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取得巨大进展。多种版本的日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学术专著或译著大量推出，涉及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思想、文化、军事、中日关系等多个领域。中国学术界的若干研究成果走向世界，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近年来，中国学术界还接连出版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大部头绝密档案资料集，其中不乏日本资料库缺失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从研究成果与资料发掘等两方面，中国日本史的研究成果斐然。

与此同时，在日本史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研究布局、中国学术特色如何体现等方面，也存在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的长期边缘化，亦为其中之一。众所周知，改革开放40 余年来，欧美史学理论主要流派的著作被大量译成中文出版，总数不数十部。相形之下，日本史学史的译著屈指可数，仅有坂本太郎的《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和永原庆二的《20世纪日本历史学》等两本译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实际上，中国学者的日本史研究兴趣多集中于历史事件、人物、思想社会、对外关系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对日本史学思想与方法论多不以为意。据统计，1949—1996 年期间，国内的日本史著作共有203 部，其中1979—1996年即出版162 部，为专著总数的80%（李玉、汤重南、林振江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3页）。2001—2018年，出版的专著猛增至1970 部（杨栋梁、郭循春：《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日本史研究——基于“大数据”统计的分析》，《历史教学》2019年第3 期），约为1949—1996 年的12.2 倍。然而，除了若干篇涉及近世、近代、战后日本史学流派与史观的论文之外，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中国学者撰述的日本史学史专著出版。新世纪对中国学术界的日本史研究提出新要求，呼唤着中国人的日本史学史早日问世，堪当重任者当有其人。

终于，2021年10月我在应院长江静教授之邀，参加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获悉代表学校致辞的校党委副书记李军教授的《中日史学史脞论》（以下简称《脞论》）即将付梓。这个好消息实在令人欣喜。“脞论”之“脞”，意为“细小而繁多；琐细”，（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220页）。脞论即细小而繁多或琐细之论。书名采用“脞论”二字，既是自谦，也是一种论述风格。作者在此著中，着力探索“史学史或曰历史之历史”即“人类自身本质意义的观念史”的研究价值，准确定位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中日史学史。换言之，此著的研究价值并未因“脞论”而有所减轻。

作者围绕历史学的内涵及其真实客观性、治史方法、史学的社会价值、史著的文字表述、史学思想与方法论等历史学的基本问题，深入浅出，展开论述。全书共设“史料”、“史家”、“史用”、“史话”、“史学”等5章，分别列出57个论题，展开论述。其论题具体且具有跳跃性，但论题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纵横交错的思维交织点相互应对，编制成论述的精彩平台。作者熟练引用古今中外的名家名著名言，增强了论述的说服力；奔涌的思绪借助生动活泼的文笔，增强了论述的感染力与可读性。议论详略得当，深入细致，不乏启迪意义。可以说，全书既集中了作者读史、治史的个人的感受，也对何谓史学、史学思想、史学的社会效应、史学的书写、史学史等基本课题加以学理性的阐释，对于史学殿堂的入门者或已有若干耕耘的治史者来说，此书皆有阅读价值，可谓开卷有益。

《脞论》虽非专论日本史学史的著作，但在中日史学史比较过程中，提供了关于日本史学史发展的若干重要探索，对整体上思考日本史学史的演化进程来说，不乏启发意义：

其一，梳理了日本史学史的发展脉络。在《脞论》中，作者着重论述日本古代传统史学的演进过程，对近代新史学、当代史学也有所涉及，古代、近代、当代三阶段的发展脉络判然。众所周知，在日本古代皇权由盛而衰的奈良、平安时代，720—901 年间，天皇朝廷先后编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六部官修正史，通称“六国史”。其记述自“神代”起笔，写至醍醐天皇登基。其内容涉及皇位更替、礼仪制度、神佛移位、国记民生、祥瑞灾变、对外交往等事迹。诚如《脞论》作者所言，“六国史”均以中国史学为楷模、加以全面模仿，使用的文字则是古汉语。

《脞论》作者还注意到：至10 世纪，武士阶级伴随着庄园制的发展与普遍化而登上政治舞台。各地武士团分属源氏或平氏旗下，在彼此展开激烈竞争并同朝廷公卿的周旋之际，逐渐由地方进入中央。至12 世纪，首个武家政权镰仓幕府建立，天皇朝廷愈加边缘化。至14世纪，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新政，不过是皇权试图夺回统治权的绝唱；皇统由此分裂为南北朝，最终复归于室町幕府掌控下的北朝。

作为皇权失坠与武家崛起在史著撰述上的反映，私人撰史持续数百年。其间，《脞论》作者提及并加以议论的名著，即有记述平安时代皇权与摄关家纷争的慈圆的《愚管抄》，强调日本的国格与皇统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等。《脞论》作者认为，以“镜”命名的历史物语，包括《大镜》《今镜》《水镜》《增镜》，合称“四镜”，继承了“六国史”的鉴戒史观，展示了史著的社会效应。镰仓幕府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吾妻镜》（《东鉴》），展示武家政权对修史与史鉴的重视。记载源平争霸历程的《平家物语》、记录南北朝历史的《太平记》、反映开启战国时代的《应仁记》等军事物语流行，为研究战乱动荡年代的日本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适应武士文化素养有限、乐于接受浅显易懂读物的受众现实，史著记述汉和文兼用，注重故事性与娱乐性。《脞论》作者通过具体事例的评析，对如何认知在官修六国史之后，私撰史著的延绵不衰、军事物语流行的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进入江户时代，为加强思想意识统治，幕府与雄藩主持下的官修史籍再度兴起。《本朝通鉴》《后鉴》《德川实纪》《宽永诸家系图传》等遵循儒家大义名分论的史著先后推出，一时竟成盛况。《脞论》作者主要选取儒官林罗山、林春斋父子编撰的《本朝通鉴》与水户藩主德川光圀主编的《大日本史》两部代表性史著，展开评析和比较。作者认为，《本朝通鉴》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史体例，撰写自神代至1615年退位的后阳成天皇的日本通史，发挥官修史学佐政的史鉴作用。《大日本史》则仿效《史记》，接受明末鸿儒朱舜水的史观指导，采取纪传体修史体例，记载自神武天皇至南北朝终结的日本历史。《脞论》作者对《大日本史》的神宫皇后改列皇妃传、大友皇子列入本纪、南朝正润说等“三大特笔”问题，作出不乏新意的评述。

此外，《脞论》作者还注意到江户时代私撰史著活跃的历史现象。江户前期，古学派的山鹿素行著《中朝事实》，鉴于明清更替，倡导“日本中华论”。江户中期，将军侍臣、儒学者新井白石著《读史余论》《古史通》等史籍，用“天下大势九变”与“武家五变”等演化论区分历史发展进程。形成师承关系的国学日趋活跃，其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广泛搜集资料并详加考证，著成《古事记传》。本居在书中强调《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代记述为信史，鼓吹国乃神国、日本皇统“万世一系”的“国体论”。至江户后期，狩谷棭斋著《日本灵异记考证》等，同样热衷古典注释的考证。至幕末，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与后期水户学相唱和，鼓吹尊王攘夷的历史观，为即将到来的倒幕维新运动未雨绸缪。《脞论》作者对上述江户时代的私撰史著，均给予恰当的评介与分析。

对近代日本史学，《脞论》作者从锁国时代兰学的滥觞入手，对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采揽异言》的著述予以新视角的评价。随即，以明治维新这个开启系统接受西方文化、思想与学术的过程为中心，评析文明开化期间，法国基佐与英国巴克尔的文明史学、德国兰克的实证史学、斯宾塞的社会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论述上述史学对近代日本新史学的催生过程。《脞论》作者对文明史学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实证史学代表人物那珂通世等的学术贡献、治史特点等作出评价，并就那珂通世推崇《崔东壁遗书》等问题展开探讨。作者认为，日本明治以后的新史学大致上依循着两条脉络向前发展，一条是实证史学，另一条是唯物史学。其发展过程充满曲折，原因在于日本国家权力对史学思想的钳制，“久米邦武事件”“南北朝正统论事件”等迫害行为即为典型事例。

此外，《脞论》作者还强调昭和初期“皇国史观”“神国史观”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张目，给东亚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不足为训。与此同时，肯定战后日本实证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文化社会史学的进步作用。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瞩目历史相对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对包括日本史学在内的历史学形成挑战，提出努力划清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界线、丰富并提升史学研究的新境界、将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等三项应对挑战的举措。这些看法显示了作者的见识与格局，值得充分肯定。

其二，通过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古代中日治史的异同。概括起来看，古代日本以中国为师，全面学习。中国官方修史的春秋大义、华夷之别的史观，以及春秋笔法和编年体、纪传体的体例，均为日本修史的模仿对象。作者认为，最早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的继体、钦明天皇时期，日本的修史在史观、史识、史体、史例、史法、史论等方面，无不对中国亦步亦趋。此后编纂“六国史”，也无一不循上述体例。就史鉴而言，唐太宗李世民的修《晋史》诏的“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几乎为《续日本书纪》的上表文原文引用，称“史籍之用大矣”。就史观和笔法而言，《日本后纪》的序文宣扬《春秋》抑恶扬善的笔法，强调“无隐毫厘之痹，咸载锱铢之善。”在记述内容上，在日本的物语史著中，往往会夹杂出现一些有关中国舶来的历史故事，称之为“巡考异国先例”，为即将出现的不祥命运预先铺陈。例如，江户时代的《太平记》引用三国故事，将南朝视为注重仁义的蜀汉，将北朝视为智而不仁的魏国；日本传统儒者史家也将《资治通鉴》奉为史学圭臬，效仿其要旨与体例，编纂《本朝通鉴》，等等。

另一方面，作者还特别注意到中日传统史学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一般说来，从《日本书纪》至《大日本史》，传统日本官修史学一如中国正史，也强调君臣大义、华夷之别、春秋笔法。与此同时，均专门设神代卷，通过建国神话的书写，强调日本为造化神创造之国并受诸神护佑与神裔君临的“神国论”、天皇“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皇国论”以及日本以武立国、国质尚武的“武国论”。这些为“国体论”提供思想来源的论说，显然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以出生神话为点缀，更多强调君王在人世间武功文治的撰述。换言之，不是杜撰建国神话，而是通过君王在人世间的作为来青史留名。作者认为，相比较起来，中国史家的“发愤而著史”体现了人生志向和社会情怀。日本物语史著注重细节刻画和情感渲染，在史著中更多投射出作者个人的生活情愫与生命情怀，更多体现出《源氏物语》式的小说家流的特色。

其三、评析近代中国传统史学转型过程中的日本影响。作者认为，推动中国传统史学转型源自多种作用力，其第三种作用力，即为日本史学转型提供的样板效应。当然，清末社会政治变革与文化思想新潮的大势、一大批受过传统史学训练并热情学习吸纳国外史学新识的史学家等，也是导致中国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基本要素。作者强调，日本近代新史学之所以激发样板效应，直接促成中国近代史学转型、催生新史学，是因为日本传统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既同根同源，明治维新后在史学转型方面比中国启动早、进步快，树立了一个现成可学的榜样，也为中国学习西方史学架起了一座方便的桥梁。作者认为，日本史学教科书更具适用性，甚至“历史”、“教科书”等词都是从日语直接借用过来的。日本教科书采用新的编写体例，即“新式章节体通史”，促进中国传统史学叙事体裁的转型与史学新思维的传播。梁启超的“史学革命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等，也无不深受旅居日本期间的观察与思考的启发。此外，中国疑古学派受到日本疑古史学的影响。如顾颉刚受到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感染，其“层累地造成说”则与内藤湖南“加上原则”之间存在雷同之处。

作者认为，新史学主要包括实证史学，以及唯物史学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实证史学还是唯物史学，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日本史学界的重大影响。1902 年，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最早提到马克思的名字。1903年，留日的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中，首次提及唯物论一语。留学过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直到20年代中期，在留学苏联和欧洲的中国学生开始翻译经典理论之前，日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向中国传播的主渠道，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论战，也与日本史学界的论争不无关系。

实际上，前述笔者之所以因《脞论》的付梓而欣喜，固然与1996年以来，在多篇中国日本史研究综述中，屡屡提及看不到中国学者的日本史学史专著的遗憾。或许是机缘巧合，北大历史系与日本史学史的研究关联密切。1935年，周一良先生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学位论文即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涉足中国的日本史学史研究。在论文的结论部分，周先生呼吁关注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之学其究竟仍在于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述而已。惟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至近世之唱唯物史论，一例也。” （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周一良集》第四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1978年，百废俱兴之际，遵照周先生关于北大历史系应该为全国高校日本史研究整理资料的嘱托，沈仁安教授带领日本史组的马斌、李玉、宋成有等教师搜集、翻译、出版自1958年之后缺失的日本学者研究动态资料集。此外，还与李玉、宋成有等联名发布多篇有关日本近代、战后史观与史学流派的学术论文，1991 年出版坂本太郎著《日本修史与史学》。进入新世纪，沈教授的弟子王新生博士于2014 年翻译出版了永原庆二著《20世纪日本历史学》；另一位弟子戴宇博士正在埋头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战后日本史学与史观研究》的撰述之中。与此同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毕业的瞿亮博士的《日本近世的修史与史学》也即将推出。上述新成果，颇为令人期待。

总之，《中日史学史脞论》作者李军教授的基于中日比较史学史、世界史学史、史学思想与史学理论、中国唯物史学等四重研究意义，撰成中国学者首部涉及日本史学史诸多层面的创新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值得点赞，可喜可贺。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作者在结论部分论及后现代主义、历史相对主义的广泛影响以及对唯物史观的挑战，但未能结合战后日本史学史的具体案例展开评析。众所周知，战后日本史学是在不同史观与学派的兴衰演替中，不断展现其充满动感的新面貌。其演进，不仅是日本传统史学转型的继续，也是近代新史学在新形势下的开拓与蜕变。如何评析其诸多史观与史学流派的研究立场、治史取向与方法，是今后有待持续展开的课题。毕竟，战后日本史学史的发展更具特色、影响广泛，对青年学者具有吸引力。与此同时，对于发展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的进程来说，史学及史观的角色作用依然无可取代。

李军教授的《中日史学史脞论》付梓在即，可庆可贺。

是为序

宋成有
2021年12月24日
于北京海淀区蓝旗营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