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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异域文化传播有时候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功效，那就是文化典籍的异域保存与回传。这种现象自古而然，故《汉书·艺文志》中说，“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有一句成语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把“桑榆”改为“扶桑”，用“收之扶桑”比喻在中国失传的文献又意外复得于日本，倒是颇为贴切的。
在中日文化交流过程中，特别是唐宋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中，大量唐宋刊本典籍传到了日本，其中不少典籍的原本后来在中国本土失传，却在异域日本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后来，这些抄本、刻本或相关残本通过种种机缘又回传到中国，弥补了诸多史料空白，在人类文化传播史上演绎了许多生动佳话，不断印证着异域文化交流的深远反哺意义。在这里不妨介绍两部重要书籍“收之扶桑”的故事，一部是皇侃《论语义疏》，一部是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世说新语》。
先说皇侃《论语义疏》。说到《论语》的注释，最著名的当然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其实，在朱熹之前，还有三国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南朝萧梁时期的皇侃《论语义疏》以及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分别代表了汉代、六朝、唐宋《论语》学的最高水平，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是在此基础上的集大成者。
皇侃（488—545）是六朝萧梁时期学者，所撰《论语义疏》成书于梁武帝普通、大通年间（520—534），是对何晏《论语集解》的疏解，故全称《论语集解义疏》，问世后流行甚广，《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皆有著录。皇侃此书是汉魏六朝《论语》注疏的集大成者，到了隋唐时期成为《论语》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和邢昺《论语注疏》中均有引用。朱熹《论语集注》问世后，成为科举应试的定本，皇侃《论语义疏》的影响渐衰，南宋陈振孙（1181—1262）《直斋书录解题》未予著录，朱熹以后未见任何一位《论语》学者提到此书，所以推断此书大约在南宋末年或宋元之际便失传了。
日本平安时代的阳成天皇、宇多天皇年间（876—898），即中国唐僖宗乾符三年到唐昭宗光化元年，藤原佐世奉敕编纂《本朝见在书目录》，后改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这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汉籍目录学著作，其中就著录了《论语义疏》，可知该书至迟在唐代就已传到日本。事实上，《论语义疏》传入日本的时间应该更早。
我们知道，《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二十年（289）有贤人“名和迩吉师”贡上《论语》十卷，这个“和迩”就是《日本书纪》中的“王仁”。王仁的《论语》应该就是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传到日本后逐渐取代了《论语集解》，因为《论语义疏》包含了《论语集解》的内容。日本福冈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海村惟一教授在《古代日本对 〈论语义疏〉 的扬弃——以圣德太子 〈宪法十七条〉 为主》一文中认为，“现存于日本的古钞本《论语》几乎都是何晏的《论语集解》通过皇侃的《论语义疏》而保存”，《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圣德太子“亲肇作撰《宪法十七条》”，扬弃化用了来自中国的23种重要经典、57个精华语句，其中《论语义疏》被化用的语句高达12次，占化用总数的21%，频度超过所有其他中国典籍。所以海村惟一的结论是，“总而言之，圣德太子在《宪法十七条》里所扬弃的《论语》文本极有可能是皇侃的《论语义疏》”。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论语义疏》传入日本的时间就可以上推到公元7 世纪初，距离皇侃撰写《论语义疏》仅仅过了半个世纪。
日本古代学者对《论语义疏》这部书十分重视，先后有十多部古抄本流传于世。9世纪中后叶日本贞观年间惟宗直本编撰《令集解》，引用《论语义疏》计有十三处；11 世纪初宽弘五年惟宗允亮完成的《政事要略》引用《论语义疏》四处。江户时期山井鼎撰写《七经孟子考文》，荻生徂徕之弟荻生北溪在此基础上编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其中抄录了《论语义疏》，于享和十六年（1731）刊刻。后来中国学者正是通过荻生北溪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才知道皇侃《论语义疏》在日本还有存世。
乾隆年间，有一位颇有学识的余姚商人汪鹏，字翼沧，号竹里山人，因商贾之事曾经三赴日本长崎。汪鹏偶然发现了《论语义疏》一书，大喜过望，如获至宝，遂购得携回，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献给了当时担任浙江遗书局总裁的王亶望，次年以巾箱本形式出版。当时朝廷正在编撰《四库全书》，于是就由浙江巡抚采进编入其中。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有诗曰，“论语皇疏久代薪，海神呵护尚如新”。黄遵宪自注该诗曰，“惟皇侃《论语义疏》日本尚有流传。乾隆中开《四库》馆，既得之市舶，献于天禄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这段经典文本失而复得的佳话作了概括性说明，文多不载。
2017年9月，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庆应义塾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了皇侃《论语义疏》手写本，经过考证是中国南北朝末期至隋朝的写本，东传日本后在寺庙和民间被妥善保存至今。这应该是现存《论语义疏》最早的版本，这个古本的重见天日为中日两国文献互传历史再谱新篇。
我们再来看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世说新语》的故事。《论语义疏》是古籍书的失而复得，《世说新语》则是善本书的废而复举。
《世说新语》在宋代以后流传的善本主要有三种：一是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简称“董刻本”），二是南宋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三是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后两个刻本在中国均已不存，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录》未见登录。董刻本自从南宋末年流入日本，便为国人所未见。幸运的是，董刻本却在日本保存完好，先是保存在中世武家北条氏所设“金泽文库”，后入前田氏的“尊经阁文库”。昭和四年（1929）日本东京前田育德财团将此书列入“尊经阁丛刊”影印出版，遂得以重新传回中国。此本各册之首末页，钤有“金泽文库”（阳文长方印）、“金泽学校”（阳文长方印）、“石川县劝业博物馆图书室印”（阳文长方印）、“尊经阁章”（阳文方印）、“睢阳王氏”（阳文方印）五枚藏印，其中前四枚均为日本收藏印，显示出此本在日本境内的递藏过程。
余嘉锡、朱一玄等学者均认为，三个宋代刻本中最接近当年刘孝标注本的是董刻本。学者李笑野《〈世说新语〉 董弅刻本近真面貌的文献价值再认识》一文认为，董弅选取了他较为近真可信的晏殊手校本作为底本，“说明了董弅曾作过一番研究，而这种研究所守持的态度是求真、求实”。另外，董刻本附有两宋之际著名学者汪藻《世说叙录》一篇，这是有关《世说新语》的一篇高水平研究文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著录董刻本《世说新语》时说，“《叙录》者，近世学士新安汪藻彦章所为也。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 《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大致介绍了《世说叙录》的主要内容，可惜董刻本亡佚后这篇《世说叙录》也石沉大海，后人无缘得见。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论及汪藻的《世说叙录》，不无憾恨地说了一句“佚之久矣”！当年国内学者第一次手捧日本“尊经阁丛刊”影印本《世说新语》，赫然发现汪藻《世说叙录》二卷附于书后，那种失而复得的激动心情，恐怕不是今人能够想象的。后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就用了不少汪藻《世说叙录》的资料。
一国之经典文献是属于该国的，同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其传播、保存和影响也是超越国界的。人类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往复式”，即在不同地域之间来回往复地流传，并在往复流传中不断完善。众所周知，东罗马帝国崇尚希腊文化，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东方拜占庭帝国就成为保存古希腊文化的唯一重镇。当拜占庭帝国灭亡时，许多人携带大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书籍，逃亡西欧避难，从而在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邦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火炬，使理性主义的光辉照亮欧洲近代文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传到日本后，就如同将宝贵的文献史料资料异地另存，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给后人带来合浦还珠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