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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西北及华北地区越来越多的莫斯特文化因素的发现，促使我们对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东西方交流做进一步的思考，4万年以来的东西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可能超过我们以往的想象。从目前的考古看，金斯太下层的莫斯特技术因素，是山地阿尔泰地区的莫斯特文化类型向东传播或者技术扩散的结果，这对研究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和技术的传播与互动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锡林郭勒在4.7万年前就是重要的文化通道，这条草原通道是早期东西方人群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路径之一。有趣的是，这条路线与黑线毛跖鼠、鼹形田鼠等啮齿类动物的分布有着相近的路线 [42] ，这一方面显示了人类与某些动物，共用了阿尔泰山及天山之间的一条经蒙古而伸入锡林郭勒高原的自然通道；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啮齿类动物与古人类“互利共生”的亲密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因素，并未因上述的文化交流而发生大的改变，勒瓦娄哇技术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由西向东传播，与之平行对应的是东谷坨石核，侯亚梅等研究者认为东谷坨石核表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的传播趋势 [43] 。而金斯太洞穴的石器技术体系，虽然有莫斯特文化因素的传入，特别是勒瓦娄哇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但金斯太洞穴石器技术主体，依然是中国华北的小石片工具体系，即维持在奥杜威模式体系内。来自西方的莫斯特文化因素，并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是相一致的，没有发生对土著文化的置换，表明这一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移民和人群替代事件 [44]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少量的尼安德特人或者尼人—丹尼索瓦人曾经到达锡林郭勒高原，并且有迹象显示勒瓦娄哇技术曾长期在中国北方存在 [45] 的可能性。
[1] 莫斯特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之一，以预制石核技术和用其产生的石片加工不同比例的边刮器、琢背刀、手斧、锯齿刃器和尖状器等工具，特别是以勒瓦娄哇技术的应用为典型特征。时代从里斯—玉木间冰期开始，大约为距今12.8万年；结束于玉木冰期前段的间冰阶，不晚于距今3.5万年至3.4万年。参见Oakley K.， Frameworks for Dating Fossil Man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Chicago，1964，p.142。
[2] 王晓琨、魏坚、陈全家、汤卓炜、王春雪：《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2010年第29卷第1期；王春雪：《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内蒙古金斯太遗址为例》，《草原文物》2011年第2期。
[3] Fei Peng，Huimin Wang，Xing Gao，“Blade Production of Shuidonggou Locality1（Northwest China）: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Vol.347，2014，pp.12-20.
[4] 任海云：《穴居——旧石器时代人类栖居地的选择之一》，董为主编《第十四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14年版，第299—308页。
[5]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
[6] 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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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炎贤、文本亨：《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9] 2010年公布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是：⑦C层距今36285±230年；③B层的年代是距今16080—15820年。详见王晓琨、魏坚、陈全家、汤卓炜、王春雪《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2010年第29卷第1期。2017年公布的数据：⑧层的年代是距今4.7万—4.2万年，⑦层的年代是距今4.0万—3.7万年。详见Feng Li，Steven L.Kuhn，Fuyou Chen，Yinghua Wang，John Southon，Fei Peng，Mingchao Shan，Chunxue Wang，Junyi Ge，Xiaomin Wang，Tala Yun，Xing Gao，“The Easternmost Middle Paleolithic（Mousterian）from Jinsitai Cave，North”，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Vol.114，2018，pp.76-84。
[10] 张淑芹：《内蒙古金斯太遗址孢粉土样分析检测报告》，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分析测试中心地理所测试部，2003年6月30日。
[11] 罗鹏：《金斯太洞穴遗址晚更新世动物群及其古生态环境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34页。
[12] 王晓琨、魏坚、汤卓炜：《金斯太洞穴遗址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生存对策研究》，《中国·乌珠穆沁边疆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18页。
[13] Fei Peng，Huimin Wang，Xing Gao，“Blade Production of Shuidonggou Locality1（Northwest China）: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Vol.347，2014，pp.12-20.
[14] 贾兰坡、卫奇、李超荣：《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4期。
[15] 任进成、李锋、王晓敏、陈福友、高星：《河北阳原县板井子旧石器时代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11期。
[16] 李占扬：《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200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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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eng Li，Steven L.Kuhn，Fuyou Chen，Yinghua Wang，John Southon，Fei Peng，Mingchao Shan，Chunxue Wang，Junyi Ge，Xiaomin Wang，Tala Yun，Xing Gao，“The Easternmost Middle Paleolithic（Mousterian）from Jinsitai Cave，North”，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Vol.114，2018，pp.76-84；李锋：《莫斯特石器组合与尼安德特人的演化》，《科学》2019年第71卷第3期。
[20] Feng Li，Steven L.Kuhn，Fuyou Chen，Yinghua Wang，John Southon，Fei Peng，Mingchao Shan，Chunxue Wang，Junyi Ge，Xiaomin Wang，Tala Yun，Xing Gao，“The Easternmost Middle Paleolithic（Mousterian）from Jinsitai Cave，North”，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Vol.114，2018，pp.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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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
[26]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27]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28] 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29] 黄慰文、侯亚梅：《萨拉乌苏遗址的新材料：范家沟湾1980 年出土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2003 年第4期。
[3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1] 刘扬：《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石器工业中的西方文化元素》，《草原文物》2018年第2期。
[32] 吴新智：《古人类学研究进展》，《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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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Rasmus Nielsen，Joshua M.Akey，Mattias Jakobsson，Jonathan K.Pritchard，Sarah Tishkoff，Eske Willerslev， Tracing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 Through Genomics ，Nature Publishing Group，2017，p.541.
[35] 张东菊：《揭开丹尼索瓦人的面纱》，《世界科学》2019年第6期。
[36] Mellars，P.，“Neanderthals and the Modern Human Colonization of Europe”， Nature ，Vol.432，2004，pp.461-465.
[37] 张明、付巧妹：《史前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及对当今现代人的影响》，《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2期。
[38] 丹尼索瓦人在东亚广泛分布的直接证据，是甘肃夏河县丹尼索瓦人化石的发现。详见Chen Fahu，Welker Frido，Shen Chuan-Chou，Bailey Shara E，Bergmann Inga，Davis Simon，Xia Huan，Wang Hui，Fischer Roman，Freidline Sarah E.，Yu Tsai-Luen，Skinner Matthew M.，Stelzer Stefanie，Dong Guangrong，Fu Qiaomei，Dong Guanghui，Wang Jian，Zhang Dongju，Hublin Jean-Jacques，“A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Denisovan Mandible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 Nature ，Vol.569，2019，pp.409-412.
[39] 张东菊、申旭科、成婷、夏欢、刘武、高星、陈发虎：《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研究新进展》，《科学通报》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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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刘武：《中国古人类学研究进展》，《中国解剖学会2019年年会论文文摘汇编》，2019年。
[42] 张荣祖：《中国动物地理》，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43] 侯亚梅：《水洞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兼论华北小石器文化和“石器之路”的假说》，《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6期。
[44] 高星：《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人类学学报》2014年第3期。
[45] 黑龙江考古研究所李有骞等，2014年对牡丹江支流海浪河流域的大龙头山、小龙头山、杨林西山和双丰等4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石制品784件。发现有勒瓦娄哇技术，有较为典型的细石叶技术、石叶技术，工具有两面尖状器、雕刻器、端刮器和边刮器等。年代大约为距今1.7万—1.6万年。详见包曙光、王乐文、王禹夫《中俄黑龙江流域考古学研究新进展》，《黑河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