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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西北大学博物馆一位学者来到西安著名的八仙庵古玩市场淘宝，在一个地摊上看到了一块方方正正的小石碑，石碑上刻有“开元”和“日本”的字样，这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花钱将其买下。未曾料想的是，这方据说是在西安东郊建筑工地出土的石碑，竟是一份佐证日本古代史的重要史料。次年，由中华文物交流协会与东京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等在日本共同举办了“遣唐使展”，石碑被千里迢迢送到日本巡回展出，引起日本举国轰动，日本明仁天皇亲往参观。那么，这究竟是一块什么石碑呢？
墓碑为汉白玉质，呈正方形，长宽约四十公分，厚约七公分，上面用极为秀整的字体镌刻着一篇墓志《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碑文共十六行，每行十六字，经考证是公元7 世纪上半叶日本遣唐使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铭。
日本遣隋使团和遣唐使团是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中日官方交流的最重要形式。日本从公元600年，即隋开皇二十年、日本推古天皇八年开始，首次派出遣隋使，直到公元838年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两百多年里，日本一共派出五次遣隋使团和十四次遣唐使团。当尚处在飞鸟时代早期的日本使者踏上中国大地，看到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时，他们内心是极为震撼的。吉田孝在《岩波日本史》（第二卷）中说：
在隋朝气势恢宏的都城中目睹了另一个世界的高度文明，倭国使者受到的异文化的冲击，其程度之强烈，绝非今天的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遣隋使和朝堂要员们所受到的精神冲击，后来成了倭国国家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吉田孝：《岩波日本史》（第二卷），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
在前后十九次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输入日本，对日本文化及制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日本遣唐使团一般分乘三四艘船千里渡海，一路需经数月乃至更久，可谓历尽千辛万苦，有时遇到风浪只能半途折回，改日重新启程，不少人在旅途中付出了生命代价。如公元837 年的承和遣唐使第一次从难波出发，遭遇狂风暴雨，第一船漂到肥前国，第二船漂到松浦郡，第三船、第四船在海上被风浪击碎，大半人丧生。仁明天皇命令继续出发，并且与上次一样亲自举行盛大饯行仪式。不幸的是第二次出行又遭遇风浪，第一船、第四船漂到壹岐，第二船漂到值贺岛，众人历尽艰险才得以生还。仁明天皇坚持继续航行，于是一面着手准备，一面下令全国五畿七道各国诵读《海龙王经》和《大般若经》护佑。遣唐使团的副使小野篁称病不发，并作文讽刺遣唐之行无益于民，仁明天皇闻之大怒，将其流放隐岐。遣唐使七艘大船终于顺利起航，并于承和六年返回日本。仁明天皇将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升至从三位，将带回的大唐物品进献神宫。
早期遣唐使船一般从平城京（今奈良市西郊）出发，通常走两条路线：北路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漂洋渡海，在中国胶东半岛登州登陆，然后在中国官员安排下换乘车舟，沿黄河走水路或陆路抵达洛阳和长安；南路从平城京出发后南下经过五岛列岛，穿过东海，在中国长江口一带登陆，由于各船抵达时间不一，一般相约在扬州等登陆地附近大城市齐集，再长途跋涉赶赴洛阳和长安。唐代诗人钱起在《送僧归日本》诗中描述了中日文化之旅的艰辛，他写道：
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
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
水月通禅寂，鱼龙听梵声。
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
晚唐诗人韦庄在《送日本国僧敬龙归》中也表达了这种海空孤寂的漫漫旅程，他写道：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
因为旅途不易，再加上求知若渴，有的日本学人来到长安后，酷爱中国文化而长留不归，希望学成之后再随后面的遣唐使团一同返回。养老遣唐使团的成员阿倍仲麻吕，又作安倍仲麻吕，《旧唐书·东夷·日本国传》称为仲满，于717 年来到中国，年方十九，在唐朝留居了三十多年，其间历任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左补阙等职，直到753年才跟随天平胜宝遣唐使团踏上返回祖国之旅，此时安倍仲麻吕已年逾半百，被唐朝任命为回聘日本使节，朝中好友纷纷赠诗送行，留下了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储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等诗篇。
天平胜宝遣唐使团分乘四条船从扬州出发，同行的还有时年66岁的著名高僧鉴真和尚，这是他第六次尝试东渡。阿倍仲麻吕与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乘坐第一船，不幸的是船队在琉球附近遭遇风暴，阿倍仲麻吕所乘船只向南漂走，与其他船只失去联系，同伴皆以为溺死。幸运的是，鉴真和尚乘坐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的船只顺利抵达平城京，开启了他在日本的文化传播事业。
阿倍遭遇意外的消息传到长安，曾与阿倍同朝共事的李白非常悲伤，写下了《哭晁卿衡》，诗曰：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中之“晁衡”即为阿倍仲麻吕。其实，阿倍仲麻吕并没有死，他所乘船只漂流到安南驩州（治所在今越南荣市）一带，遇海盗，同船死者一百七十余人，阿倍与藤原十余人历尽艰险，辗转回到长安。此后，阿倍没有机会再回日本，在中国又生活了十一年后去世，最后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被封为北海郡开国公，死后追赠二品璐州大都督。藤原也未返回日本，在中国又生活了二十年后去世。
日本《古今和歌集》录有一首阿倍仲麻吕为埋骨唐土的日本人咏唱的和歌：
远天翘首望，春日故乡情。
三笠山头月，今宵海外明。
井真成大概就是这样一位日本长期留学生，他在长安勤奋学习，与中国官员一起出入朝廷，已然融入唐朝社会，不幸英年早逝，葬身异乡。井真成墓碑上镌刻的文字是这样的：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聘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壑遇移舟，隙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哀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给。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东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旐行哀；嗟远人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寿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这篇不到200字的墓志，文辞优美、情意真切，日本学者东野治之在《遣唐使》一书中将全文汉译如下：
公姓井，字真成。日本人，天生才能出众。接受皇命远赴他乡，一路驰聘来到中国。井公学习中国的礼仪教养，遵从中国习俗，束带穿礼服上朝，其风姿无人能比。究竟有谁会想到，求学不倦、尚未大成的井公竟英年早逝。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天平六年）正月□日卒于官舍，享年三十六岁。皇帝（玄宗）为之感伤，依礼授其荣誉，追赠“尚衣奉御”职衔，以官礼下葬。同年二月四日遵照礼制葬于万年县浐河之东的平原。呜呼！黎明时分驾着载有棺柩的原木之车而去，用红色的魂幡吊唁亡者。真成倒在夕阳中，感叹自己身处遥远的异国他乡，在墓中朝着荒凉的郊外悲恸不已。其辞写道：“死是自然规律，让人悲哀的是身在远方。形骸虽已葬入异国他乡，魂魄却可以回归故里。”（[日] 东野治之：《遣唐使》，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第9—10页）
我们细细品读井真成的墓志，不由为他束带立朝的风姿所倾倒，为他强学不倦的精神所折服，为他客死他乡的不幸而哀伤，更为大唐文明之国、礼乐之邦的恢宏气度而感慨。这些动人心弦的岁月往事，就是“遣唐使展”在日本引发反响的原因。除此之外，墓志中出现的“日本”二字，更是深深吸引了史家与民众的眼球——这是迄今为止古代遗物中第一次出现东瀛之邦的“日本”国名！
长期以来，中国史书一直称日本为“倭国”或“倭奴国”。直到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日本使节来到中国，请求更改国名，因为其地近于日出，所以希望改为“日本”。这件事在《新唐书》中有明文记载：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新唐书·东夷传》）
唐朝史学家张守节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写成《史记正义》一书，他在卷二中写道：“又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这说明在武则天时代唐朝正式确定认同“日本”国名。
武曌在位是690—705年，在这个时期，日本曾于702 年派遣大宝遣唐使觐见武则天，武则天很可能就在这次接见日本遣唐使之时同意改名的。此时，距离井真成墓志中镌刻“日本”二字不过三十来年，所以这份“历史痕迹”的实物史料对于日本而言可谓弥足珍贵。
在日本遣唐使中还有僧人，如桓武天皇的日本延历遣唐使团中就有最澄与空海。延历遣唐使团于延历二十二年（803）乘船出发，途中遇到恶劣天气，被迫放弃渡海。第二年重新出发，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大唐土地。后来最澄离开长安南下天台求法，返国创立日本天台宗。空海一直在长安修学，回国时带回大量佛经与文典，所撰《请来目录》中有《刘希夷集》《王昌龄集》等大批诗文和书法作品。空海后来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弘传密宗，世称东密，他撰写的文学理论著作《文镜秘府论》保存了中国六朝隋唐时期的许多文学文论史料，是研究中国中古文学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遣唐使停止之后，后世仍有日本僧人不断来华学习交流，相关事迹可谓史不绝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最澄、空海那么幸运，德川幕府初期的大学者藤原惺窝从筑前乘船渡海前往明朝探究朱子学，中途遇到风暴漂到了鬼界岛，最后不得不通过与朝鲜学者交流才将宋明朱子学传到日本，以取代当时还在日本传授的汉唐儒学。在日本漂洋过海的学者僧人中，有不少人像井成真一样最后未能返回故国，长眠于他乡。江静教授《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一书中就记录了两则这样的哀伤故事。
日本有一幅被私人收藏的墨迹，是元代至正十四年嘉兴本觉寺住持楚石梵琦所作。楚石梵琦回忆了自己三十四年前在主持海盐福臻寺之时，曾与正在嘉兴本觉寺参禅的日本僧人钳大冶往来交流，钳大冶向楚石梵琦介绍了“其师高峰之贤”，日本“本国禅席之盛”，不久钳大冶北上求法，不幸死于道中。
日人收藏的另一幅墨迹是明初南京天界寺主持季潭宗泐应日本僧人子建净业之请，为来华途中去世的日僧亡灵所作的供养法语，其中说道：
今日本国诸比丘周寂等十人跋涉琼波，触冒酷暑，远自其国，来此参禅，道途辛苦，因而致毙，可谓为法忘躯。（江静：《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诚如江静所言，“以上两则墨迹让我们意识到，当时来华求学的日本僧人中，能够平安归国、名扬后世的只是少数”。幸运的是，井真成、钳大冶这些“为法忘躯”的文化使者，多少留存了星星点点的“历史痕迹”，让后世了解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传奇故事，使得许许多多类似于井真成、钳大冶的文化传播者精神未灭，在后世的岁月长河中继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