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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晚清以来，西方观念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冲击很大，儒学开始摇摇欲坠，但儒学仍然保持着其基本架构，在学术界保有主流地位。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五四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
清末民初中国学术思想界对“中学”有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诸、熊十力、钱穆、柳诒徵、缪凤林、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坚持国学为本，主张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出路，他们并不完全排斥西学，努力使中国形成异于传统学术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化学术思想，在不同的道路上寻找有助于解决民族危机的文化走向。
国粹派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主张民主共和，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国粹派以《国粹学报》为主要阵地，他们积极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重新整理和研究国学，是推动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重要学者。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的国学大师，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初是章太炎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时期，思想上以佛学唯心主义为主，与改良派进行了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影响巨大，功绩显赫。其后逐渐离开政治，继续潜心国学研究，成为国粹派的思想代表。章太炎对中西文化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他所代表的国粹派的思想体系中。
国粹派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排满革命的理论诉求。其二是试图以中国文化救治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弊端。其三是应对民族危机的文化反思。国粹派感受到了岌岌可危的民族危机，更意识到了中华民族危机与其文化危机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因此，他们提出“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提出“爱国以学，读书保国”
，试图由保存国学、国粹求复兴中国文化。虽然此种想法过于唯心，过于夸大文化的作用，也未能对中国文化状况作出科学的判断，但这种出发点却是无可否认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历史使命感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内驱力。其四，受日本国粹思潮影响。“国粹”一词实是源于日本，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推行全盘西化的“欧化主义”，此时文化保守派提出了“国粹主义”，章太炎、邓实等人也主张要学习日本。其五，晚清今古文争的学术渊源。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国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学术渊源，都继承了清代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朴学，以古文经学为学术中坚。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积极参与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排满革命派，又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理论和主张。第一，关于“国学”。国粹派的“国学”不仅指一国特有的学术，更强调的是先秦，即中国作为汉族的民主国家的学术。国粹派认为保存国粹首先必须要保国保学，由此提出要反异族统治朝廷，反专制。第二，关于“国粹”。章太炎说国粹就是历史，这个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
再进一步说，国粹指中国文化的精华。国粹还指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和精神。第三，关于中西文化观。国粹派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强调体认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他们强调各民族因人种、历史、地理的差异形成其独特的民族性。并指出民族文化不是静止和封闭的存在，而是具有发展的、开放的内在运行机制。他们认为引进西欧文化要“必洞察本族之特性，因其势而利导之，不然勿济也”
。他们反对抹杀中国文化民族性的全盘西化。章太炎反对把西学作为世界统一范式。他指出：“文化犹各因其旧贯，礼俗风纪及，互不相入，虽欲大同，无由。”提出文化的多样性问题。综其中西文化观可得以下两条：其一，将中西文化定为两大文化体系；其二，强调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要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对西学进行积极的整合。
国粹派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学术思想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产物，是一次文化上的反思，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对待中西学关系的反思，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化建树和积极意义：其一，是探求民族独立、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思潮。章太炎是从封建阵营分化出的叛逆者，对旧文化十分熟悉，反戈一击，必击中要害。他对封建文化和盘根错节的封建主义的统治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创造了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奠基人、一个国学大师。其二，提出了关于中西文化的新思路。国粹派提倡国粹，追求立足中国，创造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体认民族文化，反映了民族自信力和文化识见的深沉。但同时国粹派的思想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被困于自己理论体系的矛盾中。李泽厚在谈到章太炎的社会政治思想时指出“一方面要求并积极参与客观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事业；另一方面主观上又全面地、强烈地反对、抨击欧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理论”
。他陷入了自己的理论陷阱，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自相矛盾的理论诉求最终使他没有对现代中国历史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没有更多的知识分子追随其后，也难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更深刻的意义，而这也正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深刻问题——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其次，对彼时中国文化认识和定位不准确。他没有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在于民族差异性，更在于时代性。中国其时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滋生于封建经济之上，亟需随着社会的转型而转型。国粹派犯了这样前提定位的误解，自然难以展开和有更大的建树和影响力。再次，国粹派有很强的恋古情节，缺乏对中国文化的客观态度。他们倾向于将国学说得完美无缺，孤芳自赏。强调反对民族悲观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赞扬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与此同时也颂扬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一方面认为20世纪文明必是中西结合产生的文明，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古学复兴”，缺乏批判旧文化的心理承受力。也因此，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不再有影响力。事实是：“无论章太炎本人，还是整个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胜任不了战胜旧文化、用新的民族文化取代封建旧文化的历史使命。”
梁漱溟是较早提出东西文化观问题，并展开论证的主张国学为本的倡导者。他第一次对中西文化作了系统探讨与深度理论阐述。“梁漱溟是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其实在现代学术史上，他应该是新儒学的第一个代表。”
梁漱溟到北大讲课，当学术界西浪生生的时候，梁先生独钟情于东方传统。1920年秋和1921年暑假，针对时人关于东方文化已经过时的说法，他作了两地系列演讲，并于1921年10月结集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重估中国儒学价值，强调东方文化自有其特殊性和普遍性，反对以西方为标准界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他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个从学理层剖析中西文化的思想家，自此步入了20世纪的中国思想舞台。
梁漱溟一面痛斥国粹派腐朽僵化，同时又力辟西化派的流荡失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中国固有的文化经义，吸收佛教之精华，吸取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接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中加以平等论述，提出文明三路向说。他认为西洋、中国、印度三大文化系统是源于人类生存“意欲”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路向。他从“意欲”出发，以“意欲”所表征的不同的人生态度构建了比较文化理论。他认为：世界文化可分为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三大系统，构成了不同的文化路向。西方文化反映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为了满足物欲，西方人讲求私利，征服自然，追求民主和科学。中国文化注重协调、平等、人性的文化路向，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追求情感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儒家伦理情怀由此而生。印度人禁欲，反映的是人与自身生命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文化应该沿着他设想的三个阶段递进发展，即从西洋文化到中国文化，再到印度文化。在人类生存的初始阶段，人们通过改造自然，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要求。之后，开始要求体验情感丰富的精神生活。梁漱溟强调三种文化各有其特色，西方文化的知识论有其优势，中国文化的形而上的人生哲学特别发达，印度的宗教文化盛行。梁漱溟深信人类文化的自然演变应是西中印依序前进。他认为西洋文化从第一路向开始，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后自然会面临第二类问题，亦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转向中国路向；而中国文化却未经历本应走向的第一路向，而折入第二路向。但西方的路向是一个不得不然的趋势，是中国人所需做的必然的选择；印度文化则在没有经历第一、第二路向之前，直接步入第三路向，是不可取的。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工具层面的成就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产生间隙，这种向外逐求的人生态度会导致人内在精神的失落。相反，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人生哲学重直觉，不计功利，避免了西方文化“理智化”引发的精神缺失。显然，梁漱溟在文化思想的个人情感和人生态度上，更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欲持中”，在社会现实层面上，梁漱溟对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同样推崇。最终，梁漱溟提出中国人对待三种文化路向应有的态度是：绝对不能走印度佛学的道路，全面承受但根本改过西方的态度，以及批评地重新拿出中国的态度。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的成就和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梁漱溟自觉思考20世纪中国的中西文化的关系和存亡问题，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合理性。梁漱溟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和一个旧时代的结束的过渡时期，与处于中国20世纪初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面临外来思潮的冲击，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社会、文化的瓦解，他们既不得不承认积极改变现状的必要性，又试图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和秩序，说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合理性。他对传统文化既爱又有疏离感，对西方文化既羡又惧，主张向西方学习，也期望保留中国的文化传统，对解决其时中国知识界的中西文化之惑有重要意义。作为东方文化派的重要代表之一，梁漱溟以生命为关注中心，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其二，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反传统色彩，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不是反对西方文化，而是反对东方文化。他区分了文化和历史，一方面肯定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批判过去的历史。他强调中国文化的本质在现世有其意义，这是中国古圣人提出的适用于现代和未来生活的看法，而不是历史过程所沉淀的成果和价值。透过梁漱溟对待儒家文化的矛盾态度，可以看出他在不自觉地倡导西化，站在“未来”来“修正”资本主义，试图使资本主义更“纯洁化”，能安顿人的精神世界，使民主和科学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扎根。梁漱溟并不反对西方文化，始终坚持科学和民主。其三，梁漱溟夸大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文化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之上。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过分强调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而否认了时代性。忽略了任何文化都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体这一客观事实。因而，他的思想在现实问题前显得异常空洞与无力，并没能引起更大的反响和现实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