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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与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发明，对社会生活具有深远影响，推动了文明进程。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即云，“在全部人类文明中，没有比造纸史和印刷史更加重要的了” [1] 。
中国是发明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国度，出版事业源远流长（谨按，本书所言“出版”，特指雕版、活字印刷。由于书籍传抄、石刻拓印亦能形成复本，因此也有学者将这些手段视为“出版”，但它们不在本书考察范围之内 [2] ）。当约翰内斯·谷登堡以铅活字排印《谷登堡圣经》（ Gutenberg Bible ）时，中国已使用雕版印刷术近七个世纪，活字印刷术也已发明四百年。从唐咸通九年（868）雕造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七帝22年持续刻印的《九经》；从宋咸淳年间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到金皇统九年（1149）崔法珍募资刊刻的赵城藏；从元大德年间宁国、太平、信州等九路联合刻印的《十七史》，到明末毛晋编刻的《津逮秘书》，再到清雍正六年（1728）的武英殿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出版对中国古代的信息传递、知识传播、思想解放等，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3]
出版对中国古代影响最深远的领域之一，就是文学。大量文学作品通过出版，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传播，为更多读者所阅读。其实，出版不仅为文学提供了物质载体与传播媒介，更深刻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具体面貌，参与塑造文学史的进程。
出版会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面貌产生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在作品创作阶段，一方面，出版使作者与读者的阅读量显著提高，进而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出版使作者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有机会流传更久远、传播更广泛、为更多读者所阅读。这两方面因素深刻影响了“刻本时代”作者的创作姿态与写作方式，使其作品自创作之时，即呈现出与“抄本时代”文学不同的面貌。其次，在作品纳入出版者计划、即将付梓的阶段，包括中央地方机构、书坊、家庭等主体在内的出版者，又会出于各自目的，干预文学作品的面貌。最后，当作品进入出版阶段时，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出版水平与风格，亦会对作品面貌产生影响。
出版不仅在微观上影响了“刻本时代”作品的具体面貌，还在宏观层面参与塑造了文学史的进程。大量濒临失传的前代作品通过出版重新被后代读者发现，一段段作家作品的接受史从而续写，这些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亦因此而改变。对同一体裁作品的整理、编集、出版，则扩展了这一文体的传播范围，对文体发展与演进具有推动作用。特定时代、特定作家、特定体裁的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又扩大了相关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对文坛的影响，甚至直接促成新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形成。
出版从多个层面予以文学深刻的影响，文学亦对出版业发展产生作用。整体言之，文学流派的兴盛、文学思潮的风行，以及特定题材的风靡、文体的流行，皆会促进相关作品编刊，形成书籍出版热点。具体而言，出版者亦会基于文坛风潮、根据读者阅读需求，对其书籍出版工艺加以调整。
出版与文学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就是本书的研究主题。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出版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下面，笔者首先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一梳理，再在此基础上，考察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格局，最后分析这一格局的形成原因，并由此引出本书的研究对象。
首先，就出版在微观层面上对文学的影响而言，在作品创作阶段，关于出版提高作者、读者阅读量，改变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进而影响作品面貌这一方面，台湾学者张高评、美国学者王宇根分别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张高评专著《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兼论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认为，雕版印刷崛起与繁荣所触发的图书流通与知识传播效应，对宋诗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是‘诗分唐宋’之重要触媒，是‘唐宋诗之争’公案中之关键证人” [4] ，并从图书传播与北宋读诗诗，史书印刷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咏史诗等多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
王宇根专著《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则以黄庭坚为核心，集中探讨了11世纪印刷文化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5] 是著认为，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诗学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特征即对阅读和写作方法的全面关注，而这是对11世纪新生的印刷文化的反应。印刷带来的文本生产领域的急剧变化，为黄庭坚诗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大的语境和物质基础，影响了其主要观点的形成。
此外，如日本学者内山精也《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试论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的关系》提到，宋代印刷媒体的普及“使士大夫的教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均质化”，因此宋诗用典相比唐代“范围更加开阔，相对来说，变得僻涩一些” [6] ；其《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亦云，宋代“以才学为诗”“资书以为诗”氛围的形成，与印刷的普及、个人藏书的充实深切相关。 [7]
专题研究外，一些文学史教材亦会注意出版在这一方面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即写道，“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 [8] ；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十六章“宋诗”亦云，“随着雕版印刷的大量采用，文人购买诗歌，也出售诗歌，以丰富的知识和极大的热情大量讨论、创作诗歌” [9] ；孙康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则提出，南宋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使更多人可以更方便地接触过去的文化遗产和新兴的文化立场，从而大幅提升了文学的社会组织，并且使这些组织益形复杂。 [10]
至于出版使作者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有机会拥有更多读者，从而影响其创作这一方面，内山精也较早做出了清晰论述。其《王安石〈明妃曲〉考——围绕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在创作的当下，是否意识到传媒的存在，对于作品的内容也有重大的影响” [11] 。在《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中，内山精也进一步表示，“能切实感觉自己的作品很快传播到不特定的许多读者手里，并被这许多读者同时解释着的诗人，和完全无法感受到这些的诗人相比，在创作的姿态上可能会产生明显的差异……为此，在研究宋代文学时，我们可能有必要以印刷媒体为一个视点来探讨作者的表现意图” [12] 。
内山精也提出，苏轼一些诗歌中的典故原型出自其旧作，其次韵诗中有多首是对自己的旧作次韵叠和。苏轼这一独特用典方法的运用、“自我完成型”次韵诗的创造，主要就是因为印刷媒体的普及使很多人成为苏诗爱好者，苏轼的作品能够迅速传播到他们那里。苏轼间接利用了印刷媒体的影响力，进行诗歌创作。陈冬根《苏轼的檃括体创作与传媒因素关系之考察》则认为，苏轼创作檃括词，亦是在清楚意识到传媒因素的情况下有意识进行的新文体试验。 [13]
更多读者的存在，还会促使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注释，以排除读者阅读时可能遇到的障碍。陈冬根即注意到，苏轼许多诗文中出现了“公自注”字样，这正是苏轼担心读者不懂或误读其作而特作说明 [14] 。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则分析了明代中期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创作过程。是文提出，“熊大木并非作品完稿后再斟酌何处应作评点，而是编撰时一写到读者可能有疑难处，就立即随手注释” [15] 。
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有机会流传更久、传播更广，还有助增强作者的责任感。杨挺《印刷传播语境下宋代文学的社会责任观念》即认为，随着宋代印刷术发展，宋代文学责任观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觉与审慎” [16] 。如苏轼考定所用故实、欧阳修斟酌写定文字，都体现出了准确传播的责任意识。
在作品纳入出版者计划、即将付梓的阶段，关于出版者出于各自目的，干预作品面貌这一方面，王岚专著《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有较全面的总结。是著认为，宋人文集的官刻本“以利于政教为目的，兼之经费充足，实力雄厚，故刊刻质量比较有保证”；家刻本亦口碑较好，因为“后世子孙为其先人编刊文集主要是为了传扬其声名，故竭尽搜罗之能事，在编次篇卷、校正文字、辨别真伪等环节上尽心尽力”；坊刻本则“以营利为目的，有时急于求成，故难保编刊质量” [17] 。张仲谋《明代书坊与词集传播》亦提出，坊刻本词集文字讹误较多，如《草堂诗余隽》将词人“丁仙现”误为“下先观”、“辛幼安”误为“新幼安”等。 [18] 美国学者包筠雅（Cynthia J.Brokaw）同样注意到，清代福建四堡坊刻本多半开本很小，版面排字拥挤，误字漏字时有出现。 [19]
由于书坊主以开拓市场、获取利润为首要目的，故其对作品面貌的干预相较官府、家庭尤为明显。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即指出，“有的作品在它还是稿本、抄本的时候，书商如果认定出版有利可图，就不管作者意愿，将它付之雕版。李汝珍的《镜花缘》就曾有过这样的遭遇” [20] 。显然，书坊主急于获利影响了作者的创作节奏。为扩大销路，书坊主还在作品中加入注释、插图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亦改变了作品面貌。俞为民《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提出，南京书坊刊刻的戏曲多加以注释或音释。 [21] 廖华《论明代书坊对戏曲选本的意义》注意到，书坊主为帮助读者练习演唱，会在戏曲选本中添加音韵、点板。 [22] 汪燕岗《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则认为，在明代建阳通俗小说“上图下文”的版式中，上面的插图占空间很大，为节省篇幅、降低成本，下面的文字不免要简省一些。如《水浒传》简本，《三国志演义》乔山堂本、朱鼎臣本、黄正甫本、诚德堂本、杨美生本、忠正堂本等，文字都很简略。 [23] 包筠雅亦指出，不少清代四堡坊刻本或是在小开本版面内尽量增加文本内容，或是为文本提供断句，或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相对艰深的文字。 [24]
在作品的出版阶段，关于特定时期的出版水平对作品面貌产生影响这一方面，石昌渝认为，元刊通俗小说的体制与当时的印刷出版水平直接相关。如至治年间福建建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叙事比较简略，然“叙述简略不是作者的文字能力有问题，多半是为了节省篇幅”，“《三国志平话》叙事简略受了篇幅的限制，这种限制是由印刷装订的条件决定的” [25] 。至于特定地域的出版风格产生的影响，汪燕岗《论清代佛山雕版印刷下通俗小说的出版》提出，清代佛山书坊不少刻工来自顺德县马冈村，马冈刻工有不少为女性，其刊刻质量良莠不齐，文字讹误时有出现。 [26]
再就出版参与塑造文学史进程的宏观层面而言，关于出版续写前代作家作品的接受史，并使其文学史地位有所改变这一方面，张高评《杜集刊行与宋诗宗风——兼论印本文化与宋诗特色》提出，在唐人编纂的诗歌总集中，杜甫诗远不如李白诗受重视尊崇。五代时期，杜集仍“集无定卷，人自编摭”。北宋文人对杜诗展开搜罗、辑佚、考订、编纂，并刊印为杜集定本。以此为基础，南宋文人又对杜诗加以编年、分类、集注、评点、解读。印本杜集在文人中迅速传播，崇杜学杜诗风亦愈发兴盛。可以说，“‘诗圣’的桂冠，‘诗史’的美称，‘集大成’的推崇，是宋人赋予杜甫的荣宠，拥有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27] 。张锦辉《宋代雕版印刷与文学传播研究》认为，金代元好问之所以提出“杜诗学”，主要亦在于宋代出现了“千家注杜”和诸多杜诗版本。 [28]
至于出版促进文体发展与演进这一方面，朱迎平专著《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提出，由于宋代刻书业繁荣，书籍大都有序文，有的还有多篇，这就使序文数量急剧扩大，文坛领袖、著名学者都成为作序专家。刻书产业的繁盛，直接刺激、促进了序跋文体的成熟和发展。 [29] 季品锋《印刷术与词体演进关系初探》认为，词集刻本的大量涌现，引起了词主流传播媒介的根本转变，即从以歌妓为主转向以文本为主。这又影响了词创作者的创作目的与受众的审美倾向，从而使词体逐渐摆脱音乐束缚，向纯文学推进。“两宋兴起的印刷术，是推动词体演进的不容忽视的外力之一。” [30] 涂秀虹《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与建阳刻书的关系》则提出，明代建阳书坊刊刻了诸多版本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多种讲史小说。由于建阳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并且交通便利，建立了稳定的销售传播渠道，因此建阳刊本讲史小说得到了广泛传播，从而促进了讲史小说的文体兴盛。 [31] 廖华《论明代书坊对传奇体制的影响》认为，明代富春堂等书坊聘请的文人以读者需求为标准改编戏曲，使剧本适合案头阅读，分卷、分出、开场、下场诗等传奇体制由此得到规范。 [32]
关于出版使相关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影响得以扩展，甚至直接促成新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形成这一方面，朱迎平有较全面的分析。是著《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认为，宋代文学流派总集的刊行，是“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33] 。如宋初“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的流行，皆与相应的唱和总集密不可分，总集刊行既是各体形成的一个标志，又成为各体扩大影响的必由途径；江西诗派在南渡后影响急剧扩大，亦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行密切相关；陈宅书籍铺刊行《四灵诗选》，亦对扩大“四灵诗派”影响起到了极好效果。而《江湖集》的编刊，更直接促成了“江湖诗派”的形成。内山精也亦指出，“我们从陈起身上看到一种新姿态的开端：曾经深处印刷文化之后台的书肆，成为有能力的组织者而活跃起来，去制造出新的潮流” [34] 。
最后，就文学对出版业发展的作用而言，文学风潮促进出版业热点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者本人受同时期风行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影响，因此展开相应的编选创作，并谋求付梓。这在诗文领域尤为明显。吴冠文《论六朝诗歌的批评与整理在明代中期的兴盛》注意到，从刊刻于嘉靖九年（1530）前后的《选诗外编》到成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诗纪》，在短短二十几年中，竟相继编刻了十多种六朝诗歌总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六朝诗歌的批评流向。 [35]
其二，当某类题材、文体比较流行时，以开拓市场、获取利润为首要目的的书坊主，会征寻、邀请甚至乞求作者开展同类型的编选、创作，或组织周围文人进行编写，并为之出版。陈大康指出，即使杰出作家的创作，仍常含有书坊主牟利的努力。如凌濛初创作“二拍”的重要原因是书坊主尚友堂主人的央求，冯梦龙亦承认其创作《古今小说》是“应贾人之请” [36] 。程国赋《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认为，明代书坊主会组织一些有一定文学修养、科场失意的下层文人编撰小说，如万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刻印《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万历十六年（1588）克勤斋组织编写《西汉志传》等。 [37]
其三，如没有作者愿意就风靡题材、文体展开同类编选、创作，陷入稿荒的书坊主，还会肩负起作者的职责，亲自编选、创作，随后出版。王岚指出，宋代书坊主编选了许多名人文集范本、读本投放市场，如北宋麻沙镇坊刻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南宋刘仲吉宅刻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等。书坊主还在编排体例上巧设心思，将原本诗文极精细地划分为纪行、怀古、酬答、送行等各种门类。 [38] 书坊主的创作，则主要表现为对流行作品的模仿。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书坊主熊大木创作《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即模仿了《三国志演义》收录诏旨、奏章以及引用诗词的写作手法。但其艺术功力不足，使《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中的诏旨、奏章篇幅过多，部分诗词征引牵强，令作品的小说意味变得单薄。 [39]
其四，由于在中国古代书籍版权并无法律保护，因此很多书坊主会直接翻刻流行作品。石昌渝概括指出，在翻刻的过程中，有的书坊主会根据个人好恶，对原书进行修改；有的则为降低成本，而对原书作出删节。 [40]
至于文学思潮影响出版工艺这一方面，王重民《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较早提出，16世纪初年杨慎、归有光、唐顺之、茅坤、李攀龙等古文大家提倡批点，促进了套版印刷法的发明，“非有套印法，不能在书本上表现出批点的精神和神旨” [41] 。黄永年专著《古籍版本学》则认为，明正德至隆庆年间版刻风格“起了一次大变化”，“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 [42] ，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弘治至隆庆年间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复古运动要求文人们多读古书，而古书大多需要翻刻，翻刻自然会取材于校勘比较精良的南宋浙本，因此在字体和版式上也就受到南宋浙本影响。董洪利主编《古典文献学基础》、缪咏禾专著《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亦皆持此说。 [43]
篇幅所限，以上仅梳理了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提出时间较早，论述较全面、深入，影响较广泛的代表性成果。 [44] 不难发现，在这些成果中，对宋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数量最多，明代次之，元代、清代又次之，辽代、金代最少。
具体观之，对宋代这一问题的研究，内容全面、角度多元，既涉及书籍出版对北宋作家个人创作的影响，亦论及文集刊刻对南宋文学流派形成的作用；既探讨了印刷文明对宋诗特色形成的影响，亦考察了出版在宋词演进过程中的作用；既勾勒了书坊主编刻选本的图景，亦有对官府、家庭出版文集特点的分析。从各角度展开的研究比重大体相当，比较均衡。
与宋代全面、多元、均衡的研究截然不同，关于明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虽多，但基本上聚焦于一点，即对明中后期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的考察。另有少数研究，涉及明中后期书坊出版与词集关系，以及文学复古运动对出版热点形成、出版工艺演变的作用。至于明前期出版与文学的关系，官府、家庭等出版者的行为对文学的影响，出版对诗文作品创作、流派形成、体裁演进的作用等问题，都鲜有相关研究。
对元代、清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数量较明代更少，内容则更为集中，几乎全部是对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的研究。辽代、金代的相关研究，则近乎空白。
概言之，目前学界对自宋至清历朝出版与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格局，主要有三个特点：对宋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整体水平，远胜对辽、金、元、明、清各朝这一问题的研究；对辽、金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少；对元、明、清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绝大多数为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的研究。
这一研究格局的形成有其原因。出现第一个特点，主要在于宋代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广泛使用印刷术的时期，具有标志性意义。尽管雕版印刷术在唐中期以前即已发明， [45] 但在唐、五代时期，其主要是用于佛经、字书、历书等，尚未普及，现存唐、五代印刷品的数量亦极罕。进入宋代，雕版印刷术才开始得到广泛使用，中国古代方自“抄本时代”转型为“刻本时代” [46] 。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尽管明清时期出版繁盛，然宋代的出版情况“更值得考察”。如内山精也云，“明末至清代的出版繁荣之局面，不过是在量的方面显示了发展的形态……唐与宋之间却确实存在着一次飞跃”，“比起版本作为各种知识、信息的供给源泉而稳定地发挥其巨大社会功能的明清时代来，其获得普及不久的宋代是更值得深入考察的” [47] 。
此外，研究宋代出版与文学关系问题，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由于宋代在中国印刷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宋刻本极高的文物价值，从学术界到收藏界，对于宋刻本都是至为珍视。当前，绝大多数海内外现存宋刻本都有丛书影印或数据库收录全文， [48] 方便易得。新近发现的宋刻本信息，也会通过新闻报道、拍卖图录等，很快为学界甚至社会各界所知。 [49] 现存宋刻本的总数，又比较稀少。因此，研究者能够用相对较少的时间，较好地掌握绝大部分现存宋版信息。另外，《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宋笔记》等皆已出版，更有数据库“全宋诗分析系统”等可供检索。有此基础，无论探讨作家个人、文学流派创作特点，还是考察文体发展、演进过程，都比较便捷。
诚然，宋代在中国印刷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然宋代以后，雕版印刷术持续发展、活字印刷术亦不断普及，出版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辽、金、元、明、清各朝出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研究。
然而就辽、金而言，现存相关史料严重不足，制约了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这也是形成第二个特点的主要原因。就辽代而言，一方面，由于辽时书禁政策严格 [50] 、压制民间出版 [51] 等原因，现存辽刻很少。学界需要不断根据新发现的辽刻本，来逐步推进对辽代出版业的认识。 [52] 另一方面，传世的辽代文学作品甚罕。以诗歌为例，现存辽诗只有七十余首。 [53] 因此，目前还鲜有关于辽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相比辽代，现存金刻本较多，学界对金代出版业特点亦有比较充分的研究。 [54] 金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较少，主要在于文学史料不足。以别集为例，《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凡著录宋代文人741家，皆有别集流传至今（包括后人辑本） [55]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全部金代别集，只来自王寂、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丘处机、元好问、谭处端七家。 [56] 文学史料的不足，制约了学界对金代文学的全面研究和整体把握。 [57] 因此，关于金代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同样很少。
与辽、金截然不同，现存元刻比较丰富，明、清刻本更是卷帙浩繁，数量、种类皆远多于宋版；就文学史料而言，在小说、戏曲之外，元、明、清时期诗、文等体裁的作品也相当多。如《全元诗》凡收录五千余位诗人的作品13万余首 [58] ，明、清时期就更不待言。且《全元文》《全明词》《清文海》等都已出版，这又为研究开展提供了便利。已有研究却基本集中于元、明、清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这一点，并未形成如宋代一般全面的研究格局，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受到元、明、清文学研究界偏重小说、戏曲的风气影响。长期以来，小说、戏曲占据着元、明、清文学研究的中心，诗、文等文体则居于边缘。比如在1949—1989年这四十年间，学界研究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散文创作成就的论文只有二篇，且出自同一作者，而关于话本小说集“三言”的论文至少有八十余篇。 [59] 1999年吴承学、曹虹、蒋寅“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亦指出，“研究（明清）诗文的论著总数还不够《红楼梦》研究的三分之一” [60] 。近年来，元、明、清诗文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进展，但仍难与小说、戏曲研究比肩。在这样的研究风尚下，治元、明、清时期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者，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小说、戏曲，做进一步探讨。
其二，是受到印刷史、版本学界偏重具有技术色彩的刻本的风尚影响。目前学界对活字刻本，以及使用了饾版、拱花、套印等技术或带有插图的雕版刻本有充分研究，对未使用这些技术的“普通刻本”研究很少。书坊出版的小说、戏曲作品多采用上述技术，且有丰富插图，技术色彩浓郁。诗文作品使用这些技术相对较少，插图也为数不多。这亦促使治元、明、清时期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者选择书坊出版的小说、戏曲作品，展开深入讨论。
其三，是受到海外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偏重商业出版的风尚影响。近二三十年来，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理论逐渐引入我国， [61] 引起学人重视。其中，由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提出，强调书籍生产、发行、消费等环节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理论， [62] 更是影响深远。而在中国古代的出版活动中，最贴近“交流循环”模式、商业色彩最浓的，就是书坊出版。这就让书坊更加吸引研究者的目光。 [63]
此外，研究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之间关系，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书坊刻本多有牌记、序跋，用来宣传自己、招徕读者。利用这些牌记、序跋，研究者即可高效掌握书坊出版了哪些作品。目前学界对元、明、清时期各地书坊的出版情况，已有较丰富的梳理和研究， [64] 这也为治书坊出版与小说、戏曲关系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
然而问题在于，诗、文等文体长期居于元、明、清文学研究的边缘，并不是因为这些诗文本身没有价值、不值得研究。这一风尚的形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人学者热情赞颂元、明、清小说、戏曲，而猛烈批评、否定这一时期的诗文。比如民国年间胡适《白话文学史》认为，相比李梦阳、何景明“假古董的古文”，《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才能“代表时代” [65]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史教材亦云，明清小说、戏曲“和人民大众有着血肉的联系”，而诗文“远离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战斗” [66] ；等等。
这些批评与否定深刻影响着后之研究者的判断与选择，直至今天。但我们应看到，这些评判实带有强烈的主观目的，背离了元、明、清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比如胡适认为不能代表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实为明前期文学复古运动领袖，对明代文坛影响极为深远。袁袠云，“弘治间，李公梦阳以命世之雄材，洞视元古……乃与姑苏徐祯卿、信阳何景明作为古文辞，以荡涤南宋胡元之陋，而后学者有所准裁” [67] 。万历年间官拜首辅的张四维，明言“弘治间，北地李先生献吉始以唐风为天下倡，一时人士宗之，文体一振焉” [68] ；“离经叛道”的晚明思想家李贽，亦盛赞“人之敬服空同先生者，岂减于阳明先生哉” [69] ；等等。实际上在元、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用来表达审美趣味、思想情感、人生追求的主要文学形式仍是诗文，而非小说、戏曲。通过诗文，才能更真切地感知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诗文反映出的元、明、清社会生活，亦远比小说、戏曲真实、广泛。
饾版、拱花、套印、插图本，展示了中国古代精湛的出版技术，是以印刷史、版本学界皆偏重于此。但问题是，有技术色彩的刻本只是少数。在中国古代的出版物中，更多的还是没有使用饾版等技术的雕版刻本。与此相类，在书坊之外，中国古代还有官府、家庭等其他出版主体。与西方社会显著不同，中国古代很多出版行为的核心目的并非获利，而是追求声名、馈赠官员等，因此很多刻本亦无明显的商品属性。对这些没有浓郁技术色彩、商业色彩的刻本展开深入研究，才能更全面地把握中国古代的出版情况。
更重要的一点是，古籍资源不可再生。若不及时对现存古籍展开研究，待其散佚之后，便成无法弥补之憾。早在清代，“佞宋主人”黄丕烈即因此而注重对明刻的研究：“余于宋元刻本讲之素矣，近日反留心明刻。非降而下之，宋元板尚有讲求之人，前人言之，后人知之，接受源流，昭然若睹。若明刻，人不甚贵，及今不讲明而切究之，恐澌灭殆尽，反不如宋元之时代虽远，声名益著也。” [70] 民国年间，顾颉刚更大声疾呼：“予居北平久，每感其地所藏明清史料之富……惟我学界中人，若对此丰富之遗物犹复漠不关心，无一二人焉立志搜辑而研究之，以为后学者之倡，则真绝望矣，百代之下将永以此谴吾侪矣。” [71] 所以，相比已得到充分研究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等，对“普通刻本”的考察实更为紧迫。
因此，本书对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会以诗文作品与未使用饾版、拱花等技术的雕版刻本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考察书坊主，更关注皇帝、太子、藩府、官僚士大夫等出版主体的实践。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则在元、明、清三朝中选择。
元、明、清历时六百三十余年，其间政权数次更替，在国家地缘格局、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等层面，皆有多次深刻变革发生。因此，有必要在这个六百余年的历史时期中，选择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的历史单元展开出版与文学关系研究，以免将出版、文学间的相互作用，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化对出版、文学造成的影响相混淆。
自元至清，具有明显变革意义、可以作为历史界线的时间，主要有元明之际、明中期、明清之际、清中期。 [72] 在这些界线划分出的几个相对连续的历史时段中，笔者选择明前期，具体为洪武、建文、永乐年间（1368—1424）作为本次研究的时间断限，主要有以下原因。
就这一时期的自身特点而言，现存洪武至永乐年间刻本普遍为“普通刻本”，此时出版的文学作品大都是诗文作品。这一时期的出版主体囊括了多种类型，从明太祖、明成祖，到太子朱高炽，周藩朱橚、宁藩朱权等藩王，再到官僚士大夫、普通文人、书坊主，俱有出版实践。以上三点，与本次研究意旨丝丝入扣。
再就已有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对明前期，尤其是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的研究，可以说是最薄弱的。比如，既有学者提出这一时期出版繁荣，如李致忠云，明代洪武时免除书籍税“对刻书事业无疑是个极大的刺激和解放”，“书籍的雕印出版也很快发展起来” [73] ；亦有观点认为此时出版萧条，如日本学者井上进即以“穷匮”形容洪武至天顺年间的出版业，将这一阶段称作“出版之冬” [74] ；等等。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充分说明目前对明前期出版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
洪、永年间出版的诗文作品，既有活动于此时期的文人之作，如高启诗、宋濂文等，亦有前代作品，如傅若金诗、欧阳修文等。对于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已有研究同样存在抵牾之处。比如，目前学界在大多认为明前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 [75] 的同时，又普遍给予这一时期的少数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很高的文学史地位。如洪武七年（1374）去世的高启被誉为“明代第一诗人” [76] ；开国初期的显赫文臣宋濂，被看作明前期甚至整个明代的散文家代表； [77] 成书于洪武年间的高棅《唐诗品汇》，是明代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唐诗选本之一；以林鸿为领袖、活跃于明初的闽中诗派，被视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等等。整体评价之低与个案评价之高，形成强烈反差。
但问题是，明前期文学创作整体，就是由高启、宋濂、《唐诗品汇》、闽中诗派等个案构成的。由此可知，学界对此时期整体评价之低实有失公允。然而，受既有评价影响，当前研究者们对洪武至永乐年间文学创作的考察，愈发集中于高启、宋濂等几个散点，愈少从线上、面上对明前期文学创作整体情况予以关注。另外，就这一时期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流派而言，考之已有研究，从作家创作实际到文学史地位的形成，很多重要问题同样有待更深入的讨论。
洪、永年间前代作品的出版，亦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比如，欧阳修集在洪武、建文年间于不同地区数次出版，永乐年间复由时为太子的朱高炽主持刊行。统治阶级、书坊等不同主体纷纷出版欧集的原因、欧集的多次刊刻对当时文坛的影响等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究，然已有研究对此俱少论及。
因此，本书选择明洪武至永乐年间这一时段展开对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以期有所发现、收获新知。
要研究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必先对这一时期书籍出版的整体情况以及出版业特点做进一步探讨。为此，笔者首先尽可能多地搜辑洪武至永乐年间的书籍版刻信息。本书提出的“版刻信息”概念，是指从现存古籍原书、相关史料、书志目录等材料中提取出的一部书籍曾经出版的信息，包括“现存版刻信息”“已佚版刻信息”二种。
先来看现存版刻信息。比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今藏明太祖朱元璋《大诰续编》一卷。该本末有牌记，其中提到“提调翻刻太原府知府张景哲”。同时考察此本内容以及版式、字体特征，可以确定此本《大诰续编》为洪武年间太原府翻刻本。进而考之成化《山西通志》可知张景哲任官太原知府时间，再结合《大诰续编》成书时间，可以确定此本于洪武二十年完成刊刻。 [78] 这样综合古籍原书、相关史料，最终可提取出“明洪武二十年，太原府翻刻《大诰续编》一卷”的版刻信息。
本书对现存版刻信息的搜辑，分两个环节开展。第一步，从重要的古籍目录、题跋、数据库中钩稽相关著录，将其汇总、归并，构成材料基础。第二步，对归并后的已有著录加以考辨，再从中提取版刻信息。
为尽可能多地搜辑洪武、建文、永乐年间现存版本，笔者查考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等海内外馆藏古籍书目、数据库，韦力《芷兰斋书跋》等藏书家古籍题跋，以及姜寻《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1993—2000）》等古籍拍卖目录、资讯。笔者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列出了此次查考的全部书目、数据库、题跋、资讯，并于附录中简述了这些资料的基本信息以及选取它们的原因，谨供读者参阅。
钩稽全部著录之后，笔者再根据著录信息，将属于同一版古籍的不同印本的条目归并为一。这样做是因为，本书关注的出版行为，包括刻版、刷印两项工作，二者缺一不可。保存于不同单位的、同一版古籍的多个印本，在馆藏目录中呈现为不同条目，然对本书而言，它们不会带来新的书籍出版信息，因此将其归并。
完成归并之后，还不能直接提取版刻信息。原因在于，已有的古籍著录浩繁，其中难免存在错讹之处。因此，在汇集已有著录的基础上，还要对其加以考辨。得益于古籍整理特别是古籍数字化事业飞速发展，笔者充分利用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古籍影印丛书、“中华古籍资源库”等古籍影像数据库，同时广泛借阅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重点古籍收藏单位的藏书，尽可能多地查核了书目、数据库所著录古籍的原书书影。 [79] 以原书书影为据，对已有著录的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诸项信息一一加以核查，从而尽可能多地修订、补充、完善已有著录。
在书名、作者等各项已有著录中，存在问题最多的，是版本项的著录。首先从整体上看，已有著录普遍存在进一步精确的空间。一方面，对于书目、数据库著录为某一年刻本的版本，可以将此年份再进行细化；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模糊著录为“明初刻本”“明刻本”的版本，亦可对其刊刻时间做出进一步推断。再就具体情况而言，一些已有著录还存在错误。
在查阅大量书影之后，笔者发现，已有著录中绝大多数明确年份，都是来自古籍中的牌记或首尾序跋的末题。古籍牌记与现当代出版物的版权页相似，牌记时间多可等同于“刊刻时间”。然而，并非所有序跋都是在书籍付梓之际写就的。有些序跋中明确提到了作品即将出版，而有些未言及此。在后一种情况下，序跋末题时间与刊刻时间，其实是存在一定距离的。
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对于书目、数据库著录为洪武、建文、永乐某年的刻本，笔者广泛调阅书影，细读其牌记、序跋，进而将已有著录中的明确年份，进一步细化为“成书时间”“作序时间”或“刊刻时间” [80] 。若明确年份为成书时间、作序时间，则该版本开始刊刻的时间实在此之后。这样划分为已有著录所俱无， [81] 是笔者的一次尝试。相信此举，会让我们对已有刻本的理解与当时书籍出版实际更为接近。
模糊著录为“明初刻本”“明刻本”的版本，通常是既无牌记，又无序跋。笔者认为，模糊著录固然是一种审慎的做法，但它也影响了版本学研究的深化。推断出没有牌记、序跋的版本的大体刊刻时间，无疑是既有意义，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在本书中，笔者亦通过考察此类版本的刻工姓名、作者信息、书中内容等因素，结合相关史料，再辅以对其版式行款、字体风格等外部特征的分析，从而对一些模糊著录的版本的刊刻时间，作出了进一步推断。
比如，前文提到的太原府翻刻本《大诰续编》，其版心下方以及书末张景哲牌记，均记有李孝思等刻工姓名。今国图还藏有《大诰三编》一卷，然其为残本，并无序跋、牌记。据笔者查考，其版心下方亦有刻工姓名。通过识读，可知该本刻工仍为李孝思等人。故此《大诰三编》亦当为太原府刻本。复据《明太祖实录》，可知《大诰三编》的成书时间。再通过考察其他明太祖御制、敕撰书籍从书成到出版所用的时间，即可由《大诰三编》的成书时间，进一步推算此刻本的大体刊刻时间了。
以上是就整体而言。具体观之，就笔者所见，已有著录中常见的错误类型，有将抄本著录成刻本，误认牌记时间，误以旧序为出版者新序，遗漏版本中的序跋、牌记、刻工信息等。笔者在附录中列举了多个错误著录的具体事例，谨供读者参阅。对于遇到的已有著录中的错误，笔者亦尽己所能，予以修订。
此即为本书对已有著录中版本信息的修订、补充与完善。其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这里未做展开，在附录中有详细介绍。在考辨过程中，笔者亦参考了瞿冕良专著《版刻质疑》、长泽规矩也《书志学论考》、郭立暄《明洪武蜀藩刻书三种》 [82] 等版本学界已有的考订成果。诚如张丽娟所言，“版本鉴别上的每一点进步，都需付出极大的努力” [83] 。版本鉴定是一项极复杂的工作，想来笔者亦难免出现鉴定之误，恳请专家学者多多批评指正。至于书名、作者、卷数等其他项的考辨工作，受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介绍。如此汇集、归并、考辨之后，方可从中提取现存版刻信息。
下面，再来看已佚版刻信息。仍以一例对此加以说明。明李原名《礼仪定式》一书的洪武刻本今已不传，没有实物证据证明其曾于洪武年间出版。然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记载，洪武二十年十月“条列成书，名曰《礼仪定式》。命在京公侯以下、在外诸司官员，并舍人、国子生及儒学生员、民间子弟，务在讲习遵守，违者问如律” [84] 。既云公侯以下、诸司官员、舍人、国子生、生员、民间子弟皆需“讲习遵守”，则《礼仪定式》当于成书后不久出版，且出版规模较大。实录之外，刘三吾《礼仪定式后序》亦云，“尚书臣李原名、侍郎臣张衡则如旨条奏……乃以颁示，永为定式” [85] 。黄佐《南雍志》卷一八亦著录“《礼仪定式》一卷，序六面板，共二十六面，全”，提要云：“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高皇帝召谕群臣……于是礼部尚书李原名等取旧增损条列，为款一十有四，分条三十有七，颁行天下” [86] 。综合以上记载，可以确认，李原名《礼仪定式》于洪武二十年成书之后，得到出版。此即笔者所言已佚版刻信息。
可见，由于实物证据已经不存，因此对已佚版刻信息的搜辑，实际考验的是查找、取舍、解读材料的能力。那么，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如何查找已佚版刻信息呢？尽管原书已经不存，但时人为该书所作的序跋题识还可能保存在其别集或总集之中，该书的版本特征、内容特点等还可能见于目录记载，该书得到出版之事还可能被写入史书。因此，笔者依次考察别集、总集、目录、史书，从中寻找洪武至永乐年间书籍出版的线索。
对于别集，首先利用崔建英等《明别集版本志》 [87] 等书目，“明人文集目录”“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等数据库，同时参考汤志波《〈明别集版本志〉献疑》，徐永明《明前期诗作者及其别集考录》，徐永明、赵素文《明人别集经眼叙录》 [88] 等研究成果，尽可能全面地调查活动于洪武、建文、永乐年间的文人有哪些别集传世，并搜辑诸集的现存版本信息。其后阅读这些存世别集中的序跋题识，并参以相关史料、书目著录等材料，从而确定曾经刊刻、今已佚失的书籍信息。
这一时期的文人中，有别集传世的只是少数。因此在充分调阅别集之后，再查考吴讷《文章辨体》、程敏政《明文衡》、张时彻《皇明文范》、何乔远《皇明文征》、黄宗羲《明文海》等明清时期编制、载录明文的重要总集，阅读其中作于洪武至永乐年间的序跋题识，查漏补缺。同样结合史书、目录等其他资料，展开考证。
笔者查考的目录包括三类，分别为《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等明代官修目录，《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等明清时期重要私人目录，以及《南雍志·经籍考》等史志目录，从中寻找线索。其中，尤其注意阅读现存明代方志中的经籍志、艺文志等。 [89]
明代史书卷帙浩繁，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政书诸体皆备。为搜辑已佚版刻而遍览群史，既不现实，亦无必要。笔者的做法，是先考察现存明代重要史籍的作者信息、成书背景、编纂过程诸项，再选出其中记载最为可靠、出版史料较多的几部史籍，以此为核心搜辑线索。比如，在查考洪武至永乐年间官方出版线索时，《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无疑是核心史籍，需要仔细阅读；同时检索《大明会典》以及此后实录，以为照应；亦旁及陈建《皇明资治通纪》、谈迁《国榷》等中晚期私修编年体史书，以为补充。
以上即为笔者摸索的查找材料的方法，然查找只是搜辑已佚版刻信息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为免绪论篇幅过重，关于材料的取舍与解读，俱见第一章第一节，此处不赘。
尽可能多地搜辑、考辨洪武至永乐年间现存、已佚版刻信息后，以此为基础，同时参考相关材料，笔者再对这一时期的出版情况进行分析，对出版业特点展开深入探讨。在此过程中，尤其注意考察洪武至永乐年间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容，综合分析各相关要素，努力避免“简单罗列排比直接关涉出版印刷的史料”“孤立地看待印刷史问题” [90] 。下面即以《大诰》出版为例，对此作一说明。
《大诰》是明太祖亲自主持编纂的法律条文。据实录可知，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大诰初编》成；十九年（1386）三月，《大诰续编》成；十九年十一月，《大诰三编》成；二十年（1387）十二月，《大诰武臣》成。 [91]
在《大诰初编》中，明太祖云：“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 [92] ；《大诰续编》亦云：“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 [93] 很多学者据此提出，“朱元璋既以行政命令要求‘户户一本’，那么《大诰》的发行量之大可想而知” [94] “（明初户数）就算1000万，户有一册，也是印刷出版史上的奇迹” [95] ，等等。
问题在于，《大诰》真的能达到如此印刷规模吗？仅从用纸这一角度观之，即知并非如此。洪武刻本《大诰初编》今天尚存，凡用纸46叶。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户数为10684435。 [96] 且将洪武十八年全国户数视作一千零六十万，若“户户有此一本”，则出版《大诰初编》，即需用纸近五亿叶；出版三编《大诰》《大诰武臣》，需用纸二十亿叶。而据万历《大明会典》可知，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产纸地方分派造解额数”，全国总数为一百五十万张纸。 [97] 此外，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洪武年间，国子监生课簿、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发光禄寺包面，课部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费如此” [98] 。这一细节，亦反映出其时纸张并不充裕。据此可知，洪武年间《大诰》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户户有此一本”的印刷规模。
可见，在研究出版问题时，仅仅考察与之直接相关的材料是不够的，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既文从字顺，又方便易得，但它毕竟不是原始史料，其对明初史事的记载亦不够翔实。如明太祖讨元诏令，《明史》即缺而不书；对明成祖统治中的问题，《明史》亦有回避。 [99] 因此本书论及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等内容时，主要利用《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大明会典》等更原始的史料，而将《明史》“视为对明史的早期研究成果之一，而非可以直接征信的史料” [100] 。《明史》之外，亦参考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潘柽章《国史考异》等重要的早期研究成果。
在充分探讨了洪武至永乐年间书籍出版的整体情况与出版业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再对这一时期出版在微观、宏观层面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出版业发展的作用展开研究。
就出版对文学的影响而言，微观层面，集中分析出版意识对作者创作的影响、出版者对作品面貌的干预两方面。据笔者查考，这一时期，在写作时即知自己的作品将会出版、具有明确出版意识的作者，仅有王逢、宋濂二人。尽管二人身份迥异，一为隐逸、一为官僚，出版作品数量不同，作品拥有的读者规模也不一，然二人俱深知出版这一行为的影响与力量。他们利用了出版的力量，而出版亦从题材选择、笔法运用两方面，影响了王逢、宋濂诗歌的具体面貌。
出版者也会从内容、体例两方面，对作者的作品面貌加以干预。笔者选取了多个案例，涵盖作者、出版者间存在的师徒、亲属等多种关系，包括石光霁出版其师张以宁诗文、周立出版其姑父高启别集、程溍出版其曾祖程钜夫作品等，由此观照这种干预的具体表现。其中，重点考察傅若川在出版其兄傅若金《傅与砺诗集》过程中，对作品体例的调整。借此个案，来深入考见出版者——即使是高度负责的亲属，其细微改动对作者原意造成的改变。
宏观层面，则就出版对作家作品文学史地位的影响、出版对文学流派与思潮形成的作用两方面展开论述。在这一时期的诗人中，获得后世最高赞誉的两位，是高启与袁凯。高启地位前文已述，袁凯则被不少文人学者视作“国初诗人之冠”。因此笔者以高启、袁凯为中心，探析在他们文学史地位的确立过程中，作品出版所扮演的角色。
而在洪、永年间的诸多文学流派中，对此后明代文坛产生最大影响的，是以林鸿为领袖的闽中诗派。此时福建地区的出版业水平，亦为全国首屈一指。当地繁荣的书籍出版、发达的出版水平，对闽中诗派成员落实并弘扬其文学主张，具有关键作用。从洪武到永乐，多位闽中诗派成员从“山林”走向了“台阁”。而台阁体的流行，正是明前期颇具特色的重要文学思潮。因此，本书再讨论欧阳修集在这一时期的出版，与台阁文臣“崇欧”文风形成之间的关系。
最后，本书从文学风尚、文学主张对出版者的影响这两个层面，来考察文学对出版业发展的作用，分别以南京书坊主王举直出版刘仔肩《雅颂正音》、江西文人许中丽出版其《光岳英华》为个案，展开考察。两部作品俱为诗歌总集，其作者俱与江西密切相关，而出版者迥然有别。一为以盈利为核心要义的书坊主，一为根本目的不在于盈利的文人。由此，可见文学风尚、文学主张对两类出版者出版行为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探讨文学问题时，同样高度重视考证，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对作家生平的考证。如已有研究论及闽中诗派领袖林鸿时，所用传记资料大都出自初版于万历年间的《闽中十子诗》。笔者则查考到弘治《八闽通志》卷六二、嘉靖《延平府志·官师志》亦载林鸿小传，其写作时间更早，且作者的主观色彩、目的性也更少。二是对作品的考证。如研究者多以《萝山集》为宋濂元末作品集、《芝园集》为明初作品集。笔者则详细考证了集中部分诗歌的写作时间，进而修订了已有观点。三是对序文等文体，同样借鉴史料学方法，对其加以考证。如王袆、王彝、谢徽、胡翰俱曾为高启《缶鸣集》作序，笔者在细读诸序同时，亦考察作序者身份，观其与作者是否存在地缘、僚属关系，进而判断其主观色彩的强度，等等。
笔者还将自己搜辑到的全部版刻信息，编制成“明代洪、永年间（1368—1424）书籍版刻信息初编”，作为本书附录。这一目录既是本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亦可单独使用。它不仅可以让研究者快速获得明代某一时期较为全面的书籍出版信息，还可为查找、阅读、利用相关版本进而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便利。
最后需要强调，本书题目中的“洪、永年间”是基于出版而言。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既有在此时期创作、同时有作品出版的作家，亦有这一时期得到出版的前代作品。而在探讨出版对作家作品文学史地位的影响等比较宏观的问题时，为使读者获得更为全面、清晰的认识，笔者也会略及永乐以后的相关史事。
本书对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深化对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情况、出版特点的认识。本书对出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建立在充分考察这一时期出版情况、出版特点的基础上。针对学界关于明前期出版“繁荣”与“萧条”观点并存的现状，本书既从宏观上统计当时出版书籍种类，考察其中有代表性作品的出版规模、篇幅，亦就此时的出版成本、全国各地出版业水平差异，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出版书籍的难易等问题，作比较深入的专题探讨。
在考察整体出版情况时，本书不仅关注现存刻本、全面爬梳信息，还尽可能多地搜辑、考辨已佚版刻信息，以求更加接近这一时期书籍出版的真实场景。
目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明前期书籍出版萧条，然其所用论据是不够充分的。如日本学者胜山稔根据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得出了从1368年到1458年这九十年中，平均每年只生产不到十部书的结论； [101] 大木康则以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为据，提出“从宋代到明代正德年间每年出1.7种书，可是到了明末，嘉靖到崇祯，每一年平均有16.7种书。后者大约是前者的10倍” [102]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更以“穷匮”形容洪武至天顺年间的出版事业，将这一阶段称作“出版之冬” [103] ；等等。
显然，以上研究是在“现存明前期刻本”与“明前期刻书实际”间画了等号。问题是，这二者之间相距六百年，是不可能等同的。“现存明前期刻本”远不能反映“明前期刻书实际”。因此，仅根据著录现存刻本的书目记载而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全面的。更何况，《明代版刻综录》《中国版刻综录》对于海内外现存刻本的统计，亦有阙漏。唯有全面爬梳现存版本信息，并将曾经刊刻、而后佚失的书籍信息同样纳入考虑，才能不断接近明前期书籍出版的真实场景。
在探析出版特点时，本书力图尽可能综合地考察多种因素，而非仅仅引用、转述、铺叙与出版直接相关的材料，从而挖掘出这一时期书籍出版的更多细节。
书籍出版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刻刀、木槌的成本，纸张、墨汁的价钱，不同区域木料的质量，不同地方刻工的风格……一叶书影的版式、行款背后，隐藏了太多记载千百年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密码，等待着研究者破解。然以笔者所见，目前深入、综合探讨书籍出版具体情况的研究相对较少。更为常见的做法，还是引述与出版直接相关的材料。前文所述《大诰》“户户有此一本”的问题即是，下面再举一例。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云，“相传‘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当时有二十数王，则所赐约有数万本，自然多出于新印，大部分当为元人旧作” [104]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亦云，“清梁清远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当时有二十余位藩王，则赐书总数约在四万本左右。这些书当然有宋元旧本，但也必有不少明刊新本” [105] 。近年来，仍有不少研究引用这则材料，如霍艳芳《中国图书官修史》谓，“朱权能够整理出如此多的音乐文献，与太祖赐书有关，‘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 [106] ，等等。
按，此言最早出处，当为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 [107] 梁清远《雕丘杂录》卷一五盖为转引。暂且不论洪武初年中央刻书能否达到如此规模，仅从明太祖对声色娱乐的态度这一点观之，即知此事并不现实。据《明太祖实录》卷三三、卷七八记载，洪武元年（1368）七月，“上谓侍臣宋濂等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洪武六年（1373）正月，“上谓儒臣詹同曰：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 [108] 。洪武二十二年（1389）三月更有圣旨，明令“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109] 。以明太祖的个人好恶、行事风格，是不可能在建国之初印刷数万本词曲，赐予各位藩王的。
类似问题还有很多，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列举。有鉴于此，本书尤重对书籍出版具体情况的探索与挖掘，而不止于材料的表面。如在读到胡翰《胡仲子集》的出版者王懋温洪武十四年（1381）所作识语时，笔者先将其与洪武十年（1377）宋濂《宋学士文粹》的出版者郑济所作识语、永乐二年（1404）赵谦《学范》的出版者王惠所作识语等材料对读，再计算各刻工群体的刻字速度，进而推想《胡仲子集》刻工人数、刊刻时长，最后探讨其用时较久的原因。再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洪武二十年太原府翻刻本《大诰续编》，该本末有牌记。然笔者未止于阅读牌记，而是逐叶辨识了版心下方的刻工姓名，并由此推测太原府组织诸位刻工翻刻的具体情景。洪武刻本《雅颂正音》同样藏于国图，笔者发现共有两个印本。通过对勘两个印本可知，《雅颂正音》出版之初并无牌记，书坊主王举直后来补刻了一方牌记，由此可知《雅颂正音》曾经畅销，等等。
对出版具体情况展开深入、综合探讨的研究相对较少，也与记述出版成本、详细记录出版过程的史料比较匮乏有关。本书亦搜辑到一些此类史料，其中不少为清代以来学者所未注意。如宋濂《新注楞伽经后序》明确记载了释如玘于杭州演福寺主持出版《楞伽经》的成本，云“起手于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讫功，费钱三千缗云，为《楞伽》一经” [110] ，即为叶德辉《书林清话》所未载。
本书附录“明代洪、永年间（1368—1424）书籍版刻信息初编”，亦可为研究者提供帮助。除了方便研究者查阅版刻信息、利用相关版本，笔者摸索的搜辑、考辨现存、已佚版刻信息的一些方法，对于调查、研究自宋至清其他时期的出版情况，或亦有参考价值。此外，由于篇幅有限，本书附录未能展示书影。读者如有兴趣，可以此为据，通过笔者提供的信息，借助古籍影印丛书、数据库等浏览各现存版本书影，从而对洪、永年间流行的黑口、赵字的刻书风格，获得更为具体、直观的体认。
其次，是进一步拓宽、深化对明前期诗文的研究。本书在充分考察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情况、出版特点的基础上，从探析出版与文学关系的角度切入，既研究当时文坛的流行风尚、广大文人的普遍主张，亦就高启、宋濂、高棅《唐诗品汇》、闽中诗派、台阁文风等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展开探讨，还关注文学史地位并不突出，但在当时比较重要的文人创作。在研究内容上，努力做到点、线、面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尽可能多元地考察文学元素，而非仅仅探讨作家生平、作品面貌。
诚如梅维恒所言，文学不是自在自为之物，而是社会政治力量和文化事实之无尽序列的产物。 [111] 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亦要求研究者不断调整观察视角、优化研究方法、开辟新思路，从而拓展、深化文学研究。对现存材料丰富的近古文学特别是明清文学而言，这一点尤为迫切。廖可斌老师即已明确指出，明清作家、作品浩如烟海，因此从事明清文学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必须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知识分子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有所关联； [112] 要着重考察文学社团的兴替，政治、理学、科举等元素与文学的互动，地域文化、商品经济和市镇繁荣对文学的影响； [113] 等等。
本书研究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力图从一个更宏阔的视域出发来研究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语境与物质背景，探索不同文学元素的互动与交融。利用这一方法，本书多有创获。比如，刘仔肩《雅颂正音》是目前所知成书时间最早的明诗总集。长期以来学界强调其史料价值，对其文学价值则基本皆持贬抑态度。本书注意到，在出版成本颇高的洪武年间，追求盈利的书坊主主动出版此书，并为之制作牌记、向广大读者征求同类稿件。由此可以想见，《雅颂正音》读者甚众。故通过是集，可以更为真切、具体地感知当时诗坛的流行风潮。
本书对高启的考察亦然。与《雅颂正音》不同，学界关于高启的研究已颇为丰富。从高启生平考到别集版本考，从诗歌理论分析到创作实践探讨，俱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就其创作而言，关于高启的吴越纪游诗、游仙诗、怀古诗、梅花诗、睡觉诗，皆已有专题论文。 [114] 对于《青丘子歌》写作时间、高启死因等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学界亦多有讨论，并存在不同观点。 [115]
近年来，学界愈发关注自元入明这一外在环境变化对高启心态、创作的影响，并由此观照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转向。左东岭《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此外，如何春根《高启渐趋消沉的心路述略》 [116] 、李圣华《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 [117] 等，亦强调外界因素对高启价值观念、心态变化的决定性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却很少注意到高启对自己作品出版一事的态度。笔者对此加以考察，认为高启旗帜鲜明地不愿出版自己作品。通过不出版，高启有效控制了自己的读者规模，从而得以在诗中自由地书写自我。
再有，本书亦可为海内外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提供思路。诚如钱存训所言，“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的多彩多姿、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中特有的奇迹” [118] 。然而，在西方学者主导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世界中，目前关于中国古代的研究很少且聚焦于晚明，海量的中国古代书籍资料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海外又多偏重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如梅尔清指出，“大木康和井上进两位学者在英语学者圈中影响巨大” [119] ，中国学者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反而居于边缘位置。
上述情形，充分说明当前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大多是在以西方视角观察中国历史，而未对中国古代书籍传统的自身特点与发展历程予以足够关注。比如学界聚焦晚明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这一时期的商业出版，比较适配注重书籍生产、发行、消费等环节，强调书籍商品属性的研究理路。 [120] 然需看到，这种理路是植根于西方社会印刷出版历史，它并不能充分地阐释中国古代书籍传统。一方面，中国古代大量刻本并无明显的商品属性；另一方面，正如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晚明的商业出版与西方的商业出版同样判然有别。此外在材料方面，西方社会存在丰富的有关书籍生产、消费的经济记录，而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鲜少详细记录生产成本、书籍价格、筹资方法等经济内容。如戴思哲（Joseph R.Dennis）即指出，“很多用来研究早期出版者的材料，存在于欧洲，而不存在于中国” [121] 。经济资料的匮乏，亦让研究者在采取这种理路时，受到局限与束缚。
可见，西方学者创制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方法，并不能圆满解决中国古代书籍史问题； [122] 而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书籍传统，亦呼唤研究者基于自身特点、立足自身情况，“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23] ，摸索出一套最适合中国古代书籍传统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对于世界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也会是非常有益的补充。近年来，我国很多学者已作出了宝贵探索，如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项目即开展了很多工作，等等。
本书在充分收集、考辨版刻信息基础上，探讨明前期出版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出版业的作用，也希望能够为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提供一些思路。笔者以为，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核心的传统校雠之学，可以成为“本土化”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考之海外学者著述，一方面，他们的很多思路，如从书籍出版延伸至国家社会关系、大众识字水平、交流网络、商业化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带来不少启发；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存在着轻视传统的版本考证等工作，以其为饾饤琐碎的倾向。当前，传统的校雠之学与新兴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间，似存在某种“断裂”。其实，从书籍出版出发，进而探讨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问题，同样应基于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二者应该有机结合。
最后，本书对于进一步深化已有的作家作品评价、寻找新的典范作家，以及探讨技术、媒介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亦具启发意义。
本书虽然以洪武至永乐年间为时间断限，但各章展开论证的角度、方式，包括探讨一地书籍出版情况、出版业水平对当地文人创作的影响，如何判断作者在写作时即具有出版意识，进而考察出版意识对作品面貌的影响，分析出版在作家作品、文学流派的文学史地位提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对于研究自宋至清其他年代的文学创作，乃至从宏观上考察“刻本时代”与“抄本时代”文学创作的异同等，亦具参考价值。探究与出版相关的诸多因素在作家的当时创作、后世文学史地位升沉等环节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有助进一步深化已有作家作品评价，还将提供一种观察文学史的新视角，为寻找新的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家带来可能。
通过本次研究，亦可见造纸术、印刷术，尤其是印刷术这项伟大发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长期以来，很多海外学者并未就此问题展开较深入的讨论。其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印刷术对西方国家的技术手段、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古代，印刷术并未扮演如此角色，没有推动社会转型。是以不少海外学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印刷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予以重视。
其实，一项科学技术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历史影响必然有所不同，因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态长期稳定，始终未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实与地理环境、语言文字、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非印刷术没有对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作用、产生影响。本书对出版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即展示了印刷术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
印刷术既是一项技术，亦是一种与我们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介。诚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言，“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124] 。从雕版、活字印刷到石印、铅字排印再到激光照排，今天的我们仍在与印刷媒介密切相处，同时还必须面对微博、微信、直播平台等“自媒体”“新媒体”的来势汹汹。数字网络媒体的勃兴，也意味着印刷媒介的重塑。传统与新兴媒介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仿佛千百年前印本与抄本影响了一位位文人的写作。 [125] 由此观之，本书论述数百年前雕版、活字印刷对文学的影响，或许亦可促使一些读者，去关注、去捕捉此前未曾留意的媒介影响；或者引发一些思考，关于今天的你我如何与媒介相处。
[1] [美]钱存训：《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纸和印刷》，刘祖慰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第1页。
[2] 对于“出版”概念，学界还有很多不同界定。有的定义更为宽泛，如李瑞良提出，凡具备“图书或著作物、制作和传播流通”这三要素的，“都可视为出版”[李瑞良：《中国出版编年史》（增订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2页]，等等。
[3] 按，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尽管印刷术由中国发明，但其并未对中国文化与社会产生重要作用。如[英]翟林奈（Lionel Giles）云：“印刷术对中国文学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似乎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更不能与它带给欧洲的知识革命相比”（[英]J.A.汉默顿（J.A.Hammerton）主编：《人类文明》，张君峰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页）；[加]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亦云：“对于中国人来说，印刷术只不过是他们转经筒的替代物，是一种重复经文的视觉手段，很像我们时代的广告”（[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杨晨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等等。他们这样说的根本原因，大都在于印刷术未促使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这是在以西方模式衡量中国历史，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4] 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兼论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台北：里仁书局2008年版，第15页。
[5] [美]王宇根：《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6] [日]内山精也：《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试论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的关系》，益西拉姆译，《新宋学》第1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7] [日]内山精也：《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朱刚译，《东华汉学》2010年第11期，第130页。
[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9] [美]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卷，马小悟等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页。
[10] [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51页。
[11] [日]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2] [日]内山精也：《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试论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的关系》，益西拉姆译，第261页。
[13] 陈冬根：《苏轼的檃括体创作与传媒因素关系之考察》，《庐陵文化与古代文学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133页，下同。
[14] 对此，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亦从阐释学角度指出：“这意味着作者在创作时已充分考虑读者接受时的需求，尽可能交代可供读者‘以意逆志’的背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15] 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第101页。
[16] 杨挺：《印刷传播语境下宋代文学的社会责任观念》，《求索》2007年第11期，第180页。
[17] 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7—8页。
[18] 张仲谋：《明代书坊与词集传播》，《文献》2013年第1期，第161页。
[19] [美]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20] 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文史知识》2000年第2期，第28页。
[21] 俞为民：《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艺术百家》1997年第4期，第47页。
[22] 廖华：《论明代书坊对戏曲选本的意义》，《戏曲艺术》2016年第1期，第72页。
[23] 汪燕岗：《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第140页。
[24] [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等译，第365—369页。
[25] 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第24页。
[26] 汪燕岗：《论清代佛山雕版印刷下通俗小说的出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10页。
[27] 张高评：《杜集刊行与宋诗宗风——兼论印本文化与宋诗特色》，《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79页。
[28] 张锦辉：《宋代雕版印刷与文学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1年，第33页。
[29] 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199页。
[30] 季品锋：《印刷术与词体演进关系初探》，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3年，摘要第1页。
[31] 涂秀虹：《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与建阳刻书的关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82—187页。
[32] 廖华：《论明代书坊对传奇体制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39—145页。
[33] 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第204页。
[34] [日]内山精也：《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朱刚译，第158页。
[35] 吴冠文：《论六朝诗歌的批评与整理在明代中期的兴盛》，《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56页。
[36] 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第109—110页。
[37] 程国赋：《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第94—95页。
[38] 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前言第7—8页。
[39] 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第100页。
[40] 石昌渝：《通俗小说与雕版印刷》，第29页。
[41] 王重民：《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一《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按，是文最初发表于《安徽历史学报》创刊号（1957年，第31—38页）。
[42]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43] 董洪利主编《古典文献学基础》：“嘉靖至万历时期，除司礼监刻本外，其他官私刻书，一变为白口、方字、仿宋。这与当时文学上李梦阳、李攀龙等前后七子大力提倡复古运动有极大关系……于是文追秦汉、诗复盛唐、刻书则仿赵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明后期，在文学复古运动风气中，版刻字体也受到影响，追求宋代的风格。”（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44] 按，关于中国古代出版与文学关系，学界还有很多研究成果。比如，关于明代书坊主干预通俗小说面貌这一点，在上文所述之外，已有研究还有董伟峰、宋莉莉《建阳坊刻业与明中后叶通俗小说的发展》（《出版与印刷》2001年第3期，第70—72页），齐裕焜《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04—109页]，姬志香《明代书坊刊印通俗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7年），王莉《明代中后期南京坊刻插图本通俗小说考述》（《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1期，第64—69页），余闯《明代后期坊刻通俗小说述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8卷，第269—273页]，朱燕、徐宝丰《坊刻的传播方略：以〈西游记〉为中心》（《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第171—174页），等等。然而，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并未超出坊刻本图文并茂、增添评点注释、书坊主校勘不精等方面。为避免行文甚繁、详略失当，笔者未将这些研究列入正文。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亦是如此处理。
[45] 关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长期以来聚讼纷纭。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汉字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据美国学者富路特（L.C.Goodrich）考证，此为唐武周长安四年（704）至玄宗天宝十载（751）之间的刻印品。如此，则雕版印刷术当发明于唐代中期以前。
[46] 需要说明的是，在雕版印刷术得到广泛使用的“刻本时代”，抄本仍然大量存在。如朱国祯《涌幢小品》卷2“秘书”引明万历初年沈懋孝记载，即云“中秘书在文渊之署，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36页）。
[47] [日]内山精也：《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朱刚译，第125页。
[48] 主要丛书，有《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国学基本典籍丛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等。数据库，有“中华古籍资源库”“宋人文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全文影像数据库”等。
[49] 比如，2006年11月24日，德宝公司拍卖民间藏宋刻本刘克庄《南岳稿》，最终以四百万元落锤。此本未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目录，当为宋刻孤本。《南岳稿》在拍卖之前，即得到《北京青年报》《藏书报》《文物报》等媒体的广泛报道，并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公开预展。成交以后，相关报道还有赵前《宋刻〈南岳稿〉》[《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7月16日]、程有庆《〈南岳旧稿〉追忆》（《藏书家》第12辑，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56—63页）、陈东《宋刻本〈南岳稿〉上拍小记》（《藏书家》第14辑，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79—85页）等。其后，侯体健专著《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第五章“刻书和编集：文学新变与作品传播”中，即用到了关于《南岳稿》的报道和首叶书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248页）。
[50] 如沈括《梦溪笔谈》即云，辽时“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页]。按，关于辽时书禁，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载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63页）有详细讨论。亦可参阅施国新《辽代的图书出版与书籍传播诸问题论析》（《理论月刊》2014年第6期，第74—76页）。
[51] 如《辽史·道宗本纪》即载，“（道宗清宁十年十月）戊午，禁民私刊印文字”（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64页）。
[52] 截至目前，辽刻的集中发现主要有三次，分别在山西应县木塔、河北天宫寺塔、内蒙古庆州白塔。主要研究成果，有郑恩淮《应县木塔所发现的北京早期印刷品》（《文献》1988年第1期，第215—219页），杜成辉《从应县木塔秘藏题记看辽代的雕刻印刷业》（《北方文物》2011年第2期，第70—74页），王珊、李晓岑等《辽代庆州白塔佛经用纸与印刷的初步研究》（《文物》2019年第2期，第76—93、96页），等等。
[53]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第225页。
[54] 主要研究成果，有张承宗《金代刻书中心平水考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106—107页]、孙丽军《金代的图书事业》（《图书馆建设》2003年第1期，第105—107页）、李西亚《金代图书出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1年），等等。
[55]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巴蜀书社1990年版，编例第1页。
[56]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424页。
[57] 如葛兆光即认为，“由于前人的不重视造成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辽金文学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58]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前言第3页。
[59] 此为笔者据王锟、金晓刚《百年宋濂研究平议》（《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107—115页），以及王立言、人民《三言二拍研究综述（上）》（《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第48—54页）、《三言二拍研究综述（下）》（《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39—44页）所做统计。
[60] 吴承学、曹虹、蒋寅：《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第8页。
[61] 李长声《书·读书·读书史》（《读书》1993年第6期，第136—141页）、彭俊玲《国外对印刷文字与书籍史的研究新动向》（《大学图书馆学报》1995年第5期，第63页），以及夏李南、张明辉《欧美学术界兴起书籍史研究热潮的背景、方向及最新进展》（《大学图书情报学刊》1997年第2期，第38—39页）等，是我国较早介绍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理论的论著。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如[法]费夫贺（Lucien Febvre）、[法]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印刷书的诞生》，[英]戴维·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in）、[英]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Alistair McCleery）《书史导论》等书籍史、阅读史领域重要著作，皆已翻译出版。
[62] 达恩顿的“交流循环”，可以简要描述为“一种从作者到出版社、印刷厂、运输商、书商、读者的传播循环”（[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阅读的未来》，熊祥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183页）。
[63] 如美国学者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即指出，“多数学者强调商业出版，这最能贴切地反应出‘交流循环’现象，但同时忽略了两种在中国较重要的出版模式——官方和家族的生产”（[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马钊校，《史林》2008年第4期，第3页）。
[64] 以明代书坊为例，主要成果即有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分上、中、下三篇载于《文献》，分别为1984年第3期，第230—248页；1984年第4期，第195—221页；1985年第1期，第236—252页），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一章“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明代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第四章“书坊的成熟期——明”（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陈昭珍《明代书坊之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吴东珩《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坊刻图书的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官文娟《明代建阳书坊的科考用书》（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涂秀虹《明代建阳书坊刊刻小说之概况》（《闽江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3—23页），施建平《明代苏州书坊出版研究》[《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第76—80页]，杨军、杨华林《论明代江南民间书坊的勃兴及其社会意蕴》（《出版科学》2016年第5期，第111—115页），等等。
[65]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新月书店1928年版，引子第4页。
[66]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编：《中国文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3页。
[67] （明）袁袠：《李空同先生传》，载（明）李梦阳著，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071页。
[68] （明）张四维：《诗纪序》，载（明）冯惟讷《诗纪》，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年间吴琯刻本。
[69] （明）李贽：《李温陵集》卷6《与管登之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6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明刻本，第236页。
[70] （清）黄丕烈：“跋”，载（唐）陈子昂《子昂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四年王廷相刻本。
[71] 顾颉刚：《明代敕撰书考序》，载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2年版，顾序第1页。
[72] 按，持“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的学者大多认为，元明之际的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论述，认为“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古代中国》2010年第4期，第83页），笔者认同此说。
[73] 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9—130页。
[74] [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9—120页。
[75] 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76] 如徐朔方、孙秋克《明代文学史》即云，高启“博学多才而诗名甚高，为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为人公认的明代第一诗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等等。关于明代以来文人学者对高启诗歌成就、文学史地位的评价，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有详细讨论。
[77] 如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即云，“明代散文作家，即如上述，举宋濂、刘基、归有光三家以为代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95页），等等。
[78] 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中，有对太原府翻刻《大诰续编》用时、工作方式等问题的详细考证。
[79] 近年来，陈正宏等学者提出了“实物版本学”这一概念并强调其意义。笔者亦认同其重要性，这里想要略作补充、略述己意的是，“实物”并不等于“实地”。对于一部分书籍，借助古籍影印丛书、古籍影像数据库，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完成实物版本学“确定此书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制作而成，其制作过程如何”（李开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19页）的任务，有时还可以做得更好。原因在于，当前古籍收藏单位出于保护古籍的需要，大多仅向读者出借缩微胶片、光盘，而不提供原书。即使提供原书，书籍也多已经过改装、修复，并非原本装帧。且读者为避免污损古籍，通常不敢离书叶太近。还有一些单位每次仅向读者出借一部馆藏古籍，读者阅毕归还方可调阅下一部，这样就无法实现馆藏古籍的对勘。而利用古籍影印丛书、数据库，读者不仅省却了交通出行、进馆安检、办理借阅手续、等待古籍提取的时间，还可以轻松实现古籍对勘。对于数据库收录的古籍书影，更可尽情地放大图像、局部截图，从而更加仔细地考察其版式风格、刻书字体等。
[80]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划定的“成书时间”“作序时间”俱为动作“完成时”，“刊刻时间”则包括了“刊刻完成时间”与“开始刊刻时间”两种情况在内。读者据本书附录提供的牌记、序跋等项原文，即可判断各刊刻时间的具体情况。各版本的刊刻用时（亦即“开始刊刻时间”与“刊刻完成时间”的间隔），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过据笔者考察，在洪武至永乐年间，多数书籍的刊刻用时是超过一年的（本书第二章对此有详细讨论）。
[81] 其实，版本目录学界早已注意到此。如据沈津回忆，潘景郑、瞿凤起等前辈即将一部著录为万历二十七年的刻本改为万历刻本：“比如卡片上原来写‘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为什么‘二十七年’要删去呢？因为序虽然是万历二十七年作的，但序文里并没有明确说这部书是在这一年刊刻的，缺乏明确的依据，所以只能表述为‘明万历刻本’。”（何朝晖：《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谈上海图书馆旧事》，《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3月19日）然在目前的书目、数据库中，类似“万历二十七年刻本”的著录还有很多，且这些著录皆无“万历二十七年为作序时间”一类的说明。
[82] 瞿冕良：《版刻质疑》，齐鲁书社1987年版；[日]长泽规矩也：《书志学论考》，《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1卷，东京：汲古书院1982年版；郭立暄：《明洪武蜀藩刻书三种》，《版本目录学研究》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269页。
[83] 张丽娟：《张丽娟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古籍版本研究的典范之作》，《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8年6月23日。
[84] 《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校印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钞本，第2794页。
[85] （明）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明万历六年贾缘刻本，第90页。
[86] （明）黄佐：《南雍志·经籍考》，《明代书目题跋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影印清光绪年间叶德辉重刻本，第446页。
[87] 崔建英辑订，贾卫民、李晓亚参订：《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5年版。
[88] 汤志波：《〈明别集版本志〉献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3期，第70—74页；徐永明：《明前期诗作者及其别集考录》，博士后报告，复旦大学，2004年；徐永明、赵素文：《明人别集经眼叙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89] 现存明代方志，数量在一千种以上。其中的“艺文”“典籍”“书籍”“藏书”“学校”“官署”诸志，对考察当时书籍出版、传播具有独到价值。但由于明代方志“目录混乱、收藏零散、内容庞杂”（李新峰：《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长期以来，方志目录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利用。李新峰专著《明代卫所政区研究》附录《丛书影印明代政区方志初录》凡著录明代方志812种，全部有明确的丛书出版信息，可为研究者阅读明代方志目录提供线索与帮助。
[90] 辛德勇：《写在〈中国印刷史研究〉出版的时候》《关于中国印刷史研究的一些想法》，新浪微博2016年12月19日、2016年10月3日，http：//weibo.com/xindeyong，2017年1月6日。
[91] 《明太祖实录》卷176：“（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御制大诰》成，颁示天下”；卷177：“（洪武十九年三月辛未）《御制大诰续编》成，颁示天下”；卷179：“（洪武十九年十一月癸巳）《御制大诰三编》成，颁示天下”；卷187：“（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大诰武臣”（第2665、2682、2715、2808页）。按，为行文方便，笔者以《大诰》指代《大诰初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之总和。
[92] （明）朱元璋：《大诰初编》“颁行大诰第七十四”，《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明洪武十八年刻本，第265页。
[93] （明）朱元璋：《大诰续编》“颁行续诰第八十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2册，影印明洪武十九年刻本，第305页。
[94] 汪燕岗：《雕版印刷业与明代通俗小说的出版》，第138页。
[95] 王学泰：《说大诰》，《随笔》2007年第4期，第13页。
[96] 《明太祖实录》卷214：“（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天下群县更造赋役黄册成，计人户一千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口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第3166页）
[97] 万历《大明会典》卷195“工部十五·纸札”：“陕西十五万张；湖广十七万张；山西十万张；山东五万五千张；福建四万张；北平十万张；浙江二十五万张；江西二十万张；河南五万五千张；直隶三十八万张。”（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明万历重修本，第2645页）
[98] （明）陆容著，佚之点校：《菽园杂记》卷1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3页。
[99] 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96页。
[100] 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绪论第6页。
[101] 转引自[美]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 How to Succeed Commercially as a Huizhou Book Publisher ， 1500—1644 ，载周生春、何朝晖主编《印刷与市场国际会议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102] [日]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周保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03] [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第119—120页。
[104]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469页。
[105]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153—154页。
[106] 霍艳芳：《中国图书官修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7页。
[107] （明）李开先《闲居集》卷6《张小山小令后序》：“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明）李开先著，路工辑：《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0页]。
[108] 《明太祖实录》，第596、1431—1432页。
[109]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0“国初榜文”，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346页。
[110] （明）宋濂：《芝园续集》卷2，见（明）宋濂著，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43页。
[111] [美]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卷，马小悟等译，引言第5页。
[112] 廖可斌：《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第123页。
[113] 廖可斌：《文学思潮史的写法——以明代文学思潮史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43—54页。
[114] 主要研究成果，分别有房锐《高启吴越纪游诗简论》（《川北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15—17页），刘民红《高启游仙诗初探》[《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43—47页]，李鸿渊、黄国花《高启怀古诗初探》（《船山学刊》2005年第2期，第135—138页），纪映云《论高启梅花诗的精神意蕴》[《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第4期，第78—81页]，孙小力《论高启的睡欲和诗癖：兼及元代文人的隐乐思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41—48页]，等等。
[115]
如关于高启《青丘子歌》的写作时间，清代金檀辑注《高青丘集》所附年谱，将《青丘子歌》系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今人陈建华《高启诗文系年补正》则认为，是诗作于至正二十年春或稍后（《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225页）；傅
强《高启〈青丘子歌〉作年辨证》又提出，高启写作《青丘子歌》，“必在洪武三年辞官归田以后”（《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76—79页）；房锐《高启〈青丘子歌〉作于何年》复针对傅文，提出是诗应作于元至正二十年到至正二十二年间[《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69—73页]；等等。
[116] 何春根：《高启渐趋消沉的心路述略》，《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第94—97页。
[117] 李圣华：《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第177—179页。
[118] [美]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版新序”第2页。
[119] [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马钊校，第3页。
[120] 如[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开篇即云，“从晚明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生产和消费书籍的浪潮……它们的轨迹昭示了更为宏大的社会、思想、经济和文化模式，也揭示了读者、作者、出版商、消费者参与建构的各种身份”（第1页）。
[121] 此为笔者所译。原文为：Many types of sources available for studying early European publishers simply do not exist for Chinese publishers.（ Writing ， Publishing ，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 1100—1700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p.5）
[122] 对此海外学者亦多有注意，如唐·麦肯锡（McKenzie）云：“一种关于书籍及其流通的特殊的欧洲中心观，并不能解释在有着不同的交流传统、识字能力标准差异甚大的其他社会中，文本所扮演的角色。”（[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7页）
[12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84—285页。
[124] [美]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125] 很多学者都将今天新旧媒体并存的情境与古代抄本、印本共存的场景相关联。如[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云，“正如手抄本传统曾与当时新的印刷技术融合，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类似的新旧媒体的融合与互补”（何朝晖译，第50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