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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宣扬欧美资产阶级外来学术文化，期望给中国文化输入新血液，使其在中国落地生根。胡适是这一思想派别的主要代表，他的思想性格的内在限制和冲突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条探索道路上的成果和问题。
胡适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1917年他因提出文学革命纲领而“暴得大名”。1917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依然存在着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几位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学术巨匠，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能暴得大名，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界的一个的焦点？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意识需要，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思想界存在的亟需解决的中心问题——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依然未能解决，而在胡适的学术生涯中，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他致力于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也作出了探索性的贡献。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就开始关注中西文化问题，在美留学期间胡适自修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如《左转》《诗经》《荀子》等，与此同时他还关注国内政治、社会、思想各方面的动态，虽人在美国，但对国内的情况也较为熟知，这为他之后的学术思考形成了很好的理论积淀，此时的胡适已具备中西文化背景。胡适于1917年回国之后，呼吁文学革命，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抨击传统礼教，整理国故，批评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发起中西文化讨论，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提升到了文化层面，提倡学习西方文明，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但胡适对待中国文化也并非完全否定，而是要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他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为解决中西文化问题作出了“示范性”的努力，开启了解决中西文化问题的治学门径，然而他最终也并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在胡适看来，现代文化中最进步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展现出的是人类的共同趋向，其中的科学、自由与民主尤其值得中国人学习。他认为西方近代科学增加了人类控制和运用自然的能力，智识的发达扩大了个人的眼界和同情心，物质的增加使人有余力去照顾他人的需求，能在争取自己的自由之外，也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自由。
他认为中国要解决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等迫切问题就必须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他相信西方文明能够解决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具体问题。显然胡适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并不全面，评价也过高，但此间可见他支持西化的态度。1954年胡适在《一个东方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看法》一文中总结其中西文化观，讲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两个阶段面对中西文化冲突的不同立场：他在青年时是东方文明的批判者和西方文明的坚定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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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位文化巨匠，首先是因为他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此时也是胡适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和主要承担者之一，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创造新文化范式，提出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构建新的学科框架。与此同时，他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最早推出白话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写下了新白话文诗集《尝试集》，这些作品在当时反响很大，成为新文学运动的示范性作品。在建设新道德领域，胡适提倡个人主义精神，主张对旧的家庭制度和陈旧陋习进行革新，主张妇女解放，给个人以充分的自由权，成为个性解放的思想动力，也使他成为新青年追捧的导师。在学术领域，胡适提出新的研究理念和范式。1917年4月，胡适撰写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反驳章太炎的文章模式，向国学界最高权威发出挑战。1919年2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此书已然超出清代考证学的范围，书中以西方哲学方法论为基本框架，对清代考证学作了系统的整理，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范式。此书从老子、孔子讲起，用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各家做了研究，考证作者时代，辨别著作真伪、揭示各家的方法论，显示了各家的演变脉络，反映了胡适治学的特点，即现代学术理念的自由意识、历史意识和清代汉学考证学的方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年之后跻身“考证学”，但并不说明他要复兴国学，相反，他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思想领域大力宣扬杜威的实验主义，他在《留学日记》自序中明确指出他在1915年读了杜威的著作后，实验主义成了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他的哲学基础。他把实验主义看作一种科学方法、思想方法和研究态度。他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旧文化、旧观念、旧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坚决反对封闭固守、盲目自大、不思进取的民族文化惰性心理。
胡适反对恢复中国固有文化，与保守主义者针锋相对，成为西方中心论者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他相信中国只要努力终将自立，而且将走上西方所发展出的道路。他打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格局，却没能创立新的中西文化比较模式，更未能找到解决中西文化问题的有效治学路径。
胡适虽然明确表达了对西方科学、自由与民主的支持，批评保守主义的故步自封，但他在承认西方文化有其价值的情形下，也指出西方文化有其不足，需要通过西方的其他保守或更激进的思想，或者通过东方文明予以补救和避免。另一方面，胡适对待传统文化也呈现出含糊和矛盾的态度，他本人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情感上对传统文化既有依恋也有疏离。在习俗、制度等层面，胡适表现出坚决否定的态度，在学术层面他表现得犹豫不决，试图探索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在关联和融合，主要体现在胡适把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与中国考证法进行融合而进行的“整理国故”。胡适整理国故并不是要回归传统，而是要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怀疑的现代科学精神去展开开拓性的研究。胡适在“整理国故”中除了继承传统的研究方法外，还提出了采用历史的、系统的和比较的方法。他在整理国故中坚持的“假设”“求证”的研究方法强调实验科学的客观态度，突破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余英时认为胡适融合实验主义与传统考证学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
胡适从小受清代考证学的影响，接触杜威的实验主义后，把实验主义看成一种方法，便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胡适的方法较之传统的考据学显然更严格、更精密、更系统化，研究视域也更宽广。“由此可见，胡适思想的影响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层次，不是 ‘西化’一词所能简单地概括得尽的，虽然取近代西方模式以改造中国传统的确代表了胡适思想的一个基本方向。”此评价是较为客观的。
革命时期胡适的思想没有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中国的新文化有更大的影响力是有其内在根源的。在谈到胡适的思想限制时，余英时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我们是否接受或同情他的立场，我们都必须承认，他所提倡的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确和其他成套的学说（如马克思主义）不在同一层次之上。”
实验主义自身的理论局限性限制了它在中国的发展，无法为中国革命提供更多的指导性，为中国学术文化提供更有价值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为国民提供有力的价值参考和思想指导。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地批判和否定了传统文化，然而，对于此后该有什么样的新的东西来代替？胡适是没有答案的，他无法提供具体的建设纲领和方案。中国的局势紧张，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改变中国现状的方案，胡适却既不能对时局做出清醒的认识和解释，更无从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和行动方案。余英时认为这正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局限。胡适的科学方法只能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但是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因此，胡适的实验主义不能提出具体有效的行动纲领，自然不能在学术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更不能成为其时中国学术文化思潮的主流和领导力量。
胡适思想的局限性也体现在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上。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对青年学生具有特别的号召力，他是知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胡适甚至象征着向政治权威挑战。
但即使如此，在民族救亡的激情高涨后，青年学生也开始远离胡适。
余英时认为这种情况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在陕北的困境而煽动学生抗战造成的，这种看法带着很强的政治偏见，违背了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之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认可，边区建设深得人心，军事实力增强，“困境”一词显然不符合事实。而北大学生是非常优秀的知识青年，他们具有准确判断是非的能力，不会因为“煽动”或者“压制”而贸然行动，他们只是不能看着日军侵华无动于衷，无法容忍在日军侵华之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们认识到胡适提倡的自由主义在独裁的中华民国是如何的苍白无力，也无法遵从胡适的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潜心习读以期日后救国的思想观点。问题的根源在于胡适思想的不合时宜。胡适一生坚守“自由主义”和“学术独立”，但他的思想在独裁的民国统治下都未能有所成效。胡适的自由主义与国民政府的激烈冲突集中体现在两个时期：一是发生在1927年国民党的“清党”时期，国民党实行“训政”，手段极其残忍。胡适在日记中记到：“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他写了诸如《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批评文章。引起国民党的不满，胡适受到警告。
二是发生在1946年，胡适从美国归来，担任北大校长，他一心想复兴北大，试图把北大建成一流的研究重镇，自己也想专心进行学术研究，完成其未完成的学术研究。1947年9月胡适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的复兴计划虽然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政府却无力采纳，国统区物价飞涨，大学教授也不能安心治学，谈的都是“吃饭”。此时的学生反对国民党掀起内战，致使全国陷入战争的灾难，故而学潮不断。胡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对学生只疏导，不镇压，尽力保护学生，因此和政府的专制统治意见相左。此时蒋介石还不断施压胡适，让其参加政府，希望胡适以无党派身份参加政府，为政府建立新的形象，争取社会信任和美国支持，但胡适不愿接受，未能与蒋介石的意见达成一致。
一代文坛泰斗、思想家胡适的思想困境至少让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杜威的“实验主义”缺乏系统性、进步性，无法承担起重建中国未来学术文化思想的重任。第二，此时的中国无法建立起资产阶级宪政，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其无法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西方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不仅在实质上无法贯彻，甚至连形式也无法建立起来。第三，西方文明要学习，但要想使其在中国生根，则必须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系统地中国化。处在历史重大变革期的中国文化究竟该向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