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锡林郭勒是我国三大草原之一，草场资源丰富，风光壮美，自古就是人类理想的繁衍生息之地，因而文物古迹丰富。锡林郭勒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欧亚草原的东南边缘，农牧交错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带和中国北方长城文化带上，因此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通道。境内的金斯太洞穴、乃仁陶力盖遗址、巴彦淖尔遗址、伊和淖尔墓群等考古发现表明，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锡林郭勒就一直是多方向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存在着锡林郭勒—山地阿尔泰地区—贝加尔湖—阴山山地—西辽河流域等多条文化通道，这些通道对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一般说来，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域及人群的交往。欧亚草原是游牧人的故乡，乘马的草原人“至如风，去如收电”，流动性强，故即便相隔遥远，东西之间的文化依然联系紧密、交往频繁。考古资料显示，这种交往和交流不是突发的、转瞬即逝的现象，而是一个漫长的、不间断的积累过程，在游牧人兴起之前的史前时期就广泛存在。

锡林郭勒地处欧亚草原的东南部，东段跨大兴安岭南缘，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即西辽河文化区相邻；南段与燕山北麓山地和阴山山地东端的内蒙古中南部接连；西北部紧靠蒙古国南部的戈壁、草原。锡林郭勒紧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核心的北方地区 ^[1] ，是中国北方农牧交错的边缘地带。在古代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过程中，锡林郭勒发挥了重要的草原交通的作用。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认为草原和海洋在促进交通运输方面具有相同的含义 ^[2] 。与海洋一样，草原不但是传播语言的工具，还为运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草原的“大片无水海洋”已成为不同民族相互交流的天然媒介。草原人“善驰走” ^[3] ，“轻疾悍亟”，这使其在文化互动中发挥积极作用。林沄先生认为，欧亚草原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两个重大作用。一个是起了中国中原地区和西方交流的大通道作用，特别是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起到了主要通道的作用；另一个是孕育出一批和大河流域农业居民完全不同的游牧民族。 ^[4] 锡林郭勒高原的考古发现表明，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这里一直是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是沟通东西、交流南北的重要通道。

图1 锡林郭勒的牧马人
资料来源：舒泥拍摄。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3页。

[2]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34—235页。1972年版《历史研究》缩略本对于草原和海洋及交通的作用是这样表述的：“草原的表面与海洋的表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类只能以朝圣者或暂居者的身份才能接近它们。除了海岛和绿洲，它们那广袤的空间未能赋予人类任何可供其歇息、落脚和定居的场所。二者都为旅行和运输明显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这是地球上那些有利于人类社会永久居住的地区所不及的。”“在草原上逐水草为生的牧民和在海洋里搜寻鱼群的船民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之处。在去大洋彼岸交换产品的商船队和到草原那一边交换产品的骆驼商队之间也具有类似特点。”[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3] （汉）班固：《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标点本，第2401页。又（汉）桓完《盐铁论·世务》：“匈奴贪狼，因时而动，乘可而发，飙举电至。”（唐）房玄龄：《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标点本，第3899页。

[4] 林沄：《序》，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