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说到浙商大的日本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89年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成立，终于2004年研究所移砚浙江工商大学，为时15年。其间的1998年，因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大学，研究所更名为“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2001年，研究所创始人、所长王勇教授在《中日关系史论考》（2001年）一书的前言中，对于研究所的基本方针和多年成就有如下言简意赅的总结：本所创建之初，确立了“立足本地，放眼世界；开门办所，促进交流”的基本方针，通过共同申请课题、举办国际会议、出国讲学进修、邀请专家讲演等方式，不仅与国内同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日本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而且开拓了与日本、韩国、欧美学界的交流渠道，为中国的日本研究与国际接轨做出了微薄的贡献。笔者以为，这一阶段，研究所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具体而言，研究内容以中日文化交流史为主，研究方法表现为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以建立在原典解读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同时，注重与日本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日本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充分的吸收和客观的批判。代表性成果首推十卷本中日文版《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研究所作为中国学界研究日本文化的一大重镇，受到中日学界的广泛关注。

2004年4月，在王勇、王宝平两位教授的带领下，日本文化研究所移师浙江工商大学，承时任校长胡祖光教授鼎力支持，我们成立了只有一个专业的日本语言文化学院，从此开启了浙商大日本研究的新时代。时光荏苒，转眼间，我们已在浙江工商大学度过了近15 个春秋。15 年间，我们的日本研究人员由最初的7名增至26名，大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部分成员通晓中日韩三国语言，形成年龄结构合理、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研究团队。我们拥有两个省部级科研平台：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亚研究院”。我们也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海外日本研究据点之一。我们相继获得“日语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外国语言文学日本及东亚研究方向”博士授予权。与前一阶段相比，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由日本扩展至东亚，开始把东亚国家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并将日本置于整个东亚乃至全球的视域来认识与考察。我们的研究内容也在保持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特色的同时，开始关注东亚三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和经济贸易等。我们的研究方法也有了新的变化，除了坚持在文献考证与田野调察基础之上对研究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也开始寻求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理论构建和理论创新，并开始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

今年，恰逢日本文化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也是浙商大日本语言文化学院（2015 年因新增阿拉伯语专业而更名为“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成立十五周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稍纵即逝的瞬间，可是，对于浙商大日本研究者而言，却是极不平凡的三十年，有创业的艰辛，有失败的痛苦，也有成功的荣耀；有王勇、王宝平等前辈学者勇立潮头、运筹帷幄的智慧与担当，也有后继者们淡泊名利、不辞辛苦的进取与奉献。为纪念这段历史，展示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也为鼓励我们的研究人员继承前辈的事业，潜心学术、砥砺前行，我们策划了《浙商大日本研究丛书》的出版。

本丛书系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和日本研究中心研究成果之一。丛书既然冠以“浙商大”之名，也就意味着丛书的作者们与我校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或是我校特聘专家，或是我校专职教师，或是我校兼职研究员，或是我校毕业生，总之，皆是我们的“自家人”。就收书范围而言，可以是学术专著，也可是论文集；文风肃穆井然也好，轻松诙谐也罢，皆无限制。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所有的著作皆需出自严谨的学术态度，遵守规范的学术道德，是长期积累、精雕细琢的学术精品，而非粗制滥造、追逐名利的学术垃圾。

“志之所在，逾于千里”。我们相信，我们的研究者们既有“著书不为稻粱谋”的品格和境界，也有“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勇气和胸怀，能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学术追求和学术自由，以“舍我其谁”的责任与担任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有所望焉！是为序。

江静
2019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