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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是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兴起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随着近代中国历史逐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末清初之际开始走向低潮。此时的中国无法自我产生可以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抗衡的思想文化资源。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知识分子曾尝试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期实现西方物质文明与东方思想观念的统一，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历经文化融合的失败，“五四”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至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迅速传播、广泛接受。在各种思潮之中，马克思主义引领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重构，这除了源于其本身的先进性和科学性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和融通。这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太大的生疏感和排异性，而是表现出良好的心理认同。皮亚杰的心理认知理论提出人是按照自我心理格局来认知的，接受者潜在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人的认知发生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共性不在于概念、范畴的相同，而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重要原因。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唯物论、人道主义、辩证法传统，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大同社会理想，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生根。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实践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正在于他提出的“实践”观点。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西方哲学以思辨的理论哲学为主，不能体现人的现实主体性原则。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基础问题，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开辟了新的哲学视野，把哲学引向了现实生活。中国古代哲学与传统的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的意志层面，构成的不是知识系统而是价值系统，因此，落脚点是“行”，而非“思”，追求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是其终极目标。中国古代哲学家总是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如儒家重视“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是讲人的社会实践，“忠”和“信”则是讲人与人交往的道德准则。墨家则讲：“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把劳动视为人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到了明清时期，“经世致用”蔚然成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强调学问必须有益于国家社会生活。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属于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产生于不同的文明基础，内容相去甚远，但因为同属于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为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关注人的问题上的共通性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而人的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虽有不同，但却存在理论上的契合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绵延不绝的重民、爱民的民本思想。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佐传·桓公六年》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无不体现着以民为本的思想。《荀子》中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治国》中讲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宋史·朱熹传》中则讲“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可见重民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强化。受民本思想的影响，历代有政治远见的帝王都重视民生。但封建统治的本质使这一切只能成为一种形式，民众始终是被统治者，“以民为本”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人民。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因为民本思想扎根于传统文化中，真正“以人为本”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容易激起中国人的思想共鸣。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关注的是人的现实生活。冯友兰指出中国人关心的是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关心人的今生。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改变世界而最终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被迅速地广为接受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人的社会价值，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在交往中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并对此做出严格的道德规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在中国封建时代，虽然有很多爱民、重民、利民的民本思想，也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较为普遍而迅速，但是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是统治者为维护其阶级利益、缓解阶级冲突的有效手段，改变不了阶级性质，与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终极的价值追求。
第三，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哲学精神易于被讲求“实用理性”的中国人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着“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从经济、地理等社会物质条件方面去研究政治盛衰。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追求，时刻关注国家兴衰、天下苍生。早在春秋时期，便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思想观念，孔子在《礼记》中明确表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此后历代思想家无不倡导经世致用，重教化。尽管有过宋明理学的冲击，然而，“虽在乾嘉考证学鼎盛之际，第一流的学人仍未忘 ‘经世’的目的。晚清的经世运动会结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尤其说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儒学内部存在着 ‘改变世界’的强烈要求。严译《天演论》风靡全国正是因为它为 ‘改变世界’的可能性提供了 ‘科学的’根据。我并不否认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中还有其他的关怀；我只是说一切其他的关怀，和 ‘改变世界’的关怀相较，都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
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情感倾向和文化心理结构最终使向西方寻求救亡真理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的唯物史观。李泽厚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
他认为中国人有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理想。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最容易获得先进的中国人的认同。
第四，具有“大同”社会思想传统的中国人易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设想
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是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反映民族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观的雏形反映在《礼记·礼运》之中，孔子设想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即天下太平、人与人和睦相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理想一直是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个契合点。春秋末期，社会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大变革时期，旧制度和道德标准受到挑战，孔子提出“大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阐明了理想社会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关系。道家则提出“小国寡民”的设想，墨家则有“兼相爱”，其实质都是一种均平的大同社会的设想。汉代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期，汉代《礼记》综合了先秦时期各家学说中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构想，并作了进一步的深化。此后这一思想不断延续和发展。到了近代，农民运动领袖洪秀全设想了一个人间天国的理想社会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源于基督教平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儒家大同思想的传承，体现了农民阶级平均思想的要求。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吸收进化论，描述了一个无家界、无国界、无产界、一切财产归公的大同社会，是一种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理论构想。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民生主义思想也带有传统均平文化思想色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和论证具有严密的科学论证体系，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是一种憧憬，是一种空想的理想社会设计，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可混淆，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构成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其能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