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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长期拥有崇尚信史的传统，提倡史家“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严谨的史学家面对各种珍贵的幸存书籍，虽然心存敬畏，却依然怀持一种审慎态度，小心翼翼地加以严格的检校和考信。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
要而言之，往古来今之史料，殆如江浪淘沙，滔滔代逝。盖幸存至今者，殆不逮吾侪所需求之百一也。其幸而存者，又散在各种遗器、遗籍中，东鳞西爪，不易寻觅。即偶寻得一二，而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则或费莫大之勤劳而无所获。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我们前述牛弘献书的故事，其实只讲了一半。《隋书·儒林传》记载了后面半个故事：
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佚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隋书·儒林传》）
原来，隋朝政府有偿献书的政策推出后，有个叫刘炫的读书人贪财起念，竟然伪造了《连山易》《鲁史记》等书籍百余卷，顺利骗到了钱财，结果被人告发入狱，后来念其颇有才学，总算免于一死。
伪书代有所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公案就是被认为最古的书籍《尚书》。《尚书》原本叫“书”，汉初加了一个“尚”字，表示“古老”之意。《尚书》的由来本来就颇费周折，先是汉初伏生传出28篇，后来又有发孔子宅第旧壁得书，到了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又有献书，至唐代孔颖达作《九经正义》，《尚书》一共58篇。此后《尚书》一直被奉为圣经宝典，具有至高无上的文化权威。朱熹、胡应麟等有识之士曾经对《尚书》内容心存怀疑，后来清代考据学者阎若璩写了一本《尚书古文疏证》，终于将此定谳：除了与伏生所传今文28 篇篇名相同的篇章，以及《舜典》等3篇之外，其余都是伪作。另外，传世的《孔子家语》 《列子》均非原作，前者应该是汉末王肃的伪作，后者则可能是西晋张湛的伪造，千百年来混淆了不少真相，如孔子诛少正卯就出自《孔子家语》，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
伪书各国皆有，日本嘉禄三年，即公元1227年，在河内国圣德太子墓附近，发掘出一块玛瑙石，上面刻着一篇《圣德太子御记文》，内容是这样的：“人王八十六代时东夷，泥王取国，七年丁亥岁三月，可有闰月，四月二十三日，西戎来从国，世间可为丰饶贤王治世三十年，而后自空猕猴狗，可食人类。”镰仓初期的贵族歌人藤原定家曾经亲眼见过这个出土的“御记文”，他在那年4 月12 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我们从上述“御记文”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篇伪造出来的东西。就在几年前，后鸟羽上皇发兵讨伐镰仓幕府的执权者北条氏，结果反被打败，后鸟羽上皇、土御门上皇和顺德天皇都被流放，导致京畿地区人心不安，《圣德太子御记文》就是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被伪造出来的，表达对当下和未来的一种预言，这种所谓的“未来记”成为当时历史叙述的一种形式，后来中世天台宗的学者中就有人根据《圣德太子御记文》来解释叡山开创史的。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中国历代那么多伪书，《圣德太子御记文》可以说是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作伪史料。
在日本古籍中被怀疑为最大的伪书，竟然是最早的史籍《古事记》。冈田英弘在《日本史的诞生》一书中认为，日本最早的史籍是公元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而不是通常认为的《古事记》，《古事记》是9世纪平安朝初期的伪作。
我们在前文讲到，天武天皇命舍人稗田阿礼参与编撰《古事记》。天武天皇去世后，又经历了持统天皇、文武天皇、元明天皇，据说此时老态龙钟的稗田阿礼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就向元明天皇请求帮助。元明天皇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首位女帝，曾是天武天皇的皇太子草壁皇子之妃，她很想完成天武天皇的修史遗愿，就请当时第一流的文学家、民部卿太安万吕接续稗田阿礼的工作。太安万吕又称太安麻吕，他经过努力工作，对稗田阿礼的旧稿进行修改增补，分为3卷，于和铜五年即公元712年正月二十八日上献天皇，完成了《古事记》编纂。在《古事记》三卷之前，有一篇用汉字写成的序文，落款署名是“和铜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和“正五位勋五等太朝臣安万吕谨上”。太安万吕之墓在1979年被发现，从其火葬的痕迹看，此人是一位佛教徒。
冈田英弘提出五个疑点，判断《古事记》是伪书。疑点一，当时朝廷真实记录《续日本纪》中记载了太安万吕的事迹，却没有提到他编纂《古事记》；疑点二，奈良朝任何书籍都没有提到或引用过《古事记》；疑点三，在公元814年敕撰完成的《新撰姓氏录》中，许多姓氏的由来都是仔细收集了《日本书纪》中的记事，却没有一则取自《古事记》；疑点四，问世于712 年的《古事记》的内容比问世于720 的《日本书纪》还新。疑点五，天皇于713年下令编纂《风土记》，《日本书纪》中几乎没有出云神话的内容，因为《日本书纪》早于《风土记》完成，而《古事记》中出云神话却很丰富，明显是参照《风土记》而来的。冈田英弘的结论是，《古事记》是伪书，作伪者正是太安万吕的孙子多人长，他说：
总之，《古事纪》并非太安万侣在公元712年编纂的著作，而是约百年之后，多人长根据《日本书纪》和其它资料编造而成，为的是主张自己氏族的由来比《新撰姓氏录》所写的高贵。（[日] 冈田英弘：《日本史的诞生》，海南出版社2018年版，第172页）
其实早在江户时代，诗人贺茂真渊就已经对《古事记》的序文提出质疑。说来也巧，伪书《孔子家语》的破绽恰恰也是作伪者王肃的序文，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拒绝公开承认《古事记》作伪，如江户时代的国学者们就把《古事记》视作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属于自己纯粹文化的一种象征，国学派为首的本居宣长还以作注的方式撰写了《古事记传》。坂本太郎在《日本的修史与史学》一书中也坚决否认《古事记》是伪书的说法，表示“这些说法牵强附会，标新立异，丝毫也不妨碍我们照旧相信古事记的序文，也不会使我们对古事记是和铜五年完成、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这一看法，抱有任何踌躇之感”。不过，坂本太郎在书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反驳的理由。
伪书的层出不穷，也促进了古代考据辨伪学的发展。中国的考据辨伪学尽管长期以来受到经学思想影响，很难直接怀疑和挑战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但在史学领域还是产出了不少成果，如宋代朱熹《诗集传》能够打破《毛诗》桎梏，发明《诗经》本义，还原了不少上古史实。特别是到了清代，以阎若璩、胡渭、万斯同、姚际恒、惠栋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派，将考据辨伪学推向了高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接轨。尤其是伟大的考信辨伪学者崔述，在正统考据学主流学派之外独辟蹊径，在学术精神和学术成果两个方面将中国传统考据辨伪学推向了顶峰，不仅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疑古学派注入了至关重要的学术智慧与精神动力，并且对那珂通世、竹添光鸿（竹添进一郎）、泷川资言（泷川龟太郎）等日本实证主义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2—6月，梁启超在燕京大学开设“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课程，课堂内容后来由听课学生根据记录整理出版。梁启超在讲课中将伪书分为“全部伪”“一部伪”“本无其书而伪”“曾有其书，因佚而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尽伪”“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盗窃割裂旧书而伪”“伪后出伪”“伪中益伪”十种种类。举例来说，《古事记》就是“本无其书而伪”；《孔子家语》则是“曾有其书，因佚而伪”，原本《孔子家语》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其书早佚，王肃取当时尚存有关孔子记载，编造成伪本《孔子家语》，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痛加斥责，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称之为“伪书之中尤其伪者”，“无任何取信之价值”。
按照梁启超十类细分法看待广义的伪书，历史上的伪书真是“多极了”。梁启超说：
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只中国为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伪造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无论哪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经学有经学的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梁启超：《古书真伪常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页）
梁启超认为，中国“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这句话听起来似乎过于严重，但是以广义的伪书而言，把有意的和无心的、全部伪和部分伪的不实史料都视作伪书，这句话倒是成立的。
纯粹故意作伪的伪书固然比较极端，更多的情况是无意中产生的舛误。许多历史文献在千百年传抄翻刻过程中，文本文字已经发生了许多变迁，经常出现竹简断损、帛书烂缺、纸张破损、字迹漫漶等，极易发生字句、片段、篇章的传写舛误，包括误字、讹脱、衍文等，甚至还有不少人为的内容增删，令这些珍贵文献的真实性大打折扣。晚清学者俞樾写过一本小书《古书疑义举例》，他在序言中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煮其箦”。
在俞樾看来，汉字本身一直在变化，从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书写媒介也一直在变，从甲骨、竹简到丝缣、纸张；当下之人手捧史籍，读着白纸黑字，以为这就是古代史籍的原本面貌，这就如同一个人听说竹笋鲜美，回到家里把竹席煮熟来吃。也就是说，在俞樾眼里，后世流传之书与原本之书的差别如同竹席与竹笋之别。
为了校正古书抄写、翻刻中的文句错误，校勘学应运而生，与之相关的还有版本学和目录学。这种工作从汉代校勘学开山鼻祖刘向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目光如炬，心细如发”的考据校勘大师。清代阮元在《礼记注疏校勘记·序》中说，乾隆年间，惠栋以宋代刻本《礼记》校对清初汲古阁刻本，两者相隔也不过四百多年，居然从汲古阁刻本中校出讹字4704 个、脱字1145 个、缺字2217 个、异体字2625个。戴震以《永乐大典》所引《水经注》校对近刻本，发现近刻本缺漏2128字，妄增1448字，臆改3715字。近人章钰校勘胡刻本《资治通鉴》，居然校出脱字、误字、衍字、倒字一万多字，其中5200 多个脱字“关系尤大”。所以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言中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阅读那些未经仔细校勘的古代史料，必须小心翼翼，否则难免鲁鱼亥豕之误。
历史上的史料本是少数有心人的艰难之作，这些著述只是历史原貌的片鳞半爪。在数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又经过无数次大大小小、有意无意的散失亡逸，几乎可以说“百不存一”，又兼传抄过程中的有心增删和无意脱误，史学家要用这些史料恢复历史的原貌，揭示历史的真相，甚至试图发现历史的规律和法则，真需要有超强的自信和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