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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冲击的产物，对西学的回应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西文化互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西方文化或经西方人士直接传输，或由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译介，潮水般涌向中国。中国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强烈的抗拒力。面对如此中西文化之争的局面，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表现出由于反对封建落后统治而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疏离感，积极学习和引进西学。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试图寻找中学的新出路和存在价值。梁漱溟的讲演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围绕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虽然他终其一生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提出这一问题的思想价值远远高于其学术价值。此书192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到1929年先后印行八次，可见其影响之大。
中学和西学关系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西学东渐”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中国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传统学术文化受到冲击，由此开始了对西学艰苦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西学器物层面的选择。当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在工业革命中迈向现代化之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必将结束封建中国封闭的、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帝国主义最终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整个国家被迫陷入变革和整合的大潮中。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为维护危在旦夕的封建王权，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试图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状况。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仿效西方的工业化运动，引进了大量西方科学技术成果，引进翻译了大量西方各类著作文献，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1861年，清朝政府在设置总理衙门的同时，创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意欲通过学习各国之语言文字而熟悉各国之情形，1867年增加了科学系讲授数学和天文。然而，腐朽的封建体制和生产关系最终无法容纳和促进现代工业文明，改良所带来的真正变革极其有限，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洋务运动随之破产。但洋务运动开辟了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并深刻影响了出生于19世纪末的一批人，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是中国近代走向器物文明的一次救亡运动。第二阶段：对西学制度层面的选择。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靠单纯经济上的变革无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于是开始转向政治层面的制度变革。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发起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运动——“戊戌变法”。颁布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变法诏书和谕令。试图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验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可惜在历时103天后以失败告终，通过制度层面的变革使中国走向文明的探索失败，然而变革的趋势已日趋明朗，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被激发，民主主义思潮开始涌动。第三阶段：对西学精神层面的选择。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中国社会延续了1300多年的人才选拔机制被否定，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重大契机。科举制度的被废除标志着士大夫的终结，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而此时，士大夫学习的四书五经变为中西新学，留学运动走向高潮，私塾和书院变为新式学堂，“仕途”不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和追求，他们获得了独立身份，并以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影响民众、唤醒民众、拯救民众，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传统士大夫逐步演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开启了中国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之上的文化层面的变革。具有自觉意识的“西学东渐”得以开启。
中国社会在19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西学东渐”过程，走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深化过程，也走向了一个批判中学而追求西学的态势。到了20世纪初，学术界又开始了对中西学态度的反思，重新体认传统文化，其原因有二：其一，源于民族主义的立场，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猖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高涨；其二，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开始认同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其三，一战后，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粉碎了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迷梦。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等对此进行了批判，就连严复、康有为等此时对西方文明也是谴责声一片。在对文化反思的过程中，都主张中西文化的“调和”“会通”和“融合”，但学者们的具体治学思路却不尽相同，走上了两条不同的治学思路：一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为基础，拓展新领域，借用新工具，寻找新素材，唤起中国传统学术的新生命力。二是通过传播以欧美为主的外来学术文化，开阔全新的学术视野，给中国文化输入新鲜血液，寻找其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途径。两种治学路径并非判然有别，学者也并非作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坚持国学为本的也吸收外来学术思想和方法，主张援西入中的也仍在研究和整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他们都试图找到处理好中西两种文化关系的途径，进而完成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启蒙之重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代学人奔走在不同的求索之路上，但本质上是为了同样的目的，那就是汲取中西方学术资源，找到符合现代中国社会的学术文化资源，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其杰出代表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梁漱溟、胡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