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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的矛盾是长期困扰学术界与决策者的世界性难题，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及驱动因素的研究是化解收入分配矛盾的关键环节，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并形成了大量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伴随社会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收入差距形成的社会资本因素逐渐受到关注。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逐渐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可以说，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常用的术语。然而，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资本理论范畴的建构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一个被学术界普遍公认的理论内涵（Adler, Kwon, 2002; Blokland, 2016）。梳理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对社会资本理论范畴的解读可以归纳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88年，Coleman 在其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的标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的文章中，结合实证研究深入阐述了社会资本的内涵与功能。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凭借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促进行动者的某些行动。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结构中的公共物品，
人们可以凭借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有用的信息，并在行动中获取收益。因此，在Coleman 看来，社会资本的维系需要行动者形成共同的合作与信任。此外，Coleman 还将社会资本的形式或者类型概括为三种：其一，结构的责任、预期与信任（Obligations, Expectations and Trustworthiness of Structures）；其二，规范与有效制裁（Norms and Effective Sanctions）；其三，信息渠道（Information Channels）。在此基础上，Coleman还指出了社会资本所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其二，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其三，社会资本具有高度生产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沿用Coleman的观点，指出所谓的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实际上指的是公民对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Putnam与其合作者R.Leonardi, R.Y.Nanetti在1993年出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一书中指出，所谓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一些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与网络，这些特征能够通过协调行动者的行为而提高社会效率。其中，信任是促成公民合作的必要前提与保证，同时，信任也能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中产生。规范指的是一种基于道德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互惠规范，并不具有法律性惩罚的功能。在Putnam看来，一个拥有强大社会资本的组织应该具备典型的普遍的社会信任、互惠的社会规范与紧密的社会网络等显著特征。强大的社会资本能够带来发达的公共精神。因此，Putnam将社会资本视为化解集体困境与“搭便车”问题的有效机制，凸显出社会资本的强大能动性。Putnam对社会资本的界定是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主流定义。
另外，日裔美籍学者Francis Fukuyama于1995年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一书中基于社会信任角度界定社会资本，即社会资本指的是由社会中普遍的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也就是说，Fukuyama将社会资本等同于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价值规范，即社会信任的程度。高信任度的民族更容易创造出经济的繁荣。而且，Fukuyama指出社会资本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基本的群体层面，还体现在社会组织、国家等更大的群体之中。美国学者Michael Woolcock于1998年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理论合成和政策框架》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一种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之上的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规范。2008年，西班牙学者 D.Pastoriza, M.A.Ariño和J.E.Ricart 在《作为组织社会资本前提的道德管理行为》（“Ethical Managerial Behaviour as an Anteced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一文中对组织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在信任和互惠的社会关系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组织规则与制度，这种组织社会资本能够强化人们的认可与责任。
这一理论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当属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R.S.Burt。Burt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一书中首次提出“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概念（Burt, 1992）。如图2.1所示，假如存在三个行动者A、B 和C，其中，行动者A与行动者B和C存在直接联系，而行动者B与行动者C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在这个系统中，行动者B与行动者C要想发生联系，只能通过行动者A这一渠道。也就是说，行动者A在这个网络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因为只有行动者A能够有机会同时享用行动者B和行动者C的资源。而行动者B和行动者C由于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其要想享受对方的资源必须通过行动者A。这样，行动者B和行动者C之间存在一个所谓的结构洞，而行动者A刚好占据了这个结构洞的位置，在网络结构中为行动者B与行动者C之间的联系发挥桥梁的作用。因此，在Burt看来，所谓的结构洞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的相互分散与隔离的现象。此外，Burt还通过结构洞来界定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结构中各个节点所提供资源与控制资源的程度。因此，结构洞定义了社会资本，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挥桥梁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机会优势与信息优势。通过链接相互隔离的不同社会网络能够为行动主体带来新的社会资源。
图2.1 结构洞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献（Burt, 1992）绘制。
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大师P.Bourdieu是这一理论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Bourdieu是最早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诠释的学者。早在1980年，Bourdieu在其《社会资本随笔》 （“Le Capital Social”）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Bourdieu看来，社会资本在本质上就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Resources）的集合，而这些资源与拥有相互默认或认可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相联系，并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在随后的研究中，Bourdieu 在《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一文中进一步区分了现实中的资本存在的三种形式：其一，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即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的资本形式；其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即以文凭、证书、学历等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的资本形式；其三，社会资本（So cial Capital），即以声望、权威、名誉等为符号，以社会契约为制度化的资本形式。而且，这三种资本之间既存在明显区别又存在一定联系，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彼此的相互转化。在Bourdieu看来，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稳定性、制度化与可持续等特征的社会网络，并且，这种社会网络能够为行动者带来一定的资源。社会资本以社会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包括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组织关系与工作关系等具体形态。此外，在Bourdieu笔下，社会资本还具有突出的高度生产性特征。社会资本的资源性特征导致行动者能够凭借其社会资本直接获得经济资源。而且，经济主体能够在与专家或权威的接触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资本，即“物化的文化资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此外，行动者还能够与可授予有价值的信任凭证的权威机构取得联系，即“制度化的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另外，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南（Lin Nan）是持有这一理论观点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林南及其合作者J.C.Vaughn, W.M.Ensel在《社会资源与职业地位获得》（“Social Resources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这种社会资源是嵌入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的，而且，这些社会网络资源并不能够被行动主体直接拥有，而是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直接或间接地获取（Lin et al., 1981）。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林南进一步指出，影响行动主体获取社会资本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三种：社会网络中成员的社会地位、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异质性、社会网络中行动主体与其他成员关系的强弱程度等。
此外，美国作家、社会学家W.E.Baker于1990年在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上题为“市场网络与公司行为”（“Market Networks and Corporate Behavior”）的文章中提出，社会资本实际上是行动者从特殊的社会结构中可以获取到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有助于促进行动主体对兴趣的追求，并随其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变化。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边燕杰教授认为，社会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蕴含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转移的资源（边燕杰，2004）。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正式制度是一国经济绩效与居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践表明，正式制度的缺位与缺失似乎并未阻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Allen et al., 2005）。非正式制度发展及其与正式制度的契合是理解转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经济运行状况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Callen, Fang, 2015）。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是除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国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的主要非正式制度。而且，中国特殊的乡土文化使得传统的“人情”与“宗族”观念异常明显，从而不断强化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功能。社会资本日益成为影响经济绩效与居民收入的重要解释变量。不同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与使用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社会资本成为引起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形成与演化的重要驱动因素。针对社会资本投资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与实证，已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梁漱溟，2011）。而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作为家庭社会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与手段，具有明显的“地位寻求”的特征（杭斌，2015）与“共患难”功能（Huang et al., 2012；张春泥、谢宇，2013）。对于受经济和体制限制的农村居民而言，社会资本不再仅仅是维持社会运转与利益协调的一种非正式契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日益成为信息分享与资源配置的一种替代机制（Bowles, Gintis, 2002）。尤其在信息相对闭塞、流动性较弱的农村地区，利用社会资本将各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以实现其福利改善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对于贫穷的农村家庭而言，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落入贫困陷阱的概率（张爽等，2007），还能够起到非正式担保机制的作用从而降低贫穷家庭的信贷约束（朱建军、常向阳，2010）。而且，随后的大量实证研究也肯定了社会资本在促进交易完成、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缓解农村家庭脆弱性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功能（Grootaert, 2004; Knight, Yueh, 2008; Abdul-Hakim et al., 2010; Andriani, Karyampas, 2010; Pan, 2011; Zhang et al., 2012; Macchiavello, Morjaria, 2015；杨文等，2012）。同时，也有文献指出，社会资本能够增大农民外出务工的概率，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Zhang, Li, 2003）。
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其一，社会资本有助于搭建起政府运行成本的分担机制，从而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Fischer, Torgler, 2008; Ishise, Sawada, 2009;
Laursen et al., 2012），而经济发展能够带来居民收入的增长；其二，社会资本构建起的信任网络有助于增加交易信息的透明度，
从而能够减少机会主义
与“搭便车”行为，通过促进合作而对经济产出产生重要影响（Mota, Pereira, 2008; Hasan et al., 2015）；其三，社会资本的非正式保险功能也为家庭提供了风险分摊的机制，激励了家庭从事高风险与高收入的活动（Wolz et al., 2006; Munshi, Rosenzweig, 2009）。
此外，作为传统农村网络之一的宗族网络（Kinship Network）仍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宗族网络能够发挥出非正式产权保护（Chantarat, Barrett, 2012）、扩大融资渠道（Kinnan, Townsend, 2012）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加快农村工业企业的健康发展（Peng, 2004）。此外，宗族网络促进低收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使得他们从中受益（郭云南等，2014）。即便在市场化加速转型的进程中，依托宗族网络构建起的社会资本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Munshi, Rosenzweig, 2006）。
农民收入的提升并不必然能够带来收入差距的收窄。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学术界尚存在较大的争议。Grootaert通过采用分位数回归计量方法的实证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的回报率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对于最低收入群体（10%分位点）而言，其社会资本回报率比最高收入群体（90%分位点）超出近两倍。据此，Grootaert最早提出了“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论断，强调社会资本对穷人或贫困地区的收入增长更加有利。在随后的研究之中，Grootaert等对此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了作为正式制度有效补充的社会资本具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效应。而且，这种积极效应对于正式制度不完善的地区尤为明显（马宏、汪洪波，2013）。朱建军和常向阳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播与分享；其二，缓解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约束；其三，协调集体行动并促进集体决策（朱建军、常向阴，2010）。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证伪了Grootaert关于“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假说。
一方面，社会资本可能会对穷人产生结构性的排斥效应，导致穷人无法依靠社会资本来脱贫（Cleaver, 2005）。由于历史与家庭背景等原因，社会资本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先天性的不平等“基因”。这种先天性的不公平促使社会弱势群体具有与生俱来的劣势，进而加剧了过程的不公平。而起点的不公与过程的不公相交织在一起不断固化结果的不公（王增文， 2012）。尤其是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再投资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社会收入流动性，从而阻碍公平进程（周晔馨，2015）。而社会不平等的增加往往意味着进入上层社会需要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金烨等， 2011）。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亲富性”特征。富裕的农户往往能够凭借其所拥有的更加广泛的社会资本获得具有规模经济性质的更高的收入回报（李群峰，2013）。反过来，过大的收入差距通过加剧社会分化而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申广军、张川川，2016）。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更为丰富的“精英”家庭往往凭借其“关系”优势来扭曲市场规则，从而为自己谋得更多的机会和报酬（李树、陈刚， 2012）。十几年前，中国的乡村治理还未实现向村民自治方向的实质性转换，反而呈现出权力日益向少数的特定“精英”群体集中的现象（贺雪峰，2011；李祖佩，2011）。这些乡村“精英”控制着农村扶贫资源，扮演着“赢利型商人”的角色（马良灿，2010）。尽管中国采用多种模式参与农村扶贫工作，但是，中国乡村治理存在明显的“内卷化”倾向，
导致政治话语权较弱的普通农户难以获得平等分配扶贫资源的权利，最终限制贫困农户的发展空间（周常春等，2016）。乡村治理的“内卷化”通过影响农村居民的交换地位，进而对不同阶层农户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如图2.2所示）。
图2.2 乡村治理“内卷化”与农户收入差距形成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献（周常春等，2016）绘制。
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更有可能是富人的资本（刘彬彬等，2014），甚至成为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赵剑治、陆铭， 2010；周晔馨，2012；向书坚等，2014）。
针对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差距的过程，Lin基于资本视角指出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如图2.3所示）：其一，资本欠缺（Capital Deficit）；其二，回报欠缺（Return Deficit）。其中，资本欠缺指的是投资和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不同行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与质量不同，进而形成了群体内的收入差距；回报欠缺指的是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个体间产生了不同的收入回报，其形成的原因在于不同个体在动员策略、行动努力或制度性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Lin, 2001）。基于Lin提出的这一研究框架，周晔馨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高收入农户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与回报率均高于低收入农户（周晔馨，2012），从而证伪Grootaert关于“社会资本是穷人的资本”的假说（Grootaert, 1999），即社会资本倾向于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程诚和边燕杰采用相类似的研究框架发现，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在社会资本存量与讨价还价能力方面均处于明显劣势，这是导致农民工收入偏低的重要微观机制（程诚、边燕杰，2014）。
图2.3 社会资本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献（Lin, 2001）绘制。
社会资本收入分配效应的争议促使学术界开始反思社会资本的理论范畴与度量方法。周晔馨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多维概念，应当构建出涵盖多层次的综合度量指标。然而，这种做法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首先，综合指数构建方式的不同将限制研究结论的可比性与可推广性。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存在两种常用的综合指数构建方法：其一，黄瑞芹和杨云彦等通过相乘的方法构造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黄瑞芹、杨云彦，2008）；其二，周晔馨则采用的是因子分析法赋权的加权平均（周晔馨，2012）。此外，由于社会资本的概念与内涵往往是变动着的，因此，过于笼统地使用一个异质性指数来反映动态性概念本身就是值得诟病的（Knack, 2002; Sabatini, 2009）。所以，更多的学者认为，不同类型或层次的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分布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叶静怡、周晔馨，2010；叶静怡等， 2012；章元等，2012；王春超、周先波，2013）。因此，在研究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时不能忽视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应重视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细致分解，将社会资本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纳入模型进行综合考量。
Lin最早基于社会资本获取视角将社会资本区分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Accessed Social Capital）与所动员的社会资本（Mobilized Social Capital）两种形式。但是，Lin的这一划分方法主要拘囿于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过程。随后的研究，张顺和程诚则对Lin的分类方式进行扩展，基于社会资源是否被动员角度重新讨论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伴随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潜在性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递减，而动员性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递增。也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结构性社会资本与认知性社会资本两类（Berry, Welsh, 2010）。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产生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两种不同的体制性资源，并因此衍生出跨体制社会资本（边燕杰等，2012）。此外，根据社会网络动态联结方式的不同，王春超和周先波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整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与跨越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发现整合型社会资本具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跨越型社会资本会显著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王春超、何意銮，2014）。
此外，社会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市场化等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市场转型理论（Nee, 1989）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由再分配机制为主导向市场机制为主导转变的过程。在这一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将会增加，而政治资本的回报率则会逐渐降低。但是，随后的研究却得出了与市场转型理论相左的结论，即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再分配机制的必然弱化，而是表现出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双重强化，具体表征是随着社会转型的发展，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的收入回报率出现同时上升的现象（Walder, 1995; Bian, Logan, 1996）。其中，社会资本被认为是维持与固化再分配掌权者政治优势的重要社会机制（Rona-Tas, 1994; Lin, 1995）。而且，伴随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社会资本的收入配置功能必然存在且随之变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实质上是市场规则逐步形成并完善的过程，导致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递减（张顺、程诚，2012）。社会资本在市场机制深化过程中被某种社会共识（Tacit Knowledge）取代（Stiglitz, 2000），导致社会资本对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呈现减弱趋势（张爽等，2007；陆铭等，2010；武岩、胡必亮， 2014）。此外，正式制度对社会资本等非正式风险分担机制的挤出效应也会弱化社会资本的作用（林莞娟等，2014）。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阶层的权力与地位发生显著改变，导致社会弱势群体往往遭遇被市场边缘化的命运（Gustafsson et al., 2008）。因此，社会资本的收入分配功能非但不会在市场化改革中被弱化反而会倾向于强化（赵剑治、陆铭，2010；陈煜婷、张文宏，2015）。
表2.1 收入差距形成的社会资本因素的代表性文献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仍存在一些可资改进之处。
其一，沿袭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已有研究多关注正式制度安排下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等对农民经济产出的影响，而忽视了农户收入差距形成与扩大的社会性诱因。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通常假定经济个体之间的行为是相互独立的，并且不存在明显的外部性与集体行动。在这样的思维范式指导下，新古典经济学常常忽略了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以及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对经济活动与绩效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伴随社会资本理论向经济学领域的融合与发展，社会经济学家批评了上述思路中关于经济主体行为社会化不足的缺陷，强调嵌入于正式制度安排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认为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外部性与集体行动决策问题。而且，经济主体之间通过社会交往而形成的社会资本在信息获取、就业选择与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功能日益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纠正“市场失灵”的作用。社会资本具有越来越明显的生产效应、收入效应、财富效应等综合效应。正如Granovetter曾明确指出的，任何个体的经济行为总是嵌入于其生活的社会关系之中，也必然会受到诸如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潜移默化的影响（Granovetter, 1985）。因此，忽略了嵌入市场中的社会资本特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存在理论不足的。
其二，现有文献多从整体视角管窥社会资本的收入分配效应，而缺乏对社会资本异质性的考究，尤其是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农户社会资本的新特征与新趋势，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相关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尚且比较匮乏。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并未形成普遍的共识，矛盾的焦点再次聚焦于对社会资本异质性影响的考究。忽视中国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呈现的新特征与新趋势，将难以全面、准确地诠释农户收入差距形成与扩大的社会性机制。值得高度重视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深化的社会改革导致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社会网络特征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村社会变迁将引起农户社会资本形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对农户收入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事关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农村变迁情境中的拓展与应用，更关乎中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矛盾政策的制定与评价。
其三，基于田野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农户收入差距形成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而涵盖中国大部分省域农户数据的研究更是十分鲜见。本书采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基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研究社会资本转换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