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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明治二十八年，即1895年4月，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就在当月，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恢复了“史料编纂挂”，重新开始了修史的事业。当时东大校长浜尾新、文科大学长外山正一、编纂委员三上参次博士等人经过商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史料编纂挂不编写编年史，只编纂史料。据说，他们的想法是，国史的编纂可任凭能够自由发挥主观意志的史学家个人去进行，但搜集史料非个人所能胜任，政府应编辑已搜集的史料供学者利用。就这样，史料编纂挂把主要工作精力聚焦在编辑出版史料上。其间，史料编纂挂在1929年改名为“史料编纂所”，到1958年3月共计出版的史料有：《大日本史料》213册、《大日本古文书》123册、《大日本记录》20册、《大日本近代史料》16册。坂本太郎在《日本的修史与史学》中评论道：
修史的主要目的改变为编纂史料，这是英明的转变。如果根据明治二年（1869）所述的精神编修国史，恐怕很难恢复修史事业；即使恢复并写出了史书，这些史书也经不起今天学术界的批判。正因为是史料，所以今天仍然有用。（[日] 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与日本成立史料编纂挂，貌似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张开双臂迎接西方近现代文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近现代西方科学和学术思想、范畴、方法、技术等被引进输入到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诸多方面，日本社会的整个知识观念体系开始与西学对接，在思想观念和文化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社会变革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国力的迅速提升，甲午战争便是一个结果。
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割台湾、偿二百兆”的惨烈后果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深刻怀疑封建政治和传统文化，在政治领域的维新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场以西学知识启蒙和传统文化改造为鹄的的学术变革也在迅速兴起，最先开始变革的是传统经学、历史学。这场启蒙运动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庚子事变之后愈演愈烈，康有为大声疾呼，要借鉴“万国史学”为治病之“药石”，梁启超明确提出“君史”与“民史”的区别，希望改造传统史学，以“新史”造就“新民”，以“新民”成就“新国”。
如果说晚清救亡图存的文化改造是中国新史学发轫的内在动力，那么东瀛明治史学新风的传播流布则是中国新史学发展的外部助力。在晚清流亡或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中，绝大多数人受到了日本新学的影响，历史学也不例外。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901年，时年28岁的梁启超打算在日本发起创作一部具有新史观、新体裁、新文体的中国通史，虽然只写出《中国史叙论》一文，但这篇文章于第二年扩充成《新史学》一文，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可见梁启超当时的学术思想是受到了日本新学的影响。这一点，还可从梁启超当年为《新民丛报》撰写的《东籍月旦》一文中得到佐证，他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日本当时重要的学术著作书目，罗列了几十部世界史、东洋史、日本史著作，并且一一作了题解，显然亲自认真阅读过。其后，梁启超又先后写作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史学体系，亲笔书写了中国近现代新史学的开篇。因为受到日本新史学的影响，梁启超相当重视史料之于史学的意义，他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其中“不具不确”四字，把史料的要害与史学的要义一语道破了。
梁启超熟读西洋史学著作，是中国新史学得到西洋史学外部助力的一个佐证。如果说早先国内学者接触西洋史学主要依靠转译日文西学论著，那么等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一大批留学欧美的年轻人学成归国，他们带来了更加原汁原味的西方近现代史学知识体系。1929 年，傅斯年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建议，将其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中山大学迁到了北平，他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开设“史学方法论”课程。傅斯年曾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受到了自然科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良好训练。傅斯年的史学观念深受欧洲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体现了当时世界史学领域的前沿发展态势。
从傅斯年当年在北大开课的讲义存稿《史料略论》中，我们看到他有关史学的著名论断，“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傅斯年这三句话，道出了他心目中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与方法。他说：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挂以及梁启超、傅斯年等重视史料学，都反映了那个时代风靡全球的实证史学对东亚传统史学的冲击力与影响力。傅斯年在1928年创建“史语所”之时，曾经亲自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刊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开宗明义一段话，与东大史料编纂所的宗旨颇为相似，同样重史料而轻史著。他写道：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中日新史学对西学的积极响应以及对传统史学的批评抨击，绝无彻底否定传统史学之意，而只是淘汰传统史学的封建史学思想以及相对落后的技术方法，至于古代留下的大量史料，不仅毫无排斥，甚至奉若至宝。日本学者致力于编辑出版史料，中国学者同样注重整理比较史料，体现了两国新史学发展的共同特点。
在讨论了史学要义和史料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史学的基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