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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随风，恰似春水东流，逝者如斯夫；笔下追忆，留存片鳞半爪，遂成千古史。
人类需要历史，历史依靠叙述，叙述有赖记忆。
记忆总是刻骨铭心，珍藏着匆匆而过的青春，遥祭着悄然逝去的韶华，回味着轻似烟云的往事。
记忆是一部高速行驶的列车，承载着过去岁月的感情，穿梭在人生轨迹的站台之间，欣赏着沿途风景的往事踪迹，寻觅着生命里程的下一个站点。即便记忆暂处休眠状态，仍然可以在梦境追寻往事，恰如李煜《采桑子》所吟，“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
记忆将点点滴滴的情感遗珠串联起来，形成个体生命的历史；记忆也将人类的往昔片段重新拼装起来，凝结为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那便是历史。
记忆把朦胧的桨声灯影变成抒情的诗歌，把家族的门庭荣耀变成厚厚的家谱，把族群的自我认同变成生动的故事，把国家的悠久岁月变成宏大的叙事。无数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川流不息，汇成一个社会的历史长河。法国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历史与记忆》一书中说：“记忆滋养了历史，历史反过来又哺育了记忆，记忆力图捍卫过去，以便为现在、将来服务。”往事就像一凹隐身于岁月高山之上的天池，盛接过去的风雨，辉映当下的水光，顺着时间的山涧，将源源不断的水流注入蜿蜒千里的人类长河，经久不息地输送到现世人间的每一个溪口，灌溉家国的万里沃野，滋润世人的丰饶心田。
史学家汪荣祖在《史学九章》中说，“真实的往事如湖上之风，寒潭雁影，既逝矣，已无从直接追捕，惟有从文字记录中去重建”。当往昔借助笔尖成为历史，当过去通过言语变成传说，思维正常的人必定会问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于是便有了历史学的第一要义：历史的真实性；也有了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性？
一部历史文本是否“真实”，取决于历史文本与历史往事之间是否“契合”。历史的真实性就是历史叙事“符合”历史往事原状的程度，符合程度越高则真实性越强。
问题随之而来：什么叫“契合”？如何判断“符合”？这是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长期的聚讼焦点，古往今来大多数史学思想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形成歧义而分道扬镳。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一种知识称得上“真实”，必须与事实相符合，而且这种“符合”必须能够反复观察、反复试验、反复验证。这是科学的一条铁律。
历史学的尴尬在于，它所关注的往事，一丝一毫都不可能再现，只能凭借过去留下的文字或遗物的线索，来进行事后的研究。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所说：
历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它声称所要描写的事实乃是过去是事实；而过去的事实是不能再被直接检验的。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它们是否符合已经独立地为人所知的现实来检验历史陈述的正确性。（[英] W.H. 沃尔什：《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历史学的这个特点确实令人沮丧，也因此有的史学家表示不服气，他们尝试进行历史实验，以重现和验证史料的真实性。美国学者斯图尔特·休斯在《历史学是什么》中写道：
也有一个或者两个历史学家通过再现历史片段完成一种实验的著名范例。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一个博学的德国人在普鲁士军械库举办一场模拟战斗，以此来检验温泉关的权威性叙述。最近，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身体力行，自驾航船从西班牙驶向西印度群岛，证实了哥伦布原始航海日志的准确性。这是打破一般规律的激动人心的例外之举。（[美] 斯图尔特·休斯：《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确如休斯所言，这种历史“实验”只能偶尔为之，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毕竟很难重现。即使刻意去“重演”，也不是真正的“过去”。一些喜欢历史的美国人常常在南北战争纪念日穿上军装、扛起春田步枪，来到昔日战场进行所谓的历史“重演”，不过这仅仅是“重演”而已。英格兰曾经有一群年轻志愿者，按照历史学家的要求，严格依照铁器时代的生活条件在英格兰西南部生活了12个月，他们修屋建舍、纺线制衣、耕田种地、养牛挤奶，试图重新建立古代英格兰的往昔生活。结局可以想象，实验最后失败了，倒不是因为不能复原古代生活，而是不能复原古人的思想态度，包括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宗教观念、两性关系态度，等等，都已今非昔比。今天，大多数人已经承认，史学家可以进行历史叙事，也可以提出历史论述，但无法像化学家、生物学家那样进行实验，去重现过去，或验证他们的研究结论。
既然如此，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又从何谈起呢？难道历史学家就此放弃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吗？回答是：史料！历史学家从往事的遗迹中寻找可靠的史料，努力复原一幅关于“过去”的图景。W.H. 沃尔什在《历史哲学》中说，“虽然过去并不接受直接的检验，但它已经以文献、建筑物、硬币、制度、礼仪等等的形式而把自己丰富的遗迹留给了现在”。古人说，“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那些深藏在历史沉沙中的蛛丝马迹，既是重塑往事的凭据，也是检验历史真实的标准。
宋仁宗嘉祐六年，苏轼独自赴任陕西路凤翔府签判，路过河南渑池，想起六年前曾经与弟弟苏辙一起从四川赴京应试，途经渑池，留宿寺院，在院壁挥毫题诗。此时苏轼故地重游，触景生情，便给苏辙写了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诗文如下：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
老僧已死，新塔既建，院璧残破，旧题无见，苏轼不禁感慨万千：人生东奔西走，犹如飞鸿踏雪泥，留下的只是偶然间的指纹爪印。飞鸿远去，雪泥融化，一切痕迹消散，仿佛未曾发生。
在此之前，唐诗文化意象中，崔颢《黄鹤楼》、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也以“黄鹤”“凤凰”比拟随风而逝的往事，苏轼将往事比作“飞鸿”，三者均隐含了古人对于时间与历史的深刻理解。
飞鸿虽然远去，却留下了雪泥指爪；黄鹤一去不返，而汉阳树、鹦鹉洲犹存；凤凰台空江自流，还有幽径古丘的白鹭洲。这些历史的遗迹便是后人回忆往事、叙述历史的史料。
史料是历史的拼板，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就是要用有限的史料拼出一幅尽可能完整的历史图案。英国学者理查德·艾文斯在《捍卫历史》一书中说：“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一个拼图游戏，那些拼板分散在一个屋子的许多盒子之中，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我们把所有拼板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的拼板无法找到。”虽然，史料碎片化，获取具有偶然性，史学家手里并没有一盒完整的拼板，甚至有可能失去关键性的拼板，然而史学家的工作就是透过所有偶存的遗迹和片段的记录，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智慧和勇气，去努力拼出一幅尽量完整的历史图像。好在史学家不必复原所有的历史原貌，只需获得关键的信息。英国学者G.R. 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一书中说：“历史研究并非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如果人们所说、所想、所做以及所经历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家是用有限的史料拼出重要历史的局部拼图，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这并非没有可能。
说到史学家，历史的真实性还关涉历史撰写人的客观态度。如果一个史学家怀有偏见或被利害关系左右，就很难做到客观。这涉及历史学的第二要义：历史的客观性。客观性与真实性是两个密切相关而又不尽相同的问题，历史的真实性是就史料与文本而言，历史的客观性是就史家写作主体而言，客观性是真实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诚如法国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在《历史学十二讲》中所说，历史学的真实性“远远超出了研究者的不偏不倚与研究的不计利害衡量”，还需要史料、史法、史观等因素来支撑。不过，缺乏了史家历史著述的客观态度，所有的一切都将大打折扣，甚至付之东流。本书有关中日史学史的全部叙述和阐论都围绕历史学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展开，可以说是串起三千年史海遗珠的一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