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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最早倡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者。他曾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部分教学讲义于1920 年12月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题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开宗明义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李大钊的唯物主义新史观体现了清末民初中国史学界对传统旧史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在当时各种史学新思潮的风云际会中树立起一座重要的思想灯塔，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其留学日本期间的学习经历密切相关。1913年，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于次年初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当时的日本史学界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思想洗礼，尤其受西方史学流派的影响，文明史学、文化史学、实证史学、社会经济史学、唯物史学等各种“新史学”风起云涌。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留学两年多时间里，修学了“近代政治史”课程，主讲教师是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1859—1946）。浮田和民曾经留学美国，学习史学和政治学，1900年起在早稻田大学任教，担任过图书馆馆长，著有《史学原论》《希腊史》等多部作品，其中《史学原论》一书采集了西方众多史学名家的学说，在日本影响很大。中国留日学生汪宝荣曾在1902年《译书汇编》中介绍过此书，至1903年出现了6种中文译本，有的译本直接命名为“新史学”。李大钊作为浮田和民的亲炙弟子，应该熟悉该书内容。李大钊回国后，1920年到1924年有关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讲稿、文章、小册子等，在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为《史学要论》（又名《史学通论》），其中不少内容可以看到其师的影响。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的特色之一是博引欧美名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李大钊在论述中同样罗列了泰西和日本学者的史论、史观。
影响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另一位学者是日本经济史学的奠基人物内田银藏（1872—1919），内田博士吸取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在日本率先使用“经济史”一词，并且出版了《历史理论》一书。内田博士执教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李大钊未必听过他的课，但肯定读过他的书。在发表于1923年4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的《史学与哲学》一文中，李大钊讲到“历史的定义”，引用了几位西方学者观点之后，重点介绍了内田银藏有关史学的“三要义”，作为阐论自己观点的参考。李大钊后来在《史学要论》中详细阐释了史学“三要义”：一是考察社会变化，二是寻究事件证据，三是研究因果关联。这些有关史学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似乎已为常识，但在现代史学肇始之际却是发覆之论。
在20世纪初中国传统史学的转型过程中，史学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用现代史学的观点重新审视、梳理和总结两千多年的传统史学、史学史、史学思想史，同时以现代史学观念、方法和学理对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进行研究。李大钊积极应对新史学的这一新任务。1919 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中国第一篇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后，他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初步尝试。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思想史”，这门课属于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规定的必修课“欧美史学原理”的内容。他在课堂上说：“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影响”，“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这种对传统史学思想的学理检视，事实上是对古代史学认识论的研究，而历史学的认识论本身也构成了一部历史。这是因为，身处特定社会时代的史学家及其史学研究与著述，都隐含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观念，同时也有意或无意地在读者中传播着这种历史观念。正如克罗齐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学家的历史作品体现了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想，其中当然包含了时代历史观念。因此，将某个特定时代的史学作品排列开来，它们就构成了一部那个时代的历史观念史，或曰史学思想史；而将两千多年中国代表性史学著述排列开来，就可以梳理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演化轨迹。
中国古代是一个富于史著的社会，留下的大量历史著述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思想。日本史学巨匠内藤湖南（1866—1934）是最早用新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学者，也是在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第一人。他于1914—1925年前后三次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根据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史》是在现代史学观念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及史学思想进行的第一次系统梳理。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1927 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时间上稍晚于内藤湖南。由于日本更早接受德国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史学学风的影响，日本的史学理论以及中国史学史研究无疑给中国传统史学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激荡，李大钊是这场思想文化变革中高擎唯物史观大旗的巨擘。
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回答一个关键性问题：“什么是历史？”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课程和《史学要论》著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如是说：
我们日常泛言历史，其涵义约有三种：（一）譬如说吾汉族有世无与伦比的历史，这并不指记录而说，乃指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所以四千年的历史一语，可以说文化进化的代名词；（二）又如说吾国无一可观的历史，其意乃指见识高远、文笔优美的历史书籍而言；（三）又如问一友人以君所专攻的科目是什么？答云历史。此历史二字，乃指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5页）
李大钊是最早注意到“历史”概念歧义性的中国现代学者。在李大钊看来，历史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乃指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历史的第二种含义“乃指见识高远、文笔优美的历史书籍而言”，另外历史还有第三种含义，“乃指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李大钊的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道出了极为深刻而重要的史学观念，其根本要义就是区分了历史过程与历史著述之间的差异。1923年10月，在上海大学的一次题为“研究历史的任务”学术演讲中，李大钊在谈到历史材料如《史记》《汉书》《罗马史》《希腊史》时再次强调：“这类的书，固然浩如烟海，但这不是史，而是供给吾人研究历史的材料。从前许多的旧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历史。其实这是研究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就此作了进一步系统阐述：
我们要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本的记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记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记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5—76页）
在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发轫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史学观念更新问题上，李大钊无疑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学者周文玖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文中说：
李大钊对历史和历史记录的这一区分，在史学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动摇了过去被神化了的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书的权威，它们都不过是对历史的记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这就冲破了过去对权威史书的迷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其次，历史不怕改作，而且必须改作。指出历史认识是不断进步的，为人们树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打下了理论基础。（周文玖：《因革之变：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20世纪以来，各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一直在孜孜矻矻地讨论着“什么是历史”和“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出版的大量论著令人应接不暇。时至今日，各史学流派众说纷纭，但都认为历史应该包含至少两种不同的含义，也就是李大钊所说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著作”，任何一个严肃的史学家都不应也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含糊不清。正如英国学者约翰·托什在《史学导论》中所说：
在日常用语中，“历史”一词包含两种意义。它既指在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英]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另一位英国哲学家W.H. 沃尔什也在《历史哲学》中指出：
我必须指出一个简单的并为人所熟悉的事实，即“历史”一词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它包括（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它们所构造的叙述和说明。（[英] W.H. 沃尔什：《历史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仍然易于混淆历史过往与历史叙事两者之间的差别，不少人不加区别地使用“历史”一词的两种不同含义。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在日常话语体系中，甚至在许多学术话语体系中，缺乏两个相应的不同词语或范畴，而只能使用“历史”一词。正如王学典在《史学引论》中所说：
人们常常将“历史的记录”与“历史本身”混为一谈，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故意犯错误。细究起来，这种“错误”其实部分发源于“史”字本身。换句话说，“历史的记录”与“历史本身”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是用同一个“史”字来表达的，这注定了两者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这样的看法已经越来越成为史学家的共识。
为了厘清两者关系，我们不妨对“史”和“历史”的含义做一番追根溯源的考察。
古人对“事”与“史”是有区分的。在中国古代，“史”一开始既不是指往事，也不是指历史，而是指“史官”“史臣”，一种在宫廷内专门担任记录官方重要事件和君王言论，并且掌管文书的官职。
史的官职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在甲骨文中，“史”的字形如同一个人手持书册之状，就是记言记事之人。《汉书·艺文志》也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随着统治者记录历史、传播历史的需求不断扩大，史官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周礼·春官》中记载了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史职，分别承担不同的文献记录与传播职能。史官一般是世袭的，周代比较著名的史官有“冯相氏”“保章氏”等。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说，“冯相氏是历法官，保章氏是占星官……由此可以证明我的一个看法，即史官曾经是执掌历法、占星的职官”。
内藤湖南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中国古代，史与巫、祝的确常常相提并论。司马迁说，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星、历、卜、祝就是星相师、历算师、占卜师、巫师，他们的主要司职是卜筮、祭祀、占星、历法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吉凶、释梦等，管理着天人之间的事务。史官之所以与这些人相提并论，是因为在古人看来，人间的史事与天意密切相关，史官记录人事，事实上就是在记录天人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所以史官一般也兼通星、历、卜、祝这些事情。这一点，似乎中外颇为一致。
日本出现有文字的史书大约在公元8 世纪初，最早的两部史书是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与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从这两部书充满神代思想的特点看，日本最初的历史著述承担着一种整理古代传说、构造天皇神性、强化政治权威、统一民族心理的文化功能。据说，在4世纪上半叶日本已经设置史官，而且大多由大陆移民担任，称为“东西史部”。很显然，大和朝廷早期史学的诞生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深刻影响。《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作者分别署名万安太侣和舍人亲王，但事实上这两部书都不是新创作的，而是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帝纪》《旧辞》（又称《本辞》）等文献进行整理、修改后加工编成的。天武天皇在《古事记》编撰过程中，选用了一位名叫稗田阿礼的低级舍人参与整理《帝纪》《旧辞》。天武天皇之所以这么做，除了稗田阿礼记忆力超群，并且是天皇的贴己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稗田氏属于猿女君一族，此族是天钿女命的后裔，负责宫廷祭神事务，惯于传播丰富的古代传说。
在《旧约·创世纪》中，擅长解梦的约翰成为埃及法老的宰相，同样擅长解梦的但以理成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谋士长。这些都并非巧合，古代最重要的政事就是天人交流，一个人如果具有这种灵性的能力，同时又通晓人神沟通的以往历史，很自然就是最合适的从政人选。
既然把记录往事的人称为“史”，这些史官所记录的文本就被称为“史”“史书”“书”“传”。东周时期，各国史书各有专名，按照《孟子·离娄下》的说法，“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令人欣慰的是，古人的头脑是清晰的，能够分清往事与史书之间的不同。司马迁的《史记》，原本叫《太史公书》，意思是“太史公所著之书”。这一个“书”字，很清晰地表明它只是往事的书录，而非往事本身。《太史公书》后来被称为《史记》，书名中这个“记”字，同样表明了“记录”的意思。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提出五经与诸子皆史之说，认为五经是“周史之大宗”，诸子是“周史之小宗”，内藤湖南指出龚氏所说的“史”，并非今日所谓“历史”的意思，而仅仅是史官记录并保存文献的意思。
此后的历史著述，直到宋代以前，所谓“正史”中的《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旧唐书》 《新唐书》等，除《三国志》称“志”外，基本上都遵从《太史公书》的传统，将历史著述明确称为“书”，只有《南史》《北史》直接以“史”冠名。到了元代，脱脱编撰《宋史》，直接称“史”。以后所有正史也都称为“史”。殊不知，“书”“史”一字之差，歧义由此产生。许多人习惯于将中国历史等同于“二十四史”，谈到中国历史便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种错误正是李大钊所严词批评的。
我们再来看“历史”一词。如前所述，“历”“史”本是两种宫廷官职，古代很少见到合称“历史”。在《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吴书》中，赵咨说吴王孙权“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这里的“书传历史”其实应该用顿号分开，分别指“书、传、历、史”四种文籍。王树民在《中国史学史纲要》一书中认为，“历史”作为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是近代从日本传过来的。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接触到大量古代汉语中少有的双音节词汇，如“干部”“社会”“经济”“时间”“科学”“积极”“消极”“总理”“环境”“作用”“课程”“美术”，等等，据统计总数在七八百左右，这些词汇后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译介引入中国，“历史”就是其中之一。日语以“历史”对应英语History，是颇有几分深意的。 《说文》这样解释“历”字： “历，过也，从止。”用现代汉语来诠释，就是“经过”“经历”“历程”的意思，带有一定的时间属性。日本人将“历”“史”二字合为“历史”一词，反映了日语对“历史”时间属性的一种体认。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相当精辟地指出，“历史”这个词语的源头，实则上起于记录。他写道：
“历史”在英语为History，在法语为Historie，在义大利语为Storia，三者同出于希腊语及拉丁语的Historiae，其初义本为“问而知之”；由是而指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录出来的东西亦云，遂有记录的意义了；历史在德语为 Geschichte，在荷兰语为 Geschiedenis，有“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李守常：《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3页）
李大钊追寻到“历史”一词的希腊语源头Historiae，其实就是古希腊希罗多德那部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名著的书名，原义是“通过目击者的证词进行调查而获得事实真相”，中文翻译为《历史》。李大钊考证了各国“历史”一词“问而知之”的含义，深化了“历史”一词双重内涵的全面理解。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在何种语言中，人们逐渐淡忘了“历史”这个词的原义，将“历史往事”与“历史记录”两种不同的意义同时赋予“历史”一词。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昔日往事与往事叙述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淡化、模糊甚至消解，只要涉及过去的事情，不管是指过去的事，还是指对往事的记录、叙述，统统称为“历史”，由此造成了诸多似是而非的模糊观念。更让人困惑的是，“历史”一词居然还可指称“未来”，如“终将接受历史的审判”“还需留待历史的检验”，等等， “历史”在这里意指一种未来的时间，与原意正好相反。
为了避免陷入误区，有些学者试图用不同的限定词对两者加以区别。如有的将历史分为“历史之客观”与“历史之表现”；有的则说历史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也有的用“历史”与“历史编纂学”、“实际的历史”与“记录的历史”、“实在的历史”与“描述的历史”等标示两者的界线；或者用“历史（甲）”指称往昔的影响，用“历史（乙）”指称往昔的认知；还有的建议用“历史1”标示客观的历史，用“历史2”标示历史学家、作者心中眼中的历史，用“历史3”标示作品中被作家加工描写过的历史。这些做法当然不无裨益。问题是汉语普通名词一般都由两个或三个字组成，不像专有名词可以由若干个字组成，加上限定词的名词变成了复合名词，在日常口语中复合名词的使用率远低于普通名词。换句话说，通过复合名词的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前述“历史”一词双义的问题，还是需要全面把握“历史”概念本身的含义。
在清末民初中国新史学发轫发展过程中，日本学者给予的直接和间接助力可谓巨大。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从20世纪头十年开始，直到20年代中期苏联和欧洲影响所达之前，“日本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区别于其政治含义）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发挥着中介作用”，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日本作者的原著和译作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德里克写道：
中国作者中，在史学方面最多产的是李大钊。他不仅确定了史学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心性，而且视唯物史观为马克思最为重要的思想贡献。（[美]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3页）
除了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清末民初最早的一批新史学的先知先觉者，如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等也都受到了日本史学家特别是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实证主义学院派史学家的深刻影响，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史学》就有不少内容取材于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日本史学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前夕。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日本新史学的助力，中国传统史学现代转型的时间、路径都会受到影响，成果也会大打折扣。
如果对中日两国史学的考察视线拉远到古代，情况恰恰相反，中国古代史学给予日本史学的影响可谓深远。早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的继体、钦明天皇时期，在汉字汉文长期影响下，日本皇室开始用文字记录天皇系谱，出现了“帝皇日继”的《帝纪》；同时还出现了众神神话、男女相思求爱故事、地名起源、歌谣由来的所谓先代《旧辞》，它们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部最古史书的资料来源。《古事记》篇幅很短，只有3卷，使用汉文及日本语法纪事；《日本书纪》则长达30卷，不仅用汉文记录，而且史文体裁也效仿中国史书。日本古文书学的奠基人、著名历史学家黑板胜美认为，《日本书纪》的作者曾经读过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通》。黑板胜美的学生坂本太郎在《日本的修史与史学》一书中认同老师的说法，但又作了补充，他写道：
《书纪》的编者对中国《史通》所叙述的古来史书的性质和撰述方法具有很多知识，大概反复讨论过日本应采取的方法……《书纪》的体裁虽然接受了中国古来的史书体裁，但并不是盲目追随，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见，从各方面择取必要的东西，建立独特的体例。这同这个时代在整个制度方面对待唐朝制度的态度是完全相同的。（[日] 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从此之后，日本开启了皇室、幕府、大名藩主、学者的修史之路。在西方史学输入之前，中国史学在思想、观念、方法、文献等方面对日本史学的影响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迟至十七、十八世纪之交，被誉为日本近代史学“顶峰”的新井白石，其基本史学思想仍然是儒家正统的历史观，这种正统性从新井白石强烈的排佛思想中可见一斑。新井白石的《读史余论》强调历史著述中的“大义名分”，他的《古史通》注重史学服务现实政治的目的，他在《史疑》中呼吁历史著述应该广泛采用“异朝”中国的史料，这些都表明直到近世日本史学仍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可以说，在长达十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古代传统史学以中国传统史学为师，孜孜不倦学习效仿，并结合日本社会政治特点创新发展，在史观、史识、史体、史例、史用、史法、史论等方面亦步亦趋，在世界各大文化圈范围内创建了除中国古代史学之外最重要的史学成就之一，与中国传统史学一起构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史学的高原。当然，日本史学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另一方面也在接受和消化过程中积极创新，努力形成体现本国实际的史学特色，到了德川时代甚至还出现了日本文化的自我中心意识。尽管如此，与中国古代史学相比，日本史学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总体上处在学习、模仿与借鉴的状态之中，可以说中日两国传统史学长期以来是一种典型的师徒关系。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上下君民对西方文化知识体系的接受程度远超中国，这其中也包括西方近世史学。西方史学对日本的影响，先有明治初年以“明六社”一派为代表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的文明史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明治十年之后又有继承文明史精神的民间史学，山路爱山是其代表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说，昭和初期以后急速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继承了从文明史学到民间史学的传统。另外，以旧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学院派史学家们深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将中日传统的考证主义与西方客观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实证主义史学。与此同时，为批判实证主义史学而出现的文化史学更加关注历史发展的精神层面，其代表人物是继承了内田银藏学说的西田直二郎博士。稍后还有代表日本战前史学最高水平的津田左右吉史学，以及河上肇、野吕荣太郎、福本和夫等人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都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历史学交流交融的时势变化过程中，日本史学后来居上，反客为主，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的学习师长和效仿榜样。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日史学史的学术论著。
全书在内容上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中国传统史学特色，二是日本传统史学特色，三是中日传统史学特色比较及其相互影响，四是中日传统史学的近现代转型及其相互影响。
全书在体例上包括五章，每章拈出若干中日传统史学的特色话题和近现代中日史学交流的关捩之点，逐一加以阐论，以期勾画出全球史学史背景下中日史学发展史的基本概况。
第一章“史料”，围绕历史的真实性，阐论史料的史学意义，以及史料的散失与幸存、搜集与整理、辨伪与考信。第二章“史家”，围绕历史的客观性，述论中日古代史学家作为史著主体的心态、特点以及历史著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统一。第三章“史用”，主要讨论史学的实用意义，具体又分“史法”和“史鉴”两大部分，“史法”围绕历史的社会性，介绍中日传统史学的撰史目的，比较中国“春秋笔法”与日本“大义名分”的异同；“史鉴”围绕史学的功用，分析中日传统史学“以史为鉴”的史学特色，比较中日两国“史鉴”文化的异同。第四章“史话”，围绕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介绍中日古代民间历史传播的文化特点，讨论中日民间说史背景下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比较中国古代“话本”与日本古代“物语”的异同。第五章“史学”，围绕东亚传统史学的近现代转型，叙述中国清代历史考据学的特点与成果，介绍近现代日本史学在中国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影响下的新发展，讨论日本史学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学转型的助推作用，阐述中国新史学的基本特色，最后落脚在中国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唯物史学的建立。全书首尾呼应，纵横交错，史论结合，点面兼顾。
本书的学术创新与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
第一是比较史学史的研究意义。本书从李大钊所述的历史观念出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探讨中国传统史学的脉络与特点，并对中日两国传统史学进行比较，重点阐述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古代史学发轫、发展的重大影响，以及日本古代史学演进的自身特点，并且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接受西洋史学的基本概况以及中国清末民初传统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中日史学交流。目前国内尚无有关中日史学史比较的学术专著，本书虽称不上是一部系统全面的中日史学交流史、比较史，但书中关涉中日史学史的一些重要话题，对中日传统史学特点进行粗浅比较，兼及两国史学近现代转型的相互影响，大致勾勒出中日两国史学发展基本轮廓及其关联性，有助于深化对东亚史学共同特征和差异特点的认识。
第二是世界史学史的研究意义。本书并不局限于中日史学史的考察与比较，而是将中日史学史置于世界史学史的视域之中，考察其特点，审视其流变，分析其得失，评估其意义。如果说中日古代史学史基本上涵纳于东亚文化圈之内产生、交流和演进，那么从近现代开始的中日史学史则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全球史学史范围内交融、流变和发展。故此，本书以全球史学史视野来进行中日史学史较论，从中梳理出中日近现代史学转型的内生动力与外在推力，也揭示出中日近现代新史学发展与世界史学史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基本定位。
第三是史学思想与史学理论研究意义。本书通过阐论中日史学流变中的具体史事、史著、人物、思想等，试图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框架内，对“历史学是什么” “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史学家的客观性”“历史叙事的方法”“历史的借鉴意义”“历史学的社会现实功用”“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关系”等重要的历史学主题展开讨论，以期使本书不仅呈现中日历史著述史的基本脉络，也能展示中日史学思想史的重要观点，并在世界近现代史学思想的多维视角下进行意义分析。
第四是中国唯物史学的研究意义。本书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中日史学史论述中贯彻唯物史观，而且将唯物史观作为近现代中日史学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加以考察，先是在序言中从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切入，又在第五章中介绍日本新史学中唯物史观的发展与影响，阐述近现代中国唯物史观的传入传播以及作为史学领域主导思想的确立，有助于加深理解中国唯物史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历史过程与现实意义。
本书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化了中日史学交流史的认识，有益于当代中国史学不断拓展全球视野，加强域外学术交流，促进史学繁荣发展。二是深化了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认识，有助于当代中国史学更好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是一座幽深而神圣的文化殿堂。“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千百年来，许多人阅读历史书籍，却从来没有登堂入室走进历史学和史学史的深宅大院。这本书就是陪伴读者进入“历史之历史”的桃花源。此时，不禁想起了唐代郎士元的一首诗《听邻家吹笙》：
凤吹声如隔彩霞，不知墙外是谁家。
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
现在，就让我们推开历史学的“重门深锁”，去探寻两座相邻庭院的“碧桃千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