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哲学界的重大反响，在“科玄”论战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和更广范围的传播。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选择了具有革命批判特质的唯物史观，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唯物史观。此时虽然触及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精神实质，却未能深入，存在诸多理论上的局限性。之后，瞿秋白系统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和核心内涵作了介绍和宣传，初步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
“科玄”论战引发20世纪初的中国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的交锋，论战过程和论战结果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走向，是一场富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学术内涵的哲学文化论争。引发论战的根本原因依然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问题解决之道的困惑和迷茫。一方面，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争取民主与科学，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于是大多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感，转而试图用西方近现代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改造国人，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科学精神和资本主义的反思，一些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西方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失败，并认为只能靠中国文明来拯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了《人生观》一文，指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随后丁文江发文批评了张君劢，指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要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至此拉开了“科玄”论战，随后梁启超、胡适、张东荪、吴稚晖、林宰平、唐钺等学术名流也纷纷参与论战。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了论战，使论战有了新的进展和新的发展路径。论战涉及的问题很多，但论战的核心则在于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也即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的问题。玄学派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主要代表，他们坚决捍卫科学与人生的界限，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现象而言才有意义的，自然现象受因果规律支配，而人生属于社会现象，无规律可循，受自由意志支配。玄学派反对科学万能论，提倡以中国传统文化弥补西方近代科学的工具理性带来的不足。科学派以胡适、丁文江为主要代表，坚持在当时落后的中国必须坚定地提倡科学，认为科学也适用于人生观。双方从各自的理论背景出发，各执一词。论战双方争论不休，但双方共同寻求的是中国的青年一代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的问题，因此论战没有停留在纯学术的层面，而是涉及两种不同的文化路向和社会思想，触及了思想史层面。其实质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寻精神支柱和人生方向的心理结构的延续，论战需要确切解答迷茫的青年一代的人生观问题。此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参加了论战。陈独秀提出：社会现象并不是无规律可循，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是客观的，都具有其客观的因果性。瞿秋白则具体分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差异，指出虽然人类社会由有意识的人组成，但依然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的行动只有符合因果律才能获得自由。因此，陈独秀提出要对人生观做科学的解释，树立科学的权威，而这个“科学”只能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他提出要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树立科学的人生观，这样就有力地回击了玄学派，也解决了科学派悬而未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结束了这场论战，此后在青年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科玄”论战实质上是“五四”东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深化，它大体上规范了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的格局和走向。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学术界的影响已可见端倪。
五四运动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试图深入解析马克思主义，并在救亡的驱使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介入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并卓有成效，开启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思路。
1.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传播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奠基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述的核心是唯物史观，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两个方面，即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及规律和阶级斗争学说。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形成社会经济的结构，是社会的基础结构。二社会组织进化论，即社会组织随生产力变动。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进一步阐发了阶级斗争学说。他指出马克思找到了阶级斗争的最终原因在于经济基础。
李大钊进而阐述经济利益和冲突会引发阶级矛盾，由此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阶级斗争会成为最后的阶级斗争形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阶级斗争终结，马克思理想的人类历史才真正开始。李大钊此时已经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内核，对唯物史观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2.瞿秋白对辩证唯物论的介绍
瞿秋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承上启下的一代。瞿秋白开始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传播。1923年到1924年间，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开始把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了介绍。1927年，瞿秋白撰写了《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概念》，文中进一步介绍了唯物辩证法，这些学术成果代表了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探索成果。瞿秋白的探索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瞿秋白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唯物主义宇宙观。瞿秋白认同恩格斯的关于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观点，他认为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就无法越过关于“我”与“非我”和“意识”与“实质”的问题。在其论述中实质上区分了关于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哲学问题，证明了物质先于精神而存在，澄明了其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其二，瞿秋白指出，唯物主义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因为它包含着“互辩律”（瞿秋白又将它称为“动力观”）。他具体阐明了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无机世界到有机世界，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世界是运动变化的世界。其三，瞿秋指出世界是联系的世界。他指出应该看到宇宙各部分的互相联系，一部分变动便能影响到别的部分，牵动全局。其四，瞿秋白指出运动和联系的基础和根源在于事物的矛盾性。他认为从运动和联系的观点来看世界就肯定了矛盾的存在，他指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没有矛盾互变就没有动，没有动就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瞿秋白认为不包含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完整的，“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 ‘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漏，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
。“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基础是在于互辩法的唯物论。”
瞿秋白首次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但同时我们依然要客观地看到，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的重点依然是历史唯物主义。
3.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初步阐释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1922年，李达撰写了《现代社会学》。该书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具有很大的创新性，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并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现代社会学》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阶级、革命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论证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李达指出：“物质的生产力为社会进化之原动，经济关系为构成社会之基础。”
他还指出：社会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皆依据经济关系而成立。
但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论述较少，仅仅指出上层建筑又能影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此不可不知也。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一书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第一部系统著作，用自己的语言、逻辑和体系阐释了唯物史观。书中的第十三章尝试用唯物史观联系实际，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指出：“于是中国种种社会问题，遂偕资本主义商品以俱来，推原其故，约有四端。”
并具体指出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为缓和阶级矛盾，扩大市场而在中国建立殖民地；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不平等条约的影响；内乱不宁等。在第十六章讲述了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关系。李达用唯物史观分析和研究中国现实，充满了战斗性和号召力。但此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尚未成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部分所占比重较小，这些缺陷在其后的《社会学大纲》中得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