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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人类的发展与粮食作物的发明与生产密切相关。大约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性的事件就是农业的出现。这个阶段的古人类也是由洞穴走向平原的转变时期。人类驯化了植物和动物，逐步掌握农作物的培育、生产，农业得以起源、发展，农业使得人口的数量显著增长，进而导致人群、社会的管理、组织日益复杂化，社会阶层出现分化，人类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迈进。
植物考古的研究表明：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耕作行为最早在距今1万年前后出现，农业经济社会的建立则迟至距今6000—5000年间的仰韶时代才得以完成。在此期间，狩猎采集等经济类型的比重日渐衰落，农业生产日渐增强，最终农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
中国是世界四大农业起源地之一，是粟（谷子）、黍（糜子）、荞麦、大豆、水稻、芋头、山药、菱角、麻、花椒等众多农作物的故乡，也是最早培育家猪、家鸡的地区，现有的考古发现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就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局面。华北地区作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是以种植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地之一 [54] ，东胡林遗址发现的距今11000—9000年之间的炭化粟粒，已具备栽培粟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小米标本。随着粟作农业的栽培选育及传播，促进了社会分工与社会发展，于家沟、转年等遗址的先进技术组合因素，反映了1万年前的华北地区已出现复杂的组织结构，这种复杂的社会组织是华夏文明最初的基因，是构成中华早期文明内核的一部分因素。
粟和黍在华北地区被成功驯化后，迅速向周边地区传播，至距今8000年前后出现井喷式发展，在华北周边的很多个地区都发现了粟和黍遗存，如东北地区的沈阳新乐遗址 [55] 、赤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 [56] ；中原地区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57]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58] 、山东济南月庄遗址 [59] ；西北地区的西安鱼化寨遗址 [60]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 [61] 。广泛分布在锡林郭勒高原的裕民文化遗址，也发现了粟和黍的遗存，应该是华北地区粟作农业向北传播的结果 [62] 。
距今8000年前后是农业起源的关键阶段，也是粟作农业大发展的阶段。随着农业还同时出现了趋向定居村落，陶器制作逐渐标准化，磨制石器的比例不断增加，中华大地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在裕民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粟和黍两种小米遗存，这构成了锡林郭勒先民饮食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农业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直到距今6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文化，才完成由狩猎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在此期间狩猎采集活动一直是锡林郭勒生业形态的主导，即以采集狩猎为主，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为辅的生业模式。
粟作农业经锡林郭勒继续向西传播，沿着蒙古高原南部的通道，经过阿尔泰山山谷到达通天洞。新疆通天洞5000年前小米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63] 。这反映了小米从锡林郭勒向西传播的路线，与勒瓦娄哇技术的东传路线很可能是同样一条路线，表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龙山时代，经过锡林郭勒的北部草原之路一直保持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