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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史学家总是对史料抱有怀疑的态度，努力排除史料中存在的任何瑕疵，这就像一个负责任的建造师总是努力剔除任何存在瑕疵的建材一样，以免留下隐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举例并不能证明，但举反例却可以证伪。梁启超举例说，“言上海历史者，每托始于战国楚之春申君黄歇，故共称其地曰申江、曰黄浦、曰歇浦；但近代学者从各方面研究之结果，确知上海一区，在唐以前尚未成陆地，安得有二千余年春申君之遗迹”？上海为什么得名“申”？一种说法是源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然而上海在战国时期尚未形成陆地，怎么可能与春申君有关联？这就是史料考证中的反证法。
我们再举一个有关诸葛亮的例子，展示反证法对于史料考证的意义。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47 岁的诸葛亮准备第一次兴师伐魏，临行前向后主刘禅进呈了一份奏表，这就是流传百世的《出师表》，又叫《前出师表》。
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收录了这份重要的历史文档，使我们得以了解诸葛亮的身世、躬耕地与品格作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讲道：“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为“三顾茅庐”提供了有力的史实证据；另外，诸葛亮自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也是诸葛亮南征的重要史证。
可惜的是，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以街亭败北、挥泪斩马谡而告终。次年十一月，诸葛亮听说孙、曹交战，于是决定再次出兵北伐。据说，诸葛亮在出征前又写了一份奏章，习惯称为《后出师表》。这份文献在陈寿《三国志》中没有看到，在陈寿编辑的诸葛亮文集中也没有收录。此文最早见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被裴松之全文收录在《三国志注》中，得以保存至今。
裴松之最早对《后出师表》产生疑虑：为什么陈寿《三国志》中没有这篇文字？不过，裴松之毕竟是严谨的史学家，他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既没有说《后出师表》是假的，也没有说它是真的，只是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算是给后人的一个提醒。
从此，诸葛亮《后出师表》的真伪问题成为历代学者们一桩有趣的聚讼。为了便于后文分析，我们先把《后出师表》中的重要文字录在下面：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张俨《默记》）
清末学者卢弼编纂《三国志集解》，搜罗了历代学者的观点，对《后出师表》提出如下疑义：
疑问之一：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为了劝诫后主，举了刘繇、王朗“各据州郡”的例子。事实上，这些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而且只是地方小势力，根本不能与蜀汉相提并论，这两个例子明显不伦不类。诸葛亮曾经告诫后主不要“引喻失义”，现在他自己就引喻失义了。
疑问之二：张俨是吴国人，陈寿是蜀国人，如果真有《后出师表》这样的重要文献，蜀国人不记载，反而保存在吴国人的书籍里，这难道不奇怪吗？
疑问之三：《前出师表》已有“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句话，《后出师表》又说了一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难道诸葛亮给国君上表喜欢重复其辞吗？倒是伪造者为了达到一时目的，不惜从《前出师表》中摘取佳句，这种可能性颇大。
疑问之四：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两次称蜀国“偏安”，又说蜀国“民穷兵疲”，说自己“才弱敌强”，用词相当丧气；更为离奇的是，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居然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还说“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种明显自我贬低、消极气馁的话，与《前出师表》中“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不效，则治臣之罪”的豪言壮语，简直判若两人，而两表相隔时间不过一年，诸葛亮前后态度的激变明显不符常理。
疑问之五：《后出师表》有两句十分精彩的话，那就是脍炙人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历代传诵的名言。不过，问题恰恰在此。明代学者袁枚分析说：“按此表上于建兴六年，亮此时未五十，非当死时也。后死于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当知也。”当时诸葛亮才47 岁，后来又活了6年，他在大军出师北伐之际，怎么会说到“死”字呢？按照袁枚的推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8个字一定是诸葛亮死了之后，作伪者根据诸葛亮一生的事迹精神，总结概括出来的，对诸葛亮的刻画当然十分准确了。
上述五个方面都仅仅是存疑而已，如果没有梁启超所说的“极有力之反证”，还不能说《后出师表》是伪作。我们看《后出师表》，诸葛亮在文中提到自己到了汉中之后，赵云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先后去世。问题在于，诸葛亮是在建兴六年上表的，而赵云事实上死于建兴七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反证，据此可以将《后出师表》判定为伪作。
如果《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写的，那又是谁写的呢？有人认为，这篇文字很可能是诸葛亮的侄儿诸葛恪写的。在《吴书·诸葛恪传》中，东吴大臣诸葛恪一心伐魏，但他当时说过这样的话，“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兴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可见当时吴国许多人反对诸葛恪伐魏。或许诸葛恪为了说服同僚支持其出兵伐魏，伪造了一份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想借此激励吴人士气。后来吴人张俨将错就错，以为真的是诸葛亮之作，就把这篇伪作载入了《默记》，记在诸葛亮名下。
说到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使人联想到另一位古代名人岳飞。在甘肃陇南地区礼县的郊外有一座小山包，称为祁山堡，据说是当年诸葛亮北伐时的大本营，堡内建有武侯祠，祠内有两块石碑，石碑上分别镌刻着岳飞亲笔手书前后《出师表》。中国历史上一文一武珠联璧合的书法佳作，堪称难得一见的绝配，故被称为“双绝碑”。然而，史学家却对此提出了疑义。
疑问之一：岳飞手书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书法作品一直未见诸史载，直到明朝成化、弘治年间，这幅书法作品突然惊艳现世，令人生疑。
疑问之二：这幅作品看上去，岳飞的书法鸾飞凤舞，亦草亦行，挥洒恣肆，苍劲有力。但是据岳飞孙子岳珂亲口说，岳飞书法一向习用苏东坡体，而从《出师表》的字体看，根本不是苏体。
疑问之三：在岳飞手书中，居然出现了宋钦宗赵桓的“桓”字御讳，这在注重避讳的宋代是难以想象的。
最关键的还是史家举出了反证：岳飞在文末还写了一个题跋，“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偏偏是这个题跋，露出了作伪的马脚。因为据史家考证，绍兴戊午秋八月这个时间点，岳飞恰恰没有在南阳。史家认为这是明朝人白麟的托伪。
史家还怀疑，不仅武侯祠的“两绝碑”是赝品，就连脍炙人口的词作《满江红》也很可能是伪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有《岳武穆遗文》提要的辨证，明确指出岳飞《满江红》词是伪作。后来，夏承焘写了《岳飞满江红考辨》赞同此说，认为《满江红》其实是明朝将军王越或其幕僚的伪作。邓广铭等学者表示反对余、夏的观点。为此，史学家张政烺写了《岳飞“还我河山”拓本辨伪》一文，论证《满江红》是明代文人的作品，理由主要有两条：
第一，在明代之前的宋、元书籍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首词。岳飞的孙子岳珂历时三十一年收集编辑了祖父的文稿，定名为“金佗萃编”，其中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就连岳珂都没有见过的文稿，居然在差不多300年后反而被明朝人见到了，这不奇怪吗？
第二，从《满江红》的内容看，用张政烺的话来说，更是“文义不通，史实不符”。如“八千里路云和月”，按照张政烺的说法，“岳飞兵未趋幽燕，从哪里到哪里是八千里呢？分明是虚晃一枪。所以这几句看似真切、有感情，事实上是虚的，通是空话，像是一个失意文人落魄江湖的情调”；还有如“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贺兰山在宁夏境，与宋、金都毫无关联；至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也是似通非通，不像是一位国家上将的口吻，听上去更像是“庸俗之辈”的话语。
不过，由于张政烺并没有提出“极有力之反证”，所以《满江红》仍可归于岳飞名下。这才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史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