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形象

日本民间对曹操的评价一向良好。早在17世纪末《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问世之时，曹操的形象就是智谋的化身，《三国演义》中的奸诈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日本史学家注意到，曹操的负面形象主要是由《三国演义》造成的，所以他们致力于根据《三国志》等史著的史料，重新塑造曹操的人物形象。

1897年，年仅32岁的内藤湖南写了一本《诸葛武侯》的小书，他在书中除对诸葛亮深表敬佩之外，对曹操的评价也不低。他写道：

愚尝谓，曹操之雄猜，人辄以“奸”蔽之，然其奸实不如明太祖之甚，而其开豁之处，则宁过之，如“天命在我，我为周文王”之语；其矫饰之处，又犹守义之心。（[日] 内藤湖南：《诸葛武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1—72页）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到新文化运动的人性解放和自由风气的影响，魏晋玄风与三国六朝文学风靡一时，鲁迅1927 年在广州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演讲，其中就对曹操颇有好评，认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在汉末魏初文章崇尚“清峻、通脱”的氛围下，曹操的“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这些话在“五四运动”之后的环境里说出来，显然是对曹操充分的肯定。当时国内还有宗白华、汤用彤、王瑶、贺昌群、刘大杰等一批学者也对魏晋风度赞赏有加，对建安与三曹文学体现“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相当共鸣。由此曹操的人物形象有了新的改观，这也为后来50年代的曹操翻案做了一定的学术铺垫。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中也有一些人研究魏晋政治文化和文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狩野直喜（1868—1947）就发表过有关三国历史文学的论著，对于三曹文学也做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曹操正面客观的评价。狩野直喜的高足吉川幸次郎（1904—1980），曾在50 年代出版了两部有关三曹的论著，以正史《三国志》及其相关史料为依据，讲述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的事迹和文学。吉川幸次郎坦言受到鲁迅演讲启发，认为陈寿对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评价还是公允的。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对曹操的总体评价是比较正面的，他说：

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武帝纪》）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提供了大量曹操的负面史料，对曹操历史形象的杀伤力的确是很强的。到了唐宋以后，曹操在民间的形象已经相当糟糕了。曹操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同的功过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事。不过，世人对曹操的负面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曹操个人道德的一个致命硬伤：他曾经涉及一桩吕伯奢凶杀案，似乎成了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那么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前文说到历史学的推理，下面我们通过曹操杀吕伯奢一案，来领略一下历史推理的作用。

事实上，陈寿《三国志》并没有曹操杀人案的任何记述。据《三国志·武帝纪》：

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三国志·武帝纪》）

那么这个罪名如何栽到曹操头上的呢？事情缘于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用了三处史料。最早的说法出自《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曰：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按照《魏书》的说法，曹操在逃亡路上经过吕伯奢的家，吕伯奢不在，他的儿子与部曲家丁一起打劫曹操，想要夺取马匹和财物，曹操拔刀自卫，杀了数人。

《魏书》作者王沈的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时期应该在曹魏后期，此时距离曹操亡命洛阳已经50多年。王沈的政治态度倾向于曹魏政权，而且王沈写《魏书》算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本应有所顾忌。既然王沈明确认定曹操在吕伯奢家里杀人，说明当时社会上已经流传这个故事，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王沈说吕伯奢的儿子与宾客劫持曹操，所以引发了凶杀案，事实上有替曹操分辩的用意。

裴松之接着又引了其他两条史料。一条来自西晋史家郭颁《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世语》）

另一条来自东晋史家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杂记》）

总的来看，郭颁和孙盛的叙述对曹操更加不利。我们注意到，郭颁隐去了吕伯奢儿子劫财的细节，使得事件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吕伯奢同样不在家，但他家五个儿子都在，在双方宾主见面过程中，曹操以为这五个儿子合谋搞他，于是杀了八人之后逃走。文中没有交代吕伯奢的儿子们究竟是不是起了歹念，却交代了曹操因为董卓的追捕而疑心重重，言下之意导致这桩血案的可能是曹操的疑心，而不是五个儿子的歹念。这样一来，案子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曹操从原来的“正当防卫”，一下子变成了“过失杀人”，而且一杀就是八个，表现得相当凶残。还有一个细节的变化：王沈说曹操“数骑”经过吕伯奢家，杀人很可能是随从干的，曹操自己并不一定亲自动手。而郭颁没有说曹操带着其他人，那么这八个人就可以推论是曹操一个人杀的。

孙盛基本上与郭颁说法相似，但增加了一个具体的情节，“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这个细节描叙让故事显得更加生动可信。孙盛另外还增加了一个细节，曹操杀人之后心中充满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似乎他已经明白这是一场误杀。

这两条证据究竟是否可靠，我们无法验证。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于逻辑推理，看看这两个证人平时说话是否可靠。对于郭颁的史风史笔，有两条不同的评述。裴松之尽管在三国志注中多次引用郭颁《世语》，但对他的史笔似乎并不看好。裴松之说：

（郭）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三国志·三少帝纪》裴注）

不过，梁朝的刘孝标似乎有不同看法，《世说新语·方正》中有一则“夏侯玄既被桎梏”，刘孝标注引了郭颁《世语》、东晋人袁宏《名士传》的说法之后，评论道：

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晋魏世语》，事多详核。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并云玄距钟会，而袁宏《名士传》最后出，不依前史，以为钟毓，可谓谬矣。（《世说新语·方正》“夏侯玄既被桎梏”条）

一个说“全无宫商”，一个说“事多详核”，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再来看孙盛，此人是东晋人，生于公元302年，距离曹操案发已经过了一百多年。说来有趣，这个故事越到后面记叙反而越加详细。按理说历史叙事应该遵循“远不如近，闻不如见”的规律，但经常出现的情况却是，时间越远，叙事反而越具体、越详细，这就是顾颉刚所谓的历史学“叙事层累性”现象。

孙盛记述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恐怕不一定可靠。因为孙盛还写过一本书叫《魏氏春秋》，讲了郑玄之子郑小同被杀这件事，其中也有类似的话：

（郑小同）尝诣司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厕还，问之曰“卿见吾疏乎？”答曰：“不。”文王曰：“宁我负卿，毋卿负我。”遂酖之。（《后汉书·郑玄传》注引《魏氏春秋》）

在孙盛笔下，曹操与司马昭同是杀人，又说同样的话，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巧合？

虽然《晋书·孙盛传》称孙盛“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但裴松之认为孙盛写史，喜欢自说自话，或者篡改语句，或者编造故事细节。裴松之注《三国志》，对各位史家评论并不多，其中对孙盛微词最多，似乎在提醒后人，阅读孙盛的史著应该多加小心。

再来看证人的主观倾向。对于三国鼎立，孙盛的政治态度完全倾向于刘备，认为蜀汉延续了刘汉政权的正统地位。对于曹操则完全视为篡逆，所以孙盛笔下的曹操形象是相当不堪的。

基于以上推理，曹操误杀吕伯奢的可能性并不大。陈寿写《三国志》，应该看到过王沈的《魏书》，并且在不少地方参考了这本书。但是陈寿并没有采用王沈的说法，看来陈寿对王沈的叙述是抱怀疑态度的。后来，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就没有采信《魏书》《世语》《杂记》中的任何一种说法，没有出现曹操杀吕伯奢的任何记载。

不管怎么说，在郭颁、孙盛笔下，曹操仍属“误杀”，而到了《三国演义》中，曹操一下子变成了丧心病狂的“故意杀人犯”。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为了增强小说的矛盾冲突，取用了大量裴松之注的史料和民间的传说，将曹操写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反面角色，集奸诈、残忍、任性、多疑于一身，终于完成了将曹操从“奸雄”变为“奸贼”的过程。《三国演义》对于吕伯奢命案作了三点关键性改编：一是将吕伯奢说成是曹操父亲的结拜兄弟，这样曹操杀死吕伯奢一家就显得更加残忍无道了。二是添加了一个新的情节：曹操在逃亡路上杀死了买酒归来的吕伯奢，这样整个案子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是将“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加上了“天下”两字，变成“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使得原本只是仅仅针对吕伯奢单个人，变成了曹操面对所有人的人生哲学，凸显出曹操人格深处的阴暗面。尽管这是文学家的编造，却在民间留下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无论对于史学家的历史叙事，还是对于民间的历史传说，都应该怀持审慎的态度。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

传闻的不足信，人人能言之，其实亲见者亦何尝可信？人的观察本来容易错误的。即使不误，而所见的事情稍纵即逝，到记载的时候，总是根据记忆写出来，而记忆的易误，又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所看见的总是许多片断，其能成为一件事情，总是以意联属起来的，这已经掺入很大的主观的成分。况且还有没有看见或忘掉的地方，不免以意补缀呢？这种错误，是无论何人不能免掉的，如其要免掉，那就世界上没有史事了。这还是得之于见的，其得之于闻的，则传述者又把这些错误一一加入。传述多一次，则其错误增加一次。事情经过多次传述，就无意间把不近情理的情节删除或改动，而把有趣的情节扩大起来。看似愈传述愈详尽，愈精彩，实则不可信的成分愈多。（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历史已然留下了许多空白，这不足为奇。《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曾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意思是说，“我还能够看到史书中存疑空阙的地方”。历史留下的存疑空阙就让它留着，没有必要人为地强予填空。对待历史的合理态度应该是，尊重往事的留白，尊重历史的缺憾，不要让历史留下的空地成为后人驰骋主观想象力的跑马场。毕竟，书写真实的历史叙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大困难来自各种人为的干扰，包括政治的压力、伦理的要求、功利的考量、利益的诱惑，等等。影响历史叙事“真实性”的最大因素莫过于史学家对于揭示“真实性”的过于自信甚至傲慢。历史学进入21 世纪，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放弃自大，心怀谦卑，认识到历史学本身的局限，敢于承认往事与叙事、历史事件与历史记录之间的差异，正视克服自我主观性的种种障碍。正如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所说，“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是结束自己的无知，并诚实地承认自己的无知”。或许，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真实的最大忠诚，莫过于承认自己无法完全揭示历史的真实。 Mbp89WdqO90awuDLf1ysETy7GeIalSImxcXU3tZ15CRaIO0bVTx8PwejIVfJOd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