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冀商的经营概况

经营所首要考虑解决的问题是选择经营地点和经营范围。对于经营地点，如前述所提及，冀商中最具代表性的老呔帮开发东北、张库帮沟通蒙俄、冀州帮惠济京津、武安帮物流天下，当然同样不能忽略冀中帮、安国帮、束鹿帮以及各县域零散商人在各地间的互通有无。总体来看，冀商的经营对于地点选择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通常去往水陆通衢、货物辐辏的都会市镇；另一类则是若所居本县乡正是或临近商品出产地（或集散地），虽不一定是通都大邑，但考虑到地利、人和以及资源优势，便避开远徙之劳，主要在本地经营。当然，两种选择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商人们会进行理性的分析思考，综合各方面因素以做出最适宜的决策。在商业经营中，自古以来就有所谓“货殖者，必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毋系一隅” ^[8] 的说法，冀商也多以此为理论指引，在经营中因时、因势而动，并不一味株守，灵活地选择更适宜的经营地点。而在经营内容的选择上，冀商们通常会根据社会经济的需要，相机而抉择。

一 老呔帮的经营概况

乐亭商人的经营布局总体来看是依托东北辐射华北和全国，可以称得上是从民国初年到“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民族经济的顶梁柱。东三省90%的县市中大小城镇数以千计的商号，凡是人口稠密的地方，就有乐亭人开设的货栈店铺，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城市更是呔商云集，涌现了刘新亭、孙秀三、武百祥、刘临阁、杨焕亭、杨扶青等一大批长袖善舞的商界领袖，创办了如长春“益发合”、哈尔滨“同记”、四平“义和”等著名民族企业。各地商会会长也多由乐亭人担任，如1907年吉林省第一届商会19位董事中9位便是乐亭籍商人。

老呔帮的崛起，应该说是伴随着清末京沈铁路的开通。建立长春“益发合”的“京东刘家”，是开创呔帮传奇最早的家族，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亲笔为其写下“京东第一家”的匾额。在东北，乃至华北、华南地区都是刘家所创办的“发字号”“合字号”的活动范围，规模最大的“益发合钱庄”鼎盛时多达27家，是唯一可与张作霖官办银号、银行抗衡的民办金融企业，后来由钱庄转型的“益发银行”分行也有17处之多。

刘家经商的第一代刘新亭，最初以务农为生，在种地的同时做些小本买卖，一如大多数农村家庭贴补家用的生计，把自家织的土布运到集市上贩卖，也会挑着货担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的小物品。后来，他抓住东北“开荒”的机会，从事长途贩运，靠着头脑灵活且肯于吃苦，获利数百万吊。1892年，他在长春开了一家名为“益发合”的大车店。所谓大车，是在没有铁路和机动车的年代，多以马车作为货物运输工具，时人称为“大马车”或“大车”。大车是东三省最主要的运输工具，长春又地处交通要冲，每日数以千辆计的大车来往聚集，车店生意自然十分繁盛。而益发合大车店更具心思，不仅通过招待货车、提供良好的服务食宿来吸引客商，而且会主动开展代客购销的业务，待双方买卖成交以后，再行收取佣金，因此声誉日隆。不仅如此，每年秋后，益发合还会借运输条件之便囤积粮豆转售，从中赢取厚利。《长春文史资料》记载，“只要商人老客儿住在益发合，益发合就派人往外汇货（即代理客人向外推销货物）或代为购买，买卖成交之后，从中得到佣钱。到秋后也囤积粮食成批出售，因而也具有粮栈的性质” ^[9] 。后来，为了适应多种经营的需要，大车店陆续附设有油坊、碾磨坊、粉坊和豆腐坊等手工作坊，并开设了粮米铺，零售油酒米面和其他杂货，逐渐进入稳步发展期。

益发合的壮大，离不开一个人的贡献——乐亭人孙大有。孙大有字秀三，他13岁髫龄时远离故土，只身一人到东北谋生计，因为勤奋刻苦、任劳任怨而深得掌柜的信任，因此很快就从益发合的“住地方”（指在商号住的低级人员）、“吃劳金”（指获得人力股的伙计），晋升为掌柜、总经理。当时，东北金融市场混乱，尤其1900年俄军入侵后，多种银、钱、钞票同时流通，十分复杂。为适应商品交易兑换货币方便的需要，很多大商号都开始自办钱庄。1904年，益发合大车店开办了益发钱庄，次年，年仅23岁的孙秀三被擢升为钱庄经理，益发合的业务就此扩展到了金融、期货领域。钱庄向交通银行学习办理汇兑，还从事买卖金票、钞票和大小洋的兑换等业务从中获利，同时开设金炉，收买沙金铸造元宝、金条运往上海出售，由于所铸金货成色纯、分量足，因此市场信誉非常好。这样，益发钱庄由以兑换为主要业务逐步转为汇兑和买卖钱钞为主要业务，成为益发合商号旗下最重要的盈利机构。1912—1917年益发合账面共盈利202万银元，其中钱庄就占了绝大部分。1926年，张作霖查抄东北各钱庄，益发钱庄也在被查抄之列，赖孙秀三多方运筹方免遭灾难，但此后，孙秀三便将益发钱庄改组为益发银行及分行，将过去以金融投机为主业改为以存贷和汇兑为主业，并将钱粮经营从益发银行分离，改由益发合商号经营。从此，益发银行的触角伸向长城内外东北、华北等地，几及大半个中国，同时，相继创办了益发货栈、益发合粮栈等，在关内24处设立分支机构27个。据载，1924—1926年益发合整体盈利123.75万银元，1927—1929年盈利171.5万银元，而从1918年到1929年12年累计盈利714.25万银元。 ^[10]

与此同时，益发合将发展目光转向实业，先后在长春、四平、青岛等地开设制油厂、制粉厂、织染厂等，还积极发展百货经营业务，多业并举。1932年建立泰发合百货商场（新中国成立后为长春第一百货公司），是伪满时期长春地方营业面积最大、设备最齐全且由中国人自主开设经营的百货公司，因为地处闹市，颇占地利，与日商“三中井”“宝山”两大百货公司呈鼎足之势，成为与日本百货业抗衡的中坚。泰发合百货商场主要是零售业务，还专门设有泰发栈从事批发业务。商场在东北各地、关内重镇，甚至日本名古屋、大阪等地都派驻人员挖掘货源，同时在泰发栈院内建设工厂，生产鞋、帽和成衣。泰发合在全盛时期，设有15个营业部，被称作“长春第一店”，还在哈尔滨建立了益发合百货店和东发合百货店。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益发合已经是融商业、工业、金融业为一体的大财团，形成了三业并举的新格局，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各业相互补充，彼此促进，跨地域、跨行业经营，累积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1920—1931年，盈利约800万银元，相当于1920年其自有资金的59倍，从业人员达2000多人（一说3000多人），居东北民族工商业之首。然而，随着日本统治东北时期经济掠夺政策的推进，民族企业只能艰难求生存，最终因为战争的影响而走向衰落。

除京东刘家之外，在长春商界，还有一位有代表性的民族企业家杨焕亭。他自幼因家庭困难，13岁便闯关东做学徒，他踏实上进，出徒后很快转为柜员，攒下了本钱，和族兄合伙开了一家杂货店，因为信誉良好，颇有获利。当时的长春，已开辟为商埠，杨焕亭敏锐地觉察到商机，于是便来到长春，在当时的满洲铁路长春站前开设“日升栈”客栈。这片区域内，有中国和日本商人开办的旅店、饭店大小数十家之多。日升栈所在之处，是杨焕亭投重资选择的离火车站最近的黄金地段，主要提供住宿业务，此外也从事货物转运，就是代客户将货物送到铁路沿线的哈尔滨、沈阳、大连、吉林等地。日升栈的服务非常周到，每当有列车到站，都会派店里伙计前去，将客人迎接到宾馆；如果客人离开时也要乘坐火车，店里伙计就还负责代买车票并将客人恭送上车。如此，客栈在杨焕亭的经营下迅速发展，只用了12年时间就在哈尔滨、沈阳、四平、营口等地开设了十多家分号，誉满东北，东北人称“凡有转乘的火车站，就有日升栈”。后来为了规范整顿客栈业，商人们成立了客栈组合会，杨焕亭出任第一任会长。1918年，他还联合一些中国商人组建了“殖业储款有限公司”，其宗旨“纯以借贷接济小本营生之商人”，性质类似为小型公司提供货款的金融机构，可见其扶植本国商业发展的热忱之心。

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潮流，在东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哈尔滨的呔商中还涌现出一位优秀的民族工商业巨子——武百祥。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东三省商界谈及乐亭帮，有“南孙北武”之说，“南孙”即孙秀三，而“北武”就是哈尔滨同记商场、大罗新的创办人武百祥。武百祥也是自孩提时代就踏上了闯关东的路程，最初他走街串巷摆地摊，白天在马路边摆上货物向路人兜售，晚上则挎着货筐赶往各大烟馆和剧院售卖香烟、水果、瓜子等小食品。最初，他与人合伙创办“仝记”，但经历赔本、被骗而最终拆伙。他没有气馁，终因为眼光锐利、抓住时机获取名牌怀表的代理权而赚得最初的资本，辛亥革命后，剪发盛行，皮帽畅销，他又深感机不可失，遂大量储备原料并聘请帮手日夜生产，不到一年时间就占领了整个东北的皮帽制作与经营市场。1907年，积累了一定资本后的武百祥，创立“同记”，之后，他凭借自身的辛勤努力和超卓的商业智慧，20年间使同记拥有同记商场、大罗新寰球百货等7处营业地，上海、大阪等6处驻庄，店员、工人2000多名，总资本近200万两上海规银，年创利润达上海规银32万多两（合银元42万左右），超过了当时的外商洋行；他还创办同记工厂，生产服装、皮革及各种日常用品、食品，发展成为一家多种产品的综合性生产企业。使“同记”成为哈尔滨乃至东北地区最著名、规模最大的商业企业之一。

呔商多业并举，在商业、工业、金融业领域都长袖善舞，这里更不能不提另一位著名的爱国企业家杨扶青。作为留日学生的优秀代表，杨扶青思想进步，他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之一是“实业不振”，于是力图振兴实业救国。1920年他回国后，集资与学友张子纶在昌黎创办了罐头食品公司——新中罐头公司。选择昌黎县这个历史上有名的靠山临海的花果鱼虾之乡，是因为这里原材料丰富，加上地处京奉铁路线，且位于关内外咽喉要道，交通发达，西连津京、东达东北三省，便于打通产品的销路。为了和日本在青岛开设的罐头企业抗衡，公司进口德国、日本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的罐头品种非常丰富，水果、蔬菜、肉类、水产无所不包，同时生产饼干、糖果等。每年产量高达几十万罐，除一小部分在天津和本地销售外，大部分远销东北三省。 ^[11] 为了行销方便，公司在天津、沈阳、长春、哈尔滨均设有分庄，派人常驻，处理批销业务。1926年又增资扩建、提高产能，不仅满足了东三省的需求，还打开了国际市场，远销西伯利亚地区。新中罐头公司后来还兼营汽车运输业务，兴办昌明电厂、德昌煤厂。完全可以说，新中罐头公司是民族工业的先驱之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经济势力向关内渗透，新中罐头公司难以维持，为了不被日本势力侵占利用，杨扶青毅然停业并拆除全部机器运往北平。1936年，他接办了熊希龄在北平开办的机器厂。“七七”事变后他又只身南下发展新的实业以支持抗战，1938年在桂林成立中华营造厂有限公司。如是种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冀商积极奋进的风采，更看到了他们拳拳的爱国之心。

二 张库帮的经营概况

前文曾述及，在被称为“北方丝绸之路”的张库大道上，中国商人和英、美、法、德、荷兰、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通商贸易，1918年一年贸易额即达1.5亿两白银。当年“张库帮”中的直隶帮，因为资本相对不丰厚，主要是往蒙古运销烟酒茶糖，以及蒙靴、小量的茶砖、褡裢布、烟袋杆等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所谓的“细货”，如珊瑚、玉器等。资本雄厚些的冀商则用从内地购来的绸缎、米面、茶叶、瓷器、马鞍、铜铁器具等，到蒙古草原交换回马、牛、驼、羊、皮张和贵重药材鹿茸、麝香等。到了目的地，通常都是搭起帐篷等着蒙古人来交换货物，一般都是以货易货，据说一包烟能换一只羊，一块砖茶能换一头四岁的牛，一双蒙靴能换一匹马……利润可达数倍。对俄罗斯的贸易，则一般是用茶叶、生烟等物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羽纱、毛毡、天鹅绒等特产。中国内地的商品在外蒙古地区、俄罗斯、东欧市场都很受人们欢迎，而商人们从这些地区带回的商品，在东口又可进行商品互换和交易。口商们除将这些地区的商品运往内地各省外，张家口当地的口皮、口蘑、口碱及蔚县的煤炭、药材、小米等也通过骡帮、马帮、骆驼帮越过古道走向冀中平原，走向京、津、沪、粤等地。

民国四年（1915年）陆世菼调查北京、张家口输往库伦和俄国的商品中 ^[12] ，砖茶及红茶为大宗，除茶叶自张家口、归化采购，其余绸缎、斜纹布、油酒、米面及杂货皆贩自北京和张家口，其数量见表1-1。

三 冀州帮的经营概况

冀州商人从事的商业活动比较广泛，介入日渐激烈的商业竞争领域时，眼光敏锐头脑灵活，特别注重选择避开大商帮通常把持的领域，而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棉布棉花、旧书、五金及其他民生物资行业上，以满足人们日常消费和生产、生活需要为主要方向。如旅居保定的冀州商人主要从事布线业、五金业、茶酒杂货等；旅居天津的主要从事银钱业、纸书业、五金业、玻璃、瓷器、皮货等；旅居北京的冀州商人经营的业务主要是布业、书业、五金业、木器、皮货等。

棉产品是冀州商人的主要贸易商品，原因是冀中平原土地肥沃，棉花种植区域非常广泛，质量产量都很高，冀州、枣强、南宫等五县均为当时河北重要产棉区，同时冀州地区织布技术比较先进，在这样的条件背景下，冀州商人便把握商机，看准布线是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物品，遂形成了以经营棉纱布匹为中心的经营格局。不仅在本地，他们也在其他重要棉花产地开设工厂，比如高阳地区，据1933年的调查显示，当地布商数量在20家以上，主要来源就是保定、冀州等地，冀州商人到这里租地设厂，先后建立了八家布线商号，称天庆丰、天庆丰仁记、天庆福、天庆全、天庆德、天庆恒、天庆合、庆顺合等，当时人们称之为高阳“八大天” ^[13] ，几家商号拥有20多万银元的运作资金，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14] 为了保证销路，冀州商人还在直隶省府保定开办布线庄，利用高阳的原材料，频繁往来保定售卖棉纱布匹，并与来自五个邻县（南宫、枣强、新河、宁晋、束鹿）的商人共同建立冀州会馆，在保定建立起了独具专业特色的布线业市场，形成了布线业产销一体的格局，促进了保定近代商业的发展。

在津的冀州商人多倾向于从事银钱业，天津作为通商口岸开放后，冀州商人反应非常迅速，在天津建立起众多钱庄，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们在当地与广东帮、宁波帮和山西帮并称，在业内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在京的冀州商人则主要活跃于琉璃厂，经营古旧书业。北京琉璃厂书肆，“乾嘉以来，多系江西人经营……代江西帮而继起者，多河北南宫、冀州等处人，彼此引荐子侄，由乡间入城谋生。偶有他县人插足其间，不若南宫、冀州人之多；若外省人，则更寥寥无几矣” ^[15] 。据统计，当年琉璃厂共有书肆300余家，而属于冀商开办的就有200家之多，这其中，由冀州商人开办的111家。 ^[16] 截止到1956年，琉璃厂最大的三家书店来熏阁、荣宝斋、中华书局，以及松筠阁、邃雅斋、韩文斋等一直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的老字号，都是由河北商人在经营。古籍版本学家郭纪森曾说，是冀州商人奠定了琉璃厂的基础，河北人打造了北京的琉璃厂。 ^[17]

四 武安帮的经营概况

武安商人做生意，从满足市场需要和发挥自身优势两个角度出发来选择经营项目，他们多倾向于中药和绸布两大行业，故有“南绸北药”之称，其中最以药商为巨擘。清末以降，他们以一县之地独立为帮，与晋商、徽商、苏商等比肩而立。在绸布行业，武安商人行销绸布，开绸缎庄，范围从河南、安徽一直到苏州、杭州、上海，其他如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山东等地也都有武安布商的足迹。武安商帮的绸缎庄采取的运营方式，多是从苏、杭、沪、京、津等商业发达城市的绸缎行或厂家进货，再转运到河南、安徽等地进行出售。从他们所选择的进货地点，以及选择从事绸布业而非常见的棉布业可知，其定位明显是在高端市场。明清以降，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在江南，因此中原地区稍有家财的人户进行婚丧嫁娶时所使用的丝织品，都愿意购买江南所产，故而有着畅旺的市场需求，也相对比较稳定。武安商人及时看准市场的潜力，一方面布局销售地设立店铺，一方面广开货源贩卖转运，如在开封，有贾三合、四大德（德庆恒、德庆成、德庆兴、德茂恒）等商号；在太原，创办当地最早最著名的宏顺德绸缎庄；在苏州，今天仍保存有他们当年修建的武安会馆。

武安商行销中药的范围，从河北、河南、安徽、内蒙古、青海、宁夏，一直到东三省中俄边界，以在东北的发展最为兴盛。民国《武安县志》说：“乾隆中，民殷国富，到处升平，内地商业已成供过于求之疲弱现象，遂有聪明人士，思向关外发展，以浚利源。” ^[18] 武安商人在关外的药材生意源于龙泉村武氏五兄弟，他们最初利用药市祁州（今安国）药材资源的优势，以独轮小车往返于武安和祁州之间，但收入微薄，很难养家糊口，随着清末东北建省、民初修通铁路，内地往关东大规模移民，但很多相对落后地区人口突然增长却缺医少药，因此内地药材为东北急需，而一些地道的东北药材如虎骨、人参、鹿茸等质量优于内地价格却低廉，武氏兄弟眼光独到，抓住时机决定去关外开拓市场，他们来往于武安、祁州、沈阳之间，将祁州内地药材带去，并将东北特产的“关药”转贩内地，如此往来，获利逐渐丰厚。很快，他们就不再满足于仅仅做行商获取生药购销的差价利润，而是在沈阳设店经营，直接进行药材的加工和药品的制造，建立“临泰”药号，这便是武安商人在关东经营药材贸易的起点。

随后，武安商人大批涌入东北市场，逐渐形成药铺遍东北的局面，当时有俗语说：“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另一种版本是“凡是有麻雀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可见其繁盛。武安人的药店大体是前店后厂的布局，前为售药门店，后为制药作坊，药店采购生药原料后，自行加工制作出售，以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民国《武安县志》载，1930年左右，号称“关东帮”的武安药材商人两万有余，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仅武氏家族以“临泰”为起点，渐次开设的“德泰恒”（哈尔滨）、“德泰兴”（沈阳）、“恒泰德”（阿城）、“德泰祥”（公主岭）、“德泰顺”（郑家屯）等几十个响当当的药号，就兴盛了半个多世纪。武安商人千余家店铺几乎垄断了东北药材市场，故而被戏称为“药鬼子”。 ^[19] 同时，还有一些武安商看准西北市场，进入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一带经营。早年如伯延房氏于乾隆年间在银川投资商号“德泰永”，成为武安商人在宁夏开设的首家商号。

五 束鹿帮的经营概况

束鹿商人经营最成功的应属皮毛业。辛集皮毛业历史悠久，早在明代以前就有新疆的皮毛商远来本地进行市易，到清朝中叶，辛集已成为著名的皮毛集散中心。从1880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其发展达到鼎盛，本地专营皮毛转运批发业务的皮庄、皮店有123家，从事皮毛制革业者11640人，占辛集镇工商业人口的2/3，连同周围村庄的副业性经营，总户数达1500多户，从事皮毛制革业的人员达四五万人。 ^[20] 当时，辛集皮毛成交额约占全国的70%，故有“辛集皮毛名天下”之称。 ^[21] 辛集皮毛商在经营中获得了不菲的利润，皮毛资本获得了高度发展，他们开办的“全聚皮庄”“袁记皮庄”“聚泰皮庄”等商号拥有的店员都在千人以上，经营资本数十万甚至百万元以上，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很大影响。

在皮毛业获利后，他们还涉足棉花行业，不仅在辛集本地收购棉花，还在近邻晋州、深泽、藁城等地设点收购，然后通过河道运往天津、转口日本。当时设在天津的“源记棉站”“全聚棉站”“大同棉站”的东家均为辛集的皮毛商。此外，辛集商人还从事酿酒业，于清道光年间就开始在武汉三镇酿造白酒，1912年在汉开办酒店达四五十家，最盛时有一万多人从事烧酒酿造和经营酒店。他们还成立了“北直公会”作为辛集酒业在汉行会组织，并在长江沿岸安庆、九江、芜湖、上海等地设了大批分号，长江两岸辛集商人的酒馆密集，故有“束鹿酒业半条江”之称。

六 安国帮的经营概况

祁州（即河北安国）药业发端于宋代，至明永乐年间，本地所制造的丸、散、膏、丹等成药已行销国内各地，至清雍正年间，祁州已成为南北药材交易、关东特产药品与西北药材拆兑的总汇市场，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药材集散地。清末民初是安国商人发展的鼎盛时期，药市内驻有“十三帮”及本地药材经营商家等坐商及行商4480余家，药材成交额在2000万元左右。 ^[22] 著名的北京同仁堂，其原料药材也主要来自祁州药市。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部分安国药商包括许多经营多年的老字号都迁往天津，天津针市街、估衣街、西关弯子、河北关上、北门里等一带的药材店铺多为其所经营，“祁州药市街”因此而得名。安国药商促进了天津中药业空前繁荣，也极大地推动了国药的出口贸易，“通泰兴”“华记黄芪庄”“崔少康黄芪庄”“太记黄芪庄”等著名字号加工的产品，直销香港、东南亚，远至西欧，在海外都享有很高声誉。 ^[23] 直到今天，安国依然在全国中医药市场占据着重要地位。

当然，这些相对比较聚集的商帮之外，更有很多冀商遍布天下、贸通有无，他们一样推动着民族经济的发展，活跃着传统市场。

图1-1至图1-3这三张票据中收货方同为复义兴宝号，是开设在山西台邑（今山西五台县）的一家著名商号，其商品在山西省内外流通广泛、颇有声誉。

图1-1中的发票载明获鹿“广泰丰”商号所发售“天字砂蓝布、获定衣褡子、获白细布”等商品信息，这些商品主要是河北获鹿当地所产各类布匹。图1-2中的发票为平山“长盛永”商号发往复义兴的货品。均系书契式。图1-3中的发票便是雕版式发票，票眉标有“聚和成”商号名称，中间填写货品名称及数量，最后标明货款总价“共合钞十六千四百四十三文”。三张发票的书写规律相仿，都是右侧注明“复义兴（宝号）”字样；中间明确货品名称及数量，最后标明货款总价，在价格上落有本商号押数章，并在左下盖商号尾章，尤其是第三张（图1-3）雕版式发票，票面左侧最下方更明确印有蓝色“发票”字样。三张发票均放置在右侧信札之内，通常随货物同行，由收货人当面开启。封面均印刷有精美图案，取“仁义”“聚财”“有余”等寓意，右上方“呈”或“面呈”字样下均有花章，尤以财神爷印章瞩目，既是商家的广告宣传行为，又是经商求财美好祝愿之意。

时谚说“一京二卫三通州，比不上获鹿的旱码头”，获鹿、平山是山陕地区与华北地区商品集散的交通要地，山陕丰厚的物产停卸此地换取粮食、布匹等物资，华北的农产品、药材以及从京杭运河运来的茶叶、绸缎等又从这里运往山陕等地。这三张票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河北与山西商业交往的频繁，印证了冀中地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商贸作用。

图1-4为光绪二十二年保定文和裕商号与天津货物往来账本中的一张账页，从内容可看出，当年运往天津的主要货物是冀中一带盛产的各种粗细布匹、日杂土产、茶叶等。佐证着冀中商惠济京津的史志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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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北省实业厅视察处编：《河北省工商统计·商业》，德泰中外印字馆1931年版，第1—3、13—15页。

[2] 葛辛垦：《昔日东亭人经商发迹的历史》，载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工商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

[3] 王树枬：民国《河北通志稿》，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点校，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2页。

[4] 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冀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5] 马维周：《冀县新乡土教科书》，民国十二年抄本，第2册，第4页a。

[6] 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冀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82页。

[7] 民国《武安县志》卷10《实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64册，第286页。

[8]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51《明故太学生潘次君暨配王氏合葬墓志铭》，黄山书社2004年点校本，第1084页。

[9] 刘益旺：《长春益发合兴衰始末》，载政协吉林省长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九），1984年印行，第13页。

[10] 乐亭县《呔商之路》编写组编：《呔商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11] 董宝瑞：《杨扶青与新中罐头公司》，载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工商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12] 陆世菼：《库伦商业报告书》，载《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讯簿》1915年第11期，第13—14页。

[13] 张学军：《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14] 《高阳织布业简史》，载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河北文史书店1987年发行，第49页。

[15]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6]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出版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373页。

[17] 武岩生：《河北人发祥了琉璃厂》，《燕赵都市报》2006年5月22日第8版。

[18] 民国《武安县志》卷10《实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64册，第285页。

[19] 王思达：《武安商帮：一县之地独为帮》，《河北日报》2017年9月7日第11版。

[20] 《辛集皮毛志》编委会编：《辛集皮毛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1] 青野：《辛集皮毛名天下》，载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北文史集粹·经济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22] 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国县志》第七编《药业》，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

[23] 安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国县志》第七编《药业》，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 EYJYetj1IK4GOf3wpA5RMQyRpUyhfblCRbXxJk4ZzRZBr8b9CCvAhjsutvB5Ve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