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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地区青铜时代的遗存，目前仅金斯太洞穴上层文化一处见诸报道。金斯太洞穴遗存是以旧石器时代堆积为主，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早期。金斯太洞穴最上部的黑砂土堆积中，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玉饰品及动物骨骼等 [5] 遗物，数量不多，但意义非凡。其中的蛇形泥条纹及花边口鬲、敛口瓮、泥质陶钵及陶坩埚残片等，显示出与内蒙古中南部朱开沟文化的紧密联系。
朱开沟文化是内蒙古中南部青铜时代早期最重要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时代从龙山晚期一直到二里岗上层阶段 [6] 。有研究显示，4000aB.P.前后的降温事件，在冷干、冷湿气候条件下，朱开沟文化不断南下和东进 [7] ，对周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长城沿线西起陕甘，东到辽东的各考古学文化，采用各种形式的花边在陶鬲等的口沿做装饰，就是受到朱开沟文化广泛影响的例证。朱开沟文化的早期阶段，永定河流域的张营遗存就已见到花边等因素 [8] 。在早商文化三期及其后，朱开沟文化因素的东进更富强势，以花边、蛇纹为代表的朱开沟文化因素在燕山南麓地区的永定河、拒马河及海河流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 [9] 。朱开沟文化因素沿长城地带自东向西传播，促成了中国北方文化带的第一次东西大规模联系，进而促使由花边鬲以及商周北方系青铜器为代表的前长城文化带的形成 [10] 。在金斯太洞穴上层文化发现的陶鬲，显示朱开沟文化不仅向东西扩展，向北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到达锡林郭勒后，并没有停下传播的脚步，途经锡林郭勒继续向北扩散。俄罗斯外贝加尔等地区是已知除中国之外陶鬲发现最多的地区 [11] ，从西部的色楞格河流域到东部的鄂嫩河流域都有陶鬲的分布，陶鬲的形制有多种，花边鬲（图4-1）是最多的一种 [12] 。这些陶鬲应该与朱开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图4-1 花边鬲（朱开沟）
金斯太洞穴发现的陶鬲，主体上属朱开沟文化的因素，但又有不同，表现在陶鬲的口沿部出现珍珠纹装饰。而这种珍珠纹最早出现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伊萨科沃文化 [13] （距今6000年前后），并流行于该区域的整个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这种珍珠纹应该是从外贝加尔湖地区传播过来，最初的珍珠纹陶器是风格接近的带领鼓腹鬲 [14] 。根据这种鼓腹鬲的形制分析，珍珠纹是随着鼓腹鬲向东扩展到黑龙江流域、嫩江流域等更远的区域。
金斯太洞穴远距朱开沟文化核心区近一千公里，朱开沟文化如此长距离的北进，一方面反映了朱开沟文化极强的机动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侧面反映了随着商人势力的上升，造成对朱开沟文化的挤压，迫使其向东、向北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源自贝加尔湖的珍珠纹陶器在金斯太上层文化中的发现，很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的东进有关。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在新疆北部多有发现，如额尔齐斯河、额敏河以及伊犁河流域，这三条大河的河谷等是丝绸之路开通前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