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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出版，于中期实现飞跃，在后期蔚为繁荣，此为学界共识。然关于明前期出版情况，目前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明前期出版繁荣。繁荣的主要原因，一是洪武时诏除书籍税，一是明太祖重视书籍。前者，如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云，“明代官私刻书的数量和品种都远超宋、元。究其原因……明初实行简约商税，扶持工商的政策，也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 [1] ；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云，诏除书籍税“对刻书事业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和解放”，“明代洪武时免除书籍税，则书籍的雕印出版也很快发展起来” [2] 。后者，如赵前《明代版刻图典》云，“朱元璋对图书典籍很重视。这无疑对明代书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 。兼及二者，如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云，“洪武、永乐时期又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础工作。明建立前一年，就‘诏求遗书’……洪武元年八月，采取了一项常为人们乐道的重要文化政策：下令‘除书籍田器税’……这段时间里的出版事业也显得生气勃勃” [4] ，等等。
另一种观点，是明前期出版萧条。萧条的主要依据，一是明清时人即作是言，一是现存明前期刻本数量较少。前者，如南炳文、汤纲《明史》云，“明初因处长期战乱之后，社会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图书出版事业不甚发达。明人曾说：‘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 [5] ；日本学者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亦引用此段出于《菽园杂记》的记载，云“从明初至宣德、正统年间，即到15世纪前半期为止，书籍还不太多” [6] 。后者，如胜山稔据《明代版刻综录》统计得出，从1368年到1458年这九十年中，平均每年只生产不到十部书； [7]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则认为，除洪武刻本《元史》、天顺七年刻本《史记》外，洪武至天顺年间“几乎没有出版过任何重要史籍”，并以“穷匮”形容这一时期的出版业，称为“出版之冬” [8] 。
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学者在探讨明前期出版时，使用的论据以及论证的方式不同。持繁荣观点的学者，其主要依据是《明太祖实录》《明史》等史书记载。如《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卷三四云，丙午年（1366）五月庚寅，“上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 [9] ；洪武元年八月庚午，大将军徐达取元都，“封其府库及图籍” [10] ；八月己卯，明太祖下诏“书籍田器等物，不得征税” [11] ；等等。不少学者即据此认定明太祖重视书籍、诏除书籍税，进而推测二者促进了出版业发展，因此结论是明前期出版繁荣。
但问题在于，首先，今天所见的《明太祖实录》为永乐十六年（1418）完成的三修本。 [12] 据《明太宗实录》等史料可知，明太宗提出重修《明太祖实录》的理由，就是“昔皇考太祖高皇帝，顺天应人，开基启运……功德之盛，亘古莫伦。比者建文所修实录，遗逸既多，兼有失实。朕鉴之，诚有歉焉。今命儒臣重加纂修，务在详备。庶几神功圣德明昭日月，垂裕万世” [13] 。因此，实录中求书心切的明太祖形象，其中或有修饰美化的成分。 [14] 退一步说，即使实际情况如实录所言，明太祖高度重视书籍、免除了书籍税，出版业也不一定繁荣。这是因为书籍出版不仅受政策影响，还与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关。所以，据《明太祖实录》《明史》等史书记载，不足以得出明前期书籍出版繁荣的结论。
持萧条观点的学者，其主要依据则是陆容《菽园杂记》等明中期以降记载、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等现存版本目录。不少学者注意到，明中期以降的记载言及明前期书籍稀有、现存版本目录著录的明前期刻本较少，因此结论是明前期出版萧条。但问题在于，书籍会随时间流逝而散佚，故明代中期社会上的明前期刻本，必然少于明前期出版的书籍总量。而与明前期相去六百余年的今天，就更不待言。
不妨以前文提到的《大诰》为例，对此做进一步说明。尽管达不到“户户有此一本”，然《大诰》在洪武年间的印刷规模，还是比较可观的。其时《大诰》为科举考题来源，亦是国子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员的必修教材。 [15] 因此，多数国子监生及各地生员应有是书。中央亦会赐《大诰》予学子，如洪武十九年一月庚辰，明太祖即“以《御制大诰》颁赐国子监生及天下府、州、县学生” [16] 。此外，生员诵读《大诰》优秀者，还特有赏赐。陶宗仪即有《三日率诸生赴礼部考试》《十日给赏》《十一日谢恩》诗，记其率诸生赴礼部背诵《大诰》、受赏之事； [17] 谢应芳亦有诗，贺辛彬甫率诸生御前读《大诰》受赏； [18] 等等。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五月，全国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多达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 [19]
然而，近一百年之后，同样在《菽园杂记》中，陆容云：“《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 [20] 须知陆容为江苏太仓人，曾官南京吏部主事、浙江右参政，“性喜聚书，政事之余，手不释卷” [21] 。仅仅不到一百年以后，在明代书籍收藏、出版最为发达的江南，身为藏书家的陆容， [22] 竟已觅不到《大诰》踪影。书籍散佚之速，由此可见一斑。所以，据明中期以降记载、现存版本目录，也不足以得出明前期书籍出版萧条的结论。
那么，关于明前期书籍出版，怎样才能获得更具说服力的结论呢？笔者认为，明前期实际刊刻的书籍，是探讨当时出版情况最有力、最可靠的证据。但仅有现存版本是不够的，还必须将曾经出版、而后佚失的书籍纳入统计。在尽可能多地搜辑明前期现存、已佚版本，从中提取版刻信息后，再对当时的出版情况、出版特点做进一步探讨，如此才能得出更近于历史实际的结论。
因此在本章中，笔者首先充分搜辑、考辨洪武、建文、永乐年间现存、已佚版刻信息，进而概括这一时期的出版情况。在此基础上，再于第二章中，进一步分析洪武、建文、永乐年间的出版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