式。本书借鉴现有研究的普遍做法，并参考新泽西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D.Popenoe在其经典著作《社会学》（ Sociology） 中对社会变迁理论的划分方法，着重阐述经典社会变迁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理论观点。

（一）进化理论

社会变迁的进化理论借鉴生物学中的进化（Evolution）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进化而来的，社会变迁的轨迹就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不断分化与演进的过程。古典社会进化理论普遍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呈现的是线性发展模式，即社会变迁普遍遵循单一的演化路径。直到20世纪，社会进化理论才开始承认社会变迁路径的多样性，即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总趋势下，不同的社会可能存在不同的变迁路径与模式。

被公认为“社会学之父”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 A.Comte 较早使用“进化”这一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演化问题。Comte指出，既然人与动物同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应将对人类社会的研究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轨道。人是动物进化系统的最终项，而人类社会是如同生物体的有机体。因此，人类社会变迁是自然规律与生物进化的必然延续。Comte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遵循着固定的路径，沿着一定的历史阶段向前发展。

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的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H.Spencer提出一整套学说将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假说应用到社会学研究领域，提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与方法是相通的，主张运用科学实证主义来研究社会现象。Spencer在《社会学原理》 （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进步的整体趋势下，个别社会可能出现的某种程度的倒退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Spencer笔下的社会变迁路径并不完全是直线式的，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一定的曲折性。这是其与Comte的社会进化理论最大的不同。

受Spencer社会变迁思想的影响，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É.Durkheim基于社会事实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秩序、整合与变迁问题。Durkheim批评了将不同社会排列在一个简单的进化直线上的做法，提出根据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方式与亲密程度对社会类型进行划分。基于此思想，Durkheim在其开山之作《社会分工论》（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中首次将社会类型分为机械团结型社会与有机团结型社会两种，指出社会变迁的路径就是社会形态从“机械团结”转变为“有机团结”。

德国现代社会学的缔造者之一、德国社会学学会与霍布斯协会创始人之一的F.Tönnies以围绕“社区—社会”概念框架构建起来的社会学体系而著称。1887年，Tönnies在其成名作《社区和社会》（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中首次提出“社区” （Gemeinschaft or Community）和“社会”（Gesellschaft or Society）两个概念，成为其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内容。Tönnies认为，人类社会变迁的进程实质上就是“社会”因素逐渐增强而“社区”因素不断减弱的过程。

（二）循环理论

社会变迁的循环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进程是周期性、重复性的过程。与社会变迁的进化理论所强调的人类社会朝着一个特定方向进化的观点不同的是，循环理论普遍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是由发展、成熟、衰落、挑战与回应相互交替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文明既可能向前发展，也有可能出现衰落。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O.Spengler是循环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Spengler在其代表著作《西方的没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中指出，人类社会是有生命周期的有机组织。Spengler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有其诞生、发展、成熟与衰落的过程，如同一个有机体的生命周期：每个社会有其初始的诞生期，如同一个婴儿的出生；有迅速成长的发展期，如同生命体的儿童时期；有逐渐稳定的黄金期，如同生命体的成熟时期；有漫长而缓慢的衰落期，如同生命体的衰老时期；有快速的崩溃期，如同生命体的死亡。

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英国学者A.J.Toynbee是另一位在社会循环理论研究中有所建树的社会学家。Toynbee 在其1934—1961年出版的12卷巨著《历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中系统阐述了世界主要文明的兴衰历程，被学术界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Toynbee指出，人类社会的变迁是一种循环发展的过程。但与Spengler的循环理论不同的是，Toynbee 认为人类社会的循环发展是可以多次重复的。Toynbee的社会循环理论注意到了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相互关系，强调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能动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第一位社会学系主任、美籍俄裔著名社会学家P.A.Sorokin一生著述颇丰，几乎涵盖社会学所有的研究领域。Sorokin在1937—1941年出版的4卷本《社会和文化动力学》（ 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中系统阐述了其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理论思想。Sorokin指出，人类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是遵循历史循环模式的。Sorokin进一步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划分为“灵性阶段”“感性阶段”“理性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中循环出现。

（三）功能理论

社会变迁的功能理论强调社会均衡一致与稳定的属性。功能理论将社会视为有机生命体，认为不能割裂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性而研究社会的局部特征。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在维护整个社会存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被称为社会所具备的功能。由社会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紧密联系而构成的均衡形成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社会变迁的功能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派。早期的功能理论试图构建宏大的社会理论大厦，而后期的功能理论则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对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T.Parsons是社会变迁的功能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Parsons在其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1951年出版的《社会系统》（ The Social System） 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其社会功能理论的思想，并在后续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Parsons基于行动系统视角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变迁与发展问题，指出人类社会的变迁是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Parsons认为，社会系统为了维持其本身的存在性、持续性及有效性，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要求，即所谓的“AGIL功能”模式（如图2.6所示）：“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与“潜在模式维系”（Latency）。Parsons指出，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联系，导致社会系统整体趋于均衡。“AGIL功能”的满足，使得社会系统得以维持一定的稳定性。而当社会系统出现暂时的偏差时，社会系统能够通过自身的自动调节功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四）冲突理论

社会变迁的功能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均衡与稳定是一种常态，而社会的冲突（Conflict）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反常现象。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西欧等社会相继陷入巨大动荡之中，而社会功能理论无法开列出有效医治社会矛盾的“药方”，导致西方社会学界开始觅寻新的理论视角。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变迁的冲突理论应运而生。社会冲突理论提出了与社会功能论不一样的理论观点，即认为人类社会的本质是冲突的，导致了人类社会变迁的必然性与急遽性；而且，社会变迁的目的也不再是维持原有社会的均衡，相反，社会变迁是为了打破原有的稳定状态；此外，人类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冲突，而冲突来自对价值、地位、权力与资源的争斗。

有“千年第一思想家”“古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称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Karl Marx）也有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构思。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最终主导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过程，历史进程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人类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的根源可以追溯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运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人类社会的变迁与发展通常有三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即“自然形态”“派生形态”“超越形态”。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巨人R.G.Dahrendorf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58年，Dahrendorf在其《迈向一种社会冲突论》（“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Conflict”）一文中就对社会变迁功能理论所宣扬的静态社会提出了批评，并主张从变迁、冲突、暴力等方面展开对人类社会的剖析。Dahrendorf通过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将人类社会的变迁进程刻画成一个由社会内在冲突所引致的社会权威结构不断更替的过程。

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的美国社会学家L.A.Coser是另一位在社会冲突理论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1956年，Coser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出版的著作《社会冲突的功能》 （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让其在社会学界声名鹊起。Coser将社会视为一个功能系统，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Coser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冲突都是有害的。一定条件下高频率、小强度的社会冲突能够起到增强社会系统创造力的作用，从而提高社会群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

三 收入差距理论

收入差距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普遍现象。研究和管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需要从理论上探讨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演化机制。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派，随后研究中不同的理论派别对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提出自己独树一帜的理论观点，并开列出不同的处方以缓解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

（一）古典经济学派的收入差距理论

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历来是古典经济学派的重要研究范畴之一。作为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A.Smith与D.Ricardo等学者分别在其著作中对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展开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在收入差距理论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Smith）在其1776年出版的巨作《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中详细论述了其关于收入差距的理论思想。Smith的收入差距理论观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价值创造理论是Smith收入差距理论的逻辑起点。Smith认为，所有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都能够创造出收入，从而与重农学派相比大大拓展了价值创造的范围。同时，Smith将价值分配与价值决定有机结合在一起，指出当土地私有化和资本积累产生之后，由劳动创造出的收入将在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以及劳动提供者之间进行分配。

其次，社会结构分析是Smith收入差距理论的逻辑前提。Smith指出，按照获取收入的形式和占有生产要素的情况，可以将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阶级：其一，靠提供劳动而获取工资的工人阶级；其二，靠提供土地而获取地租的地主阶级；其三，靠提供资本而获取利润的资本家阶级。

最后，三种基本收入是Smith收入差距理论的逻辑核心。按照Smith的观点，国民收入构成中存在三种最基本的收入，即工人阶级获得的工资、地主阶级获得的地租以及资本家阶级获得的利润。这三种最基本的收入形式是收入差距研究的重心。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另一领军人物D.Ricardo基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在其1817年出版的经典力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中详尽诠释了他关于收入差距理论的思想与观点。归纳起来，Ricardo的收入差距理论观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收入差距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Ricardo十分重视收入差距问题。Ricardo指出，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不应该局限于探讨国民收入的增长问题，而更应该将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尽早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所有的收入类型中，Ricardo认为利润应该处于国民收入差距研究中最为核心的位置。

其次，劳动价值理论是收入差距研究的主线。在Ricardo看来，国民收入归根结底最终是由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在 Ricardo 的收入差距理论中，能够创造收入的劳动不仅包含了在生产过程中被直接消耗掉的劳动，也包括使用的不变资本所消耗掉的劳动。

最后，利润是国民收入的核心构成。在所有的收入形式中，Ricardo特别凸显利润的重要作用。在Ricardo笔下，衡量商品的价值只包含两部分：其一，通过资本所得到的利润；其二，通过劳动所得到的工资。与Smith的收入三分法不同的是，Ricardo将地租视为利润的一种特殊的转化形式。

综上所述，古典经济学派对收入差距研究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前期探索。然而，由于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探讨国民收入的形成与来源上，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仅仅涉及收入差距理论的表层而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古典经济学派的收入差距理论尚且是一种较为朴素的收入差距思想。

（二）新古典经济学派收入差距理论

在古典经济学派收入差距理论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派进一步拓展并发展了收入差距理论。其中，尤其以A.Marshall和J.B.Clark的收入差距理论最具代表性，对后世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90年，英国剑桥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A.Marshall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中深入阐述了其关于收入差距的理论观点。Marshall的收入差距理论观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Marshall将企业家才能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在Marshall看来，能够创造收入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四种：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相应地，国民收入也主要包含四种：由劳动者获得的工资、由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地租、由资本所有者获得的利息、由企业家获得的利润。也就是说，Marshall特别推崇企业家才能的生产功能。

另一方面，Marshall认为，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水平实际上是劳动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决定的价格。对于地租的决定，Marshall指出由于土地供给存在零弹性，因此地租主要是受土地需求的影响。对于利息的决定，Marshall认为，利息本质上就是资本的均衡价格。对于利润的决定， Marshall指出，利润实际上可以视为企业家才能所获得的报酬。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J.B.Clark在其1899年出版的著作《财富的分配》（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中通过边际生产力理论系统地阐释了其关于收入差距的理论思考。

Clark采用边际生产力工具来分析收入的形成与分配过程。按照Clark的界定，边际生产力指的是最后被雇用的劳动者所能提供的生产力。自然工资标准正是由边际生产力所决定。Clark 认为，在资本不变的情况下，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呈现递减的趋势。相应地，在劳动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投入生产的资本数量的增加将导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呈现递减的趋势。在Clark看来，土地可以视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土地同样满足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

综上所述，新古典经济学派相对于古典学派对收入来源的认识更为深刻。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派主要关注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导致收入差距问题在理论架构上是从属于资源配置问题的。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收入差距理论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配置功能，而往往忽视制度与结构等变量的作用。

四 简要评述

综上所述，通过对与本书密切相关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理论观点进行回顾发现，已有研究在收入差距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变迁理论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现有收入差距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社会变迁理论的理论视角及其对本书研究的重要借鉴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收入差距理论深刻演绎了居民收入差异形成与扩大的内在机制，为本书研究中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演化规律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促进农民增收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漫长的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中，不同的理论学派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破解开列出了各自独树一帜的“政策药方”。事实上，居民收入差距理论的发展脉络折射出了经济学界对资本概念的认知变迁历程：由古典经济学派注重的物质属性， 逐渐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派挖掘出的人本属性。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化过程离不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综合作用。然而，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社会性诱因往往被主流经济学忽略。虽然，随后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强调了结构和制度等变量在诠释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中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结构缺失与制度缺失的不足。但是，结构主义经济学更为关注的是一个国家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中非正式制度的功能。尤其是对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公共财政供给不足的中国农村地区而言，仅仅依靠正式制度安排下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功能是无法从根本上破解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难题的。

其二，社会资本理论有效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缺陷，为本书探讨中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提供重要的理论视角。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史表明，社会资本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横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焦点，除了其研究主题的普适性之外，更在于社会资本的理论思想兼具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基因”。通过对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的回顾发现，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对新古典主义的深刻反思史。新古典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缺陷限制了其对现实经济行为及绩效的解释力度，越来越广为经济学界所诟病。而社会资本理论将某些社会因素融入经济学理论大厦之中，认为社会资本是除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外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本要素， 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缺陷，从而构建研究经济主体社会行为与经济绩效的新视角与新框架，实现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融合与发展。事实上，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通过社会资本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弥补正式制度缺位问题的作用。因此，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中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仅切合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而且能够释放更多的调节收入不平等的政策信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的社会属性使得在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来解读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特别谨慎。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工具与方法对于追溯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必然是适宜的。因此，中国特殊的文化、制度环境决定了在使用社会资本理论时必须进行本土化改造，使得社会资本理论能够在中国情境下得到拓展。

其三，社会变迁理论生动刻画了人类社会变革的发展轨迹与前进方向，为本书分析中国农村居民社会资本转换的新特征与趋势构建重要的制度背景。社会资本日益成为理解经济社会现象的重要基础，通过对社会资本性质与类型的研究能够更好地诠释经济社会运行的实践。事实上，社会资本的转换特征与变化趋势是驱动现代社会资本理论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Meng, Chen, 2014; Story, 2014）。值得高度重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深化的社会改革导致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社会网络特征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受信息化、网络化的影响，以及伴随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农民的社会交往逐渐摆脱地域的限制，交往的方式和空间得到大幅延展，导致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的方式与范围日趋脱域化。 ^[1] 社会关系的“脱域”属性进一步导致中国农村传统的“差序格局”状态出现松动，也深刻改变了农户的社会资本形态。随着现代社会“脱域”机制的日臻完善，脱域型社会资本逐渐成为农民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因此，伴随农村地区社会结构变迁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特征呈现分化和异质性的倾向，由此导致农村社会资本出现新的特征和趋势。中国在持续经历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聚焦于社会资本转换作用于农户收入差距机制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正是基于此，与大多研究不同的是，本书重点关注的是社会资本异质性的特征与事实。 MRDqm5EBhxnyZMKvBO2hreN6EcqAOy1mz7BBpP7+6DQ0GsX5HF7izV83ALTfvs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