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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指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界融合中西两种视界，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融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艰难历程。习近平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被作为明确的学术研究对象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之后就被搁置了。虽有具体针对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广泛研究，但以“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为论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则是在21世纪初了，研究成果也可谓凤毛麟角。整理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形成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
1939年，学术界掀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作为研究对象展开研讨。此时使用较多的术语是“学术中国化”，然而，这里的学术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如潘梓年在《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要开展学术的中国化这一运动，就要精通科学，精通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要以此来研究，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同时，要使研究所得能够见诸实行。
他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要深刻研究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要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中国的社会形态、中国的现实问题和中国历史，创造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的社会科学。由此可见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嵇文甫在《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一文中谈学术中国化的过程中如何接受民族传统文化时讲道：“只要展开杏黄旗，就不怕陷入十绝阵。我们的杏黄旗是什么？就是现代进步的科学思想，尤其是唯物辩证法。”
他将唯物辩证法看作实现学术中国化的核心方法。“学术”主要指向马克思主义，探讨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不应该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和怎样中国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核心思维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学术指向背景，作了初步的研究探索。
2003年，许全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双层意蕴，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历程。他指出：通常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中国化主要的着眼点是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属政治领域或政治学范畴。因此，笔者把这种通常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称之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
。他指出这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党的领导集体和政治家。他说：“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是属于更深层次的基础理论的中国化，其成果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必须考虑学科体系、结构和内容的科学性、完整性的问题。”
他不仅指出政治和学术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是不同的研究领域，还指出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是相对的，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学术层面为政治层面提供理论支持，政治层面促进学术层面，为学术层面提供动力、创造条件、增添内容。
2004年，王学典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可分为作为“社会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并阐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还存在着丰富的社会科学内容。以这些学术成分为依托，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他把各学科统称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以区别于“行动”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前者是从属于后者并为之服务的。他还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作为“行动”的马克思主义对“学术”就没有任何意义。
2007年，石仲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何备受关注》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有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双重身份。他指出从学术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术，可以有不同认识和解读，通过探讨，对它的理解才会越来越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
吴汉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做了深入研究，他指出：“沈志远在30年代的学术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他还讲道：“沈志远撰写的《新经济学大纲》，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和普及化工作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积极努力。”
此时，吴汉全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并较早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这一概念。2010年，他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一书，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他在书中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政治思想层面的实际，又有学术文化层面的历史实际，并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述。他指出：“科学地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必须在政治视野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应该从学术文化的视野来探讨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学术文化领域里生根和发展的。就是说，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理论和指导思想是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找到存在和发展的土壤的，亦即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学术文化的结合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社会变革实践而形成的学术理论体系和所表现的学术成果，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学术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的学术研究，不仅有助于从政治上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且有助于从文化、学术的视野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问题。”
张静如为本书作序，他指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全面的理解，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层面，包括文化的层面、学术的层面、思想的层面等。他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应该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产物。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也提升和吸收了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学术层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洪认清教授在其2011年发表的文章——《抗战时期延安学人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概念，他在总结延安学人治中国古史的学术特点时指出：“主张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
是延安学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个特点。洪认清指出：“为了克服理论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与中国具体的环境和实际结合起来。”他还提出“在倡导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方面，胡绳起了重大作用”
。
本书深受学术界探索成果启发，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成果展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这一表述，意在探索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学术成果。在本书的撰述中，“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它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
其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立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早期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历史、哲学、文艺理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促使中国学术实现了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跨越。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等学术理论成果。
其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过程中提炼形成的学术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担负着引领时代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历史重任，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形成是与现实社会紧密互动的历史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关切革命现实，始终以分析、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为其历史使命，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创新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强烈的现实分析力、解释力和创造力，沉淀为深刻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学术理论基础。
其三，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术进程中创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学术思想以基本的话语符号作为载体，话语是学术思想广泛传播和创新发展的学理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历经了词汇引进和演变，学术对话交流，向大众传播的复杂历史过程，最终形成了专业化、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符号话语体系，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文化思想演进，包含了复杂的历史冲突和思想博弈，是中西文化融合、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脉络。这一进程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探索，即政治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探索。这两个层面的探索纵然密切相关，但更具有不同的内涵、目的和功能。
“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问题中，形成科学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的历史过程。其主体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创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屈辱，走向独立、民主、富强和文明。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体是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中介是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政治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有效对策，形成具有执行力的政治策略和规划，最终落实为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功能在于政治领域的贡献。在一定历史时期，针对具体社会问题，形成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这样才能保证其有效性。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毛泽东、李达、瞿秋白、艾思奇、吕振羽、翦伯赞、鲁迅、周扬、胡风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客体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中介是科学研究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目的是实现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和科学化，推动社会实践发展，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解释力和吸引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功能在于其学术领域的突破和创新，实现文化对社会的反作用力，建构人的精神家园。相比于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结论具有不确定性、多变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学术发展的首要精神是敢于质疑，学术研究必须包容理论差异性的存在，在持续对话中无限接近真理。
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两种不同路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改变了中国发展轨迹，赢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理论成果。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虽然是两种路向，但却始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引领下积极互动、关系密切。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理论成果直接影响着党中央领导群体的决策，也担负着捍卫意识形态，教化、疏导、凝聚和感召民众的重要责任。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政治保障，政治实践结果也检验着学术理论的真理性和价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