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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是史学家心中无限的爱。史料，也是史学家心头永远的痛。
据《隋书·牛弘传》，隋朝初年，秘书监牛弘深感历代图书损失严重，便向隋文帝上《请开献书之路表》，希望君王下诏鼓励百姓将散落民间的书籍呈交政府抄录备份。
牛弘在上表中列举了中国图书典籍史上遭受的五次重大灾难，牛弘称之为“五厄”：
第一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统一宇内之后，为了彻底剪断各诸侯国的文化传统，以确保嬴氏江山万代相传，下了一个“焚书之令”，把民间的藏书付之一炬，“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
第二次是西汉末年的长安兵乱。汉代革除秦弊，敦尚儒术，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侥幸逃脱“秦火”的藏书慢慢收集起来，“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国家图书馆总算像模像样了。汉成帝年间，诏令刘向、刘歆父子编纂图书目录，“汉之典文，于斯为盛”。不料，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农民起义，长安陷于兵火，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
第三次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乱京。董卓带着汉献帝退守长安，掳走了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等国家图书馆内的大量书林秘牒，据说一共装载了七十余辆大车。董卓覆灭之际，“西京大乱，一时燔荡”。留在洛阳的书籍也因“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东汉两百年间好不容易重新积聚的珍贵典籍就此散失殆尽，“此则书之三厄也”。
第四次是西晋末年的所谓“五胡乱华”。曹氏父子饱读诗书，重视文典，司马代曹未生大乱，图书典籍越积越多，晋朝秘书监荀勖编纂图书目录《新簿》，对图书进行分类整理。可惜好景不长，刘渊、石勒入主中原，“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
第五次重大损失是梁朝侯景之乱和萧绎兵败焚书。“永嘉南渡”后，许多图书典籍被带到了南方，“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东晋与南朝诸帝普遍重视文化，“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人王俭编纂《七志》，梁人阮孝绪编纂《七录》，两部图书目录登记各种图书三万余卷。然而，梁朝侯景叛军攻破南京，许多图书毁于兵火。萧绎平定侯景之乱后，收集残余图书，“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公元552 年，西魏大军压境，萧绎走投无路，激愤之下一把大火将这些图书“悉焚之于外城”，余烬残存仅十分之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历代史书史料的佚失，中外社会皆然。就在江陵焚书半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也毁于日耳曼“蛮族”的兵火，古希腊罗马经典文献损失惨重。这两次人类文化史上的巨大书厄，实可遥相祭奠。
牛弘向隋文帝建议，民间百姓凡是献书一卷，赏赐缣帛一匹。于是“一二年间，篇籍稍备”。后人所见《隋书·经籍志》留下的一份长长书目，展示了牛弘献书之策的重大成效。
日本历史上也有人为破坏史著的例子。记录日本南北朝历史的著名军记物语《太平记》一共四十卷，其中第二十二卷在创作后不久就遗失了。这卷书的内容涉及拥立北朝光明天皇的室町幕府第一任征夷大将军足利尊氏与他的弟弟足利直义之间反目为仇的史事。后来，足利尊氏的孙子足利义满出任第三任征夷大将军，看到《太平记》第二十二卷中记载了足利氏的家丑，就命令执事细川赖之将其从全书中抽出烧毁。
日本历史上也有民间献书之举，尤其在战乱与灾难之后。德川幕府初，为政者重视文化事业，鼓励收集民间文书文献。德川家康早年被作为人质送到今川义元身边，今川氏通晓日本典故，德川家康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后来德川家康被封到关东八国，也留意经史讲读，成为公认的儒将。庆长七年，即1602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金泽文库，专门收集日本和中国古书，其中不乏两宋元代的善本书。庆长十一年，德川家康召见学者林罗山，将他留在身边担任侍臣。庆长十三年，德川家康派林罗山到长崎采集书籍。寺庙、神社、贵族等也陆陆续续献上书籍。对于战乱中损坏残缺的书籍，德川家康也命人加以修补。平泉澄《物语日本史》说：
家康开创的事业之中有一项对后世影响极大，即奖励学问的事业。家康于文禄二年招徕藤原惺窝，听其讲授《贞观政要》，之后还聆听了惺窝所讲《汉书》，以及林罗山所讲《论语》等；另外，家康还在伏见创办学校，任命三要为校长，并在此处指示其出版了《孔子家语》《六韬三略》《贞观政要》等书籍。《吾妻镜》五十一册，采用活版印刷技术，于长庆十年完成出版。之后根据制定诸法度的需要，家康要求手下广泛收集古书并进行抄写，由此古书资料得以大量重现于世。就这样，自应仁大乱以来，难得一见的古书得以被作为珍宝对待。（[日] 平泉澄《物语日本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49页）
文中所说的《吾妻镜》是镰仓幕府时期北条氏的史官撰写的日记，是了解镰仓幕府历史的珍贵史料。天正十八年，即1590年，丰臣秀吉在小田原合战中击败北条氏政，丰臣秀吉的部下黑田如水进入号称“天下第一坚城”的小田原城劝降，答应投降的北条氏政遂将《吾妻镜》赠给了黑田如水。十五年后，黑田如水临终之时将此书献给德川家康。德川家康认为《吾妻镜》对武士制度十分有利，就用征讨朝鲜时获得的铜铸活汉字印刷了该书，与其他书籍一并分赐贵族、武士和寺院。
明历三年，即公元1657年，江户城内发生了一场大火，据说大火是由一位16岁少女火化葬礼上随风飘起的一只死者衣袖引发的，所以叫做“振衣大火”。大火烧掉了大半个城市，许多文书典籍化为灰烬，其中包括林罗山主编的《本朝编年录》40卷，记录的是从神武天皇到宇多天皇的历史，林罗山受此打击，一病不起。后来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编纂德川氏历史的时候，苦于缺乏史料，就采取了民间献书的办法。他命令骏河国的神社、寺院和老百姓呈报所藏古文书，又派学者青木昆阳前往甲斐、信浓、武藏、相模、伊豆、远江、三河七国采访古文书，收集到的古文书全部在江户制作摹写本，然后把原本归还原主。这批摹写的古文书至今还有28册存于内阁文库中。
日本修史利用各种古文书作为史料，这早在天武天皇十年（681）《日本书纪》以及延历十六年（797）至延喜元年（901）编撰五部国史就已开始，但以个人书信为主的古文书作为历史材料，加以编辑成集，据说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从山鹿素行的《武家事记》开始的，德川吉宗则开启了正式的大范围采访古文书的事业，后来还影响了各藩也效仿幕府进行古文书采访和编辑，这在日本史学史上也算是一件大事。
再回观中国，隋代牛弘之后的书厄痛史远未结束。大约又过了一千年，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记》中归纳了从隋唐至宋末的图书“五厄”：
第一次是隋炀帝大业末年的战乱，唐军将洛阳的藏书运往长安，途中由于船破舟翻，图书被淹，损失了十分之八九。第二次是唐代安史之乱，安禄山攻破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出逃，国家藏书大量焚于兵火。第三次是唐末黄巢起义，长安国家藏书再次遭到浩劫，唐代诗人韦庄《秦妇吟》有两句诗：“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可以想见当时图书典籍的命运。第四次是北宋末年金兵攻破汴京，大量典籍毁于金兵之手。第五次是南宋国家藏书随着赵家王朝的覆灭，毁于蒙古军队之手。
又过了三百多年，民国学者教授祝文白总结了明代以后的图书“五厄”：一是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后的文籍散失；二是清代顺治七年钱谦益绛云楼不慎失火导致的藏书焚毁；三是乾隆年间修撰《四库全书》过程中禁毁了大量图书；四是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火焚毁大量图书，天一阁、汲古阁等著名书楼均未能幸免；五是日本侵华战争毁坏劫掠大量图书。
在中国古代，文字书写媒介除了早期使用的龟甲、金石外，秦汉以降常用的简牍、丝帛、纸张等均不易保存。私人藏书本来就不多，政府典藏一旦遭到毁坏，许多历史孤本、孤证或者消亡，或者散落民间，湮灭无闻。民国学者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对中国图书史上典籍散佚、毁失的情况深感哀伤，他写道：
吾人但取《汉书·艺文志》以校《隋书·经籍志》，取《隋书·经籍志》以校金门诏之《明史·经籍志》，取《明史·经籍志》以校《四库总目》，则吾人对于先人之典籍沦亡，文献难征，不将为之泫然？（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当史学家面对历代书录、书志、书目，眼见一代又一代前朝典籍化为乌有，空留下一长串名存实亡的目录，内心痛楚难以形容。诚如梁启超所言，“不治史者，不知文献之可贵与夫文献散佚之可为痛惜也”。中日近现代新史学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到史料上，道理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