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民文化发现的小米,是华北粟作农业向北传播的结果,在通天洞发现的小米,则显示锡林郭勒很可能是小米西传的主要通道。文化的交流不仅仅是器物、农作物等的传播,更是人的流动,除了上节提到的旧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等可能到达锡林郭勒金斯太洞穴,裕民文化圜底器的发现,为探讨锡林郭勒新石器时代早期与外贝加尔地区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对研究欧亚草原与华北区域文化交流和中华史前文明格局有重要意义,从而揭开了锡林郭勒草原新石器时代研究的新篇章。
上述这些发现充分说明了锡林郭勒与周边文化的互动,相比苏秉琦先生所言的S形路线,锡林郭勒更像是东西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华北地区、辽西区、贝加尔湖地区等四面八方的文明,经大兴安岭南麓的宽谷、燕山北麓的山地、蒙古高原南部的通道,文明四通八达,会聚于此,共同促进了锡林郭勒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如果我们再扩大视线,锡林郭勒处在华北腹地、西伯利亚和北美组成的三角地域内,是更大区域内乃至洲际间的古人类演化、迁移及文化期的对比研究范例。
正如人类演化过程像一张互相交织的大网,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文化的复杂性也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近年,在乌苏里江流域及黑龙江下游的小南山文化,发现了距今1.4万年的陶器,这与俄罗斯、日本列岛的最早期陶器生产处于同一时期;另外还发现了距今9000年、中国最早的玉器制品,较之前中国最早的发现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制品还早了1000年 [64] ,其中的玉玦等很可能是兴隆洼文化同类器物的祖型。小南山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提示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该具有更宏大的东北亚视角。小南山文化的玉器,技术和面貌已经非常成熟,这显示亚欧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文化应该有其更早的源头。小南山文化的玉器在向南、向西的传播路线中,可能向西南进入西辽河流域,然后再向西经过锡林郭勒再到贝加尔湖地区;另一条更近的路线是直接向西,跨过锡林郭勒高原,经蒙古,然后到达贝加尔湖沿岸。因此,处在中间地带的锡林郭勒,很可能是小南山文化“玉石之路”西传的重要中转站。
[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锡林郭勒文化遗产》,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4页。
[2] 李森、孙武、李孝泽、张勃:《浑善达克沙地全新世沉积特征与环境演变》,《中国沙漠》1995年第4期。
[3] 梁玉莲:《内蒙锡盟桑根达来3600年来的植被及环境演变》,《中国沙漠》1991年第2期。
[4] 董玉祥、刘毅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近五千年内沙漠化过程的研究》,《干旱区地理》1993年第2期。
[5] 李容全等:《内蒙古高原湖泊与环境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0页。
[6] 耿侃、张振春:《内蒙古达来诺尔地区全新世湖群地貌特征及其演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年第4期。
[7] 李森、孙武、李孝泽、张勃:《浑善达克沙地全新世沉积特征与环境演变》,《中国沙漠》1995年第4期。
[8] 关于浑善达克全新世环境的演变,靳鹤龄等将其分为4个阶段:距今10700—9000年,夏季风增强,冬季风减弱,是气候干旱时期;距今9000—6000年,夏季风强盛,冬季风较弱,气候湿润,地表植被盖度大;距今6000—3400年,夏季风强度、气候湿润程度及地表植被频繁波动,干冷期;距今3400年以来,干旱化时期。详见靳鹤龄、苏志珠、孙忠《浑善达克沙地全新世中晚期地层化学元素特征及其气候变化》,《中国沙漠》2003年第4期。
[9] 张文山、刘金峰、田全伦:《赤峰南山顶部黄土古地磁事件及其区域地质表现》,《河北地质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10] 施雅风、 孔昭宸、王苏民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鼎盛阶段的气候与环境》,《中国科学》(B辑)1993年第8期。
[11] 徐馨、沈志达:《全新世环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60页。
[12] [蒙]D.策温道尔吉、D.巴雅尔、Ya.策仁达格娃、Ts.敖其尔呼雅格:《蒙古考古》,[蒙]D.莫洛尔 俄译,潘玲、何雨濛、萨仁毕力格译,杨建华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7、50—51页。
[13] [蒙]D.策温道尔吉、D.巴雅尔、Ya.策仁达格娃、Ts.敖其尔呼雅格:《蒙古考古》,[蒙]D.莫洛尔 俄译,潘玲、何雨濛、萨仁毕力格译,杨建华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7、50—51页。
[14] 盖山林:《阿巴嘎旗丹仑土仑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
[15] 靳桂云:《中全新世华北地区环境演化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16] 迟振卿:《内蒙古中北部古人类石器的新发现及初步研究》,中国地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6年。
[17] 裕民文化是近年阴山北麓及草原地带刚刚确立的新的考古学文化,主要遗址有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裕民、化德县四麻沟,河北张家口康保兴隆、尚义县四台、崇礼邓槽沟梁等。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2016年1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草原文物》2019年1期;郭明建、王刚、邱振威:《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发现旧石器末期至新石器早中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19年10月11日8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化德县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1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化德县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化德县四麻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1期。
[18] 赵战护:《草原新石器时代的新探索:冀蒙交界坝上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论证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19年12月6日第6版。
[19]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综述》,《草原文物》2021第1期。
[20]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178页。
[21] 冯恩学:《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22] 林杉、敖红、程鹏、卫奇、张鹏、舒培仙、李兴文:《泥河湾盆地于家沟遗址AMS-~(14)C年代学研究及其考古学意义》,《地球环境学报》2018年第2期。
[23] 梅惠杰:《泥河湾盆地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阳原于家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4] 郁金城:《从北京转年遗址的发现看我国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北京文物与考古》2002 年第5期。
[2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26]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997 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3期。
[27] 柿子滩考古队:《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第九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10期。
[2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4期。
[29] 陈宥成、曲彤丽:《试析华北地区距今1万年左右的社会复杂现象》,《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
[30] 李森、孙武、李孝泽、张勃:《浑善达克沙地全新世沉积特征与环境演变》,《中国沙漠》1995年第4期。
[31] 叶灿阳、陈胜前:《跳出固有模式——草原地带新石器文化新发现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22年1月7日第6版。
[3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95页;《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33] 徐光冀先生把F3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命名为“金龟山一期文化”,杜战伟等将其归入兴隆洼文化系统。徐光冀:《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三种史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6页;杜战伟、韩斐:《论兴隆洼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考古》2019年第3期。
[34] 赤峰博物馆、翁牛特旗博物馆:《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
[35] 朝格巴图:《巴林右旗敖包恩格日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
[36]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37] 巴林右旗博物馆:《巴林右旗古日古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
[38] 塔拉、张文平、王晓琨:《查干诺尔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2期。
[39] 刘志安、朝格巴图:《哈日巴沼遗址调查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2期。
[40] 李龙吟、田明中、迟振卿、储国强、蔡红飚、罗竹琴:《内蒙古苏尼特左旗古人类遗存点的发现及意义》,《现代地质》1995年第2期。
[41] 冯恩学:《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42] 朱永刚:《文化变迁与边缘效应——西辽河流域北系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6年第1期。
[43] 朱永刚、王立新、塔拉主编:《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44] 盖山林:《阿巴嘎旗丹仑土仑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
[45] 魏坚、富占军:《商都县章毛乌素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150页。
[46] 郭大顺:《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北方文物》1996 年第4期。
[47] 冯恩学:《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48] 纳古善夫:《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吉日嘎郎图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82年第1期。
[49] 1929年和1930年,俄罗斯人罗伽什金(A.S.Lukashkin)和梁思永先生先后对昂昂溪五福C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详见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遗址》,《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杨虎先生正式提出昂昂溪文化命名,详见杨虎等《黑龙江古代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典型遗址主要有洪河等,详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8期。
[50] 冯恩学:《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
[5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锡林郭勒文化遗产》,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52]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新华文摘》1987年第11期。
[53] 张弛:《〈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评介》,《文物》2008年第6期。
[54] 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概述》,《遗产与保护研究》2019年第1期。
[55]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56] 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刘国祥《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74页;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编《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199页。
[57]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59] [加]Gary W.Crawford、陈雪香、栾丰实等:《山东济南长清月庄遗址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江汉考古》2013年第2期。
[60] 赵志军:《仰韶文化时期农耕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社会的建立:鱼化寨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江汉考古》2017年第6期。
[61] 甘肃省博物馆、秦安县文化馆、大地湾发掘小组:《1980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62] 胡晓农:《一座8400年前的原始村落》,《内蒙古日报》(汉文版)2017年6月2日第11版。
[63] Xinying Zhou,Jianjun Yu,Robert Nicholas Spengler ,Hui Shen,Keliang Zhao ,Junyi Ge,Yige Bao ,Junchi Liu,Qingjiang Yang ,Guanhan Chen,Peter Weiming Jia and Xiaoqiang Li,“5,200-year-old Cereal Grains from the Eastern Altai Mountains Redate the Trans-Eurasian Crop Exchange”, Nature Plants ,Vol.6,No.2,2020.
[64] 李有骞、杨永才:《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2015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