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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察出版成本，最大的困难是史料匮乏。诚如张真园所言，“印刷事业占工艺重要之地位，国人旧惯恒重文而轻武，以为工艺者非文人之事也……故就我国典籍中，欲求印刷术发达之理路，一贯之线索，则颇非易易” [1] 。刻版、印刷属于工艺技术，不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所重视，是以在现存文献中，明确记载刻工工资、木版费用、纸墨价格等有关出版成本的材料甚罕。清代以来，叶德辉等学者广泛爬梳文献，发现在自宋至元的出版工作中，出版者记述了与成本相关内容的，仅有如下八例。
就宋代而言，有绍兴十七年（1147）黄州出版《小畜集》、绍兴二十七年（1157）沅州公使库出版《续世说》、淳熙三年（1176）舒州公使库出版《大易粹言》、淳熙十年（1183）象山县学出版《汉隽》、庆元六年（1200）华亭县出版《二俊文集》、嘉泰二年（1202）绍兴府出版（嘉泰）《会稽志》。就元代而言，则有至元五年（1339）谢应芳出版十七史、至正四年（1344）集庆路出版（至正）《金陵新志》。 [2]
在笔者搜辑的287则洪武至永乐年间现存、已佚版刻信息中，言及出版费用者，仅有二则。其一，是据宋濂《新注楞伽经后序》记载，释如玘于杭州演福寺主持刊刻《楞伽经》，“起手于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讫功，费钱三千缗云，为《楞伽》一经” [3] 。其二，是谢应芳有《思贤录，元末为宋先贤邹忠公祠墓而作也，洪武壬戌会崑山王仲昭语及之，慨然有镂板之意，后果如其言……追念畴昔，乃口占以抒其情》一诗，诗中有“故人家住千墩麓，为侬版刻《思贤录》……乃将楮币折青蚨，七万五千钱数足” [4] 之句。
释如玘刻本《楞伽经》、洪武刻本《思贤录》今俱已不传。现存清道光年间咏梅轩刻《思贤录》四卷、《续录》二卷本，其行款为半叶10行行23字，其中旧序二叶、目录一叶、正编四卷八十七叶。 [5] 由此推算，洪武刻本《思贤录》字数在三万六千左右。复据《永乐北藏》所收释宗泐、如玘注解《楞伽经》八卷本可推算出，其字数在七万三千左右。 [6]
《楞伽经》“费钱三千缗”，每一缗为一千文。《思贤录》“七万五千钱”，当即七万五千文。《楞伽经》篇幅倍于《思贤录》，刊刻质量想必亦更佳，是以费用更高；另外，七万五千文之外，谢应芳还获得了书版等其他资助（后文会谈到这一点）。
释如玘出版《楞伽经》在洪武十二年， [7] 谢应芳所言壬戌，则为洪武十五年（1382）。这一时期官僚士大夫的俸禄亦可考。明代官俸以石数计，分为本色、折色。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九年二月户部奏，文武官吏俸禄自九月始以米、麦、钞兼给，“每钱一千、钞一贯，各抵米一石” [8] 。洪武十三年二月定文武官员岁禄，其中正一品禄米千石、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俸钞一百五十贯，正七品百石、俸钞六十贯，正九品六十五石、俸钞三十贯。 [9] 据此，即使是最高级别官员，亦难以一己之力承担《楞伽经》的出版费用。
但问题在于，洪武年间官僚士大夫的俸禄偏低，因此将二者对比，似不足以说明出版成本之高。有关这一时期其他物价的记载罕见，因此亦无法展开对比。且仅据这两个数据，实难以从整体上，对这一时期出版成本高低作出判断。特别是“三千缗”很可能为特例，而非普遍情况。
上述问题，要求我们选取其他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出版成本问题展开研究。笔者选定的角度有二。其一，是考察这一时期的官僚士大夫，能否凭一己之力负担全部出版费用；其二，是他们的出版工作用时长短。这一时期的出版者，可以分为皇帝、太子与藩府、官僚士大夫、普通民众四类，其中以官僚士大夫人数最多。若此时大多数出版者都能独立承担出版费用，且出版工作较快完成，则可说明此时的出版成本不算高；反之，说明出版成本比较高。按，本书所言“出版者”，皆指采取行动（基本是出资）、将书籍出版意愿落实的主体。对于实际承担刻版、刷印等工作的人，则以“刊刻者”“刻工”等言之。
以笔者搜辑的版刻信息为据，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大多数官僚士大夫较难以一己之力肩负出版费用。如永乐四年，吴澄五世孙吴爟重刻《支言集》， [10] 据杨士奇为吴澄《支言集》所作提要可知，“爟为常山丞，能持身爱民。欲重刻《支言集》而贫无资，乃归卖其家园田为之。刻未毕，坐事去官。其已刻者，余所得是已。未刻尚多，盖碑志之类” [11] 。吴爟鬻家园田产筹资出版《支言集》，而未刻仍多，由此可见其支绌。
再如，明人李庭贵、王逊之曾将东汉徐稚、南宋苏云卿传记合编为《徐苏传》一书。《徐苏传》永乐二十二年（1424）刻本今天尚存，书末有“南昌 黎彦常 李瑛 张俊 李衢 徐瑨 丘让 捐赀锓梓”牌记，牌记后有“永乐甲辰正月上瀚刊”字样。 [12] 据此，可知《徐苏传》的出版经费由多人共同承担。
在这一时期的不少出版工作中，都有资助者的身影。此亦反映出个人难以承担全部出版费用。如永乐元年，高启《缶鸣集》由其内侄周立出版。在识语中，周立明言，“及镂是编，同志之士，或有喜助之者，太原王震则赠以板云” [13] 。
陶宗仪《书史会要》的资助者数量更多。该本今天尚存，书首有宋濂序，云“以誊钞之不易也，共锲诸梓，而以首简授予序”，末题时间为洪武九年（1376）。《书史会要》凡九卷、补遗一卷，全书凡二百余叶。首卷末，有“后山居士张氏端卿珤命工锓梓”字样。 [14] 除第八卷外，每卷末皆有资助者姓名，总计三十八人。
有的官僚士大夫更是积极采取各种举措，为自己寻求出版资助者。前文所述谢应芳即然。据其《思贤录》诗，可知谢应芳洪武十五年与王仲昭谈及作品出版之事，并获得了七万五千钱资助。在谢应芳《龟巢稿》中，复有《劝募刊思贤录疏》一文，题注云“代张希尹作”。文中写道：
龟巢老人谢某裒辑成编，名《思贤录》。然非镌梓以传，则忠公与诸贤之文辞将遂湮没，宁不惜哉！某比以楮版百片助之。其锓刻之资，尚有望于好事君子。书成之日，庋置学宫，庶得以贻永久也。洪武十一年八月中秋日江阴张端。 [15]
张端字希尹，江阴人，其事见陶宗仪《书史会要》、毛宪《毗陵人品记》等。据此可知，早在洪武十一年（1378），谢应芳即获得了出版必需品——楮版百片，由张端资助。在《答崑山袁子英书》中，谢应芳亦谈及张端助版一事：“某白首归里，故旧沦没，惟希尹相知为深。若《思贤录》一见，即欣然助楮板百片，且将率好事者刻之，想执事闻之，亦以为喜。” [16]
尽管获得了书版，然谢应芳仍难独自承担刻工工钱等其他费用。张端遂发起倡议、寻求出版资助，倡议书则由谢应芳写好。然而至洪武十五年会见王仲昭时，《思贤录》仍未出版。由此推测，自倡议发起之后多年，谢应芳仍未筹得足够的出版经费。而其《思贤录》写作时间，更早于洪武十一年。前引诗题即言是书为“元末”所作，复考之道光本《思贤录》，书首有杨维桢、郑元祐序，末题时间分别为至正十二年（1352）、至正十九年（1359）。 [17] 谢应芳出版此书的意愿是很明确的，然书成二十余年未能出版，想来亦因经费一直不足。
《思贤录》之外，谢应芳还为其选集《龟巢摘稿》的出版筹措资金。在《龟巢稿》中有《刊龟巢摘稿》一文，同样是谢应芳代笔的出版资助倡议书。本书下一章对此有进一步讨论。
下面，再来考察官僚士大夫出版工作的用时。
在这一时期，确有少数出版工作很快完成。如永乐十一年（1413），永乐《颍川郡志》出版。该本末有张本《后序》，云“稷山田公本渊……升守许州，以志书久未板行，遂与同寅胡公弘道诸公捐俸鸠工緧梓，以广其传。始工于永乐十一年冬十月，讫工于冬十一月，因属予以纪其实”，末题时间为“永乐十一年癸巳冬十一月” [18] 。据嘉靖《许州志》可知，“田公”名田深，字本渊，山西稷山人；“胡公”名胡昌，字弘道，康陵人，为州判。 [19] 永乐《颍川郡志》凡十七卷，其出版用时仅一个月。
再如洪武十年，宋濂文章选本《宋学士文粹》由其门生郑济、方孝孺等主持出版。郑济《宋学士文粹后识》云，“右翰林学士承旨潜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刘公伯温丈之所选定者也。济及弟洧约同门之士刘刚、林静、楼琏、方孝孺相与缮写成书，用纸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计之，一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印工十人锓梓以传。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云”，末题时间为“洪武丁巳七日” [20] 。据此可知，十二万余字、十卷本《宋学士文粹》的出版用时为五十二天。
建文三年（1401），宋濂《宋学士续文粹》亦得到出版。现存永乐年间翻刻本有郑柏《宋学士续文粹跋》，云：“今请于家长英斋伯父，命印工应孟性等刊于义门书塾，以广其传。起手于辛巳年春闰月二十一日，毕工于秋七月二十日，凡历一百一十六日云。” [21] 《宋学士续文粹》凡十卷、《附录》一卷，出版用时一百十六天，同样较快。
然而，上述事例只是少数。更多的出版工作，是历时许久的。如洪武十四年，胡翰《胡仲子集》完成出版。出版者王懋温作《识记》，云：
予家方义聚五世，先生奖之劝之……内外大小，咸知佩服先生之教。吾师特手类先生集，将欲图诸不朽，家君遂与诸仲父谋为之刊梓，乃告于大父，大父忻然从之。起手于洪武庚申夏六月，而毕工于明年冬十一月也。杂著文十卷、古近体诗二卷、附录一卷，共九万九千六百九十余言。凡印生日用百须之具，大父则命懋温专给之，家君既仕岭南，重受方面之托，还书于家，俾克终先生集。不幸先生于今年春已易箦矣，惜乎不克观厥成也。 [22]
由此可知，《胡仲子集》出版用时长达十八个月。胡翰生前，未能看到自己的别集完成出版。同样为十卷本别集，胡翰集字数不到十万，少于《宋学士文粹》，出版用时却远多于《宋学士文粹》，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王懋温家雇用刻工人数较少。据郑济识语可以算出，《宋学士文粹》的刻工们平均每天刻2346字。这一时期，类似郑济识语、明确记载刻工工时与字数的，还有永乐二年（1404）王惠为出版赵谦《学范》所作识语。是文云，“遂俾匠氏历山罗友庆鸠工以刊之。纸以张计，七十有一。字以数计，二万一千六百二十有奇。计工以日，凡一百一十有三。经始于九月壬子，成于冬十月丙申也” [23] 。由此可知，《学范》的刻工们平均每天刻191字。王懋温并未明言工时，若以十八个月、五百四十天计，则《胡仲子集》的刻工们平均每天刻185字。诚然不同刻工的效率不一，但想来不会有十倍的差异。郑济雇用了十位刻工，王懋温雇用的人数当少于此。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王懋温亦雇用了多位刻工，然这些刻工并未持续工作，出版过程中有停顿，实际工时不足五百四十天。两种可能折射出同一个现象，即《胡仲子集》出版经费不足。
雇用多位刻工同时工作，需要更多费用。特别是这一时期刻工需承担繁重的御制、敕撰书籍刊刻任务（后文对此有详细讨论），闲暇时间很少。在此情况下，若经费不够充裕，自然无法雇用多位刻工。而刊刻过程中的停顿，亦当由于出版者经费不足，需要筹资。郑济、郑洧则俱为“江南第一家”浦江郑氏家族族人， [24] 是以能雇用十名刻工，开展工作。
出版《胡仲子集》用时十八个月已比较长，然还有一些出版工作的时长远多于此。如洪武年间，程钜夫《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由其曾孙程溍完成出版。程溍识语云，“右文集三十卷，誊写始于至正癸卯之春，书市余通父笔也。前十卷刻而复燬，后二十卷写而未刻。洪武辛未春，以印本、写本并刻于朱氏之肆。甲戌冬，郡邑奉礼部陶字二百二十九号勘合，坐取是集，以补书府之阙籍。越明年春梓成，遂备楮先印送官，于是续行四方” [25] ，末题时间为洪武二十八年上巳。由此可知，程钜夫集的出版工作，自至正癸卯亦即至正二十三年（1363）始，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完工，历时三十三年。
程钜夫集早已缮写完毕，却迟迟不予出版，至洪武二十四年才交付书坊。其主要原因，亦当在于出版经费较高，程溍难以承担。或许在这段时间里，他也和谢应芳一样，在为筹措出版经费奔忙。
十五万余字的《卫生宝鉴》，其出版更是凝聚了三代人的努力。《卫生宝鉴》为元代罗天益作品，于永乐十五年（1417）出版。出版者韩夷时任太医院院判，其识语云，“今复捐俸资，令医士钱垣缮写罗氏《卫生宝鉴》二十四卷、《补遗》一卷，计四百八十一板，共一十五万五千余字。摹工刊完，将以广布四方”，末题时间为“永乐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26] 。胡广、杨荣俱为此本《卫生宝鉴》作序，胡广序云：
书已板行，元末毁于兵燹，故今少见全籍。近年以来，间有抄录之者，又多遗逸，独吴郡韩氏家藏为善本。盖复斋韩公恒补其缺略，正其讹误，此书之不废，其有幸矣。复斋尝欲锓梓以惠于世，有志未遂而卒，遗命属其子公达。公达拳拳服膺不忘，既刻东垣《脾胃论》及《内外伤辨》《用药珍珠囊》三书已，又刻完是书。为费不赀，卒成其先人之志，间征广文为序……公达名夷，仕为太医院判。 [27]
杨荣序云：
吴郡韩公复阳，精于医学，尝以李东垣门人罗谦甫所著《卫生宝鉴》书，详加考订。将寿诸梓，未就而殁。公之季子公达，克世其业，遭逢圣明，仕为太医院判。尝持此书语予曰：吾将刻之以成先志，幸一言以序之。予既诺而未暇焉。今年冬，公达又殁，其子布复泣且拜，恳求不已。 [28]
由此可知，韩氏家藏《卫生宝鉴》善本，韩复阳又加以校勘。据《国朝献征录》载《太医院判韩凝传》， [29] 可知复阳为韩凝字。复据胡翰《韩复阳墓碣》，韩凝“力学好古，尤精于医家之说。为人治疾，由江而达于淮，周游贵人长者之门，所全活甚众” [30] 。《卫生宝鉴》存世者罕，又非善本，故韩凝很想将其校本出版。然韩凝生前，未能得见《卫生宝鉴》付梓。据胡翰所作《墓碣》，韩凝于洪武四年（1371）去世。
韩凝子韩夷，字公达，永乐年间任太医院判。出版《卫生宝鉴》不仅为其父遗愿，亦有助他更好履行官职。此类与自己职责相关的书籍，正是官僚士大夫的理想出版物。如永乐十二年，时任钦天监五官司历的王巽即出版了《遁甲符应经》。 [31] 可以想见，韩夷定想早日出版《卫生宝鉴》。然直至永乐十五年年底，出版工作方告成。此时距离韩凝校勘是书，已有五十年左右的时间。
韩凝、韩夷都很想早日出版《卫生宝鉴》，然实际出版工作迁延许久。其主要原因同样在于经费，亦即胡广序文所言“为费不赀”。东垣《脾胃论》《内外伤辨》《用药珍珠囊》三书各仅一卷，篇幅较小，出版费用也相对较低，故韩夷先将其出版。《卫生宝鉴》凡二十余卷，出版费用较高，是以韩凝“有志未遂而卒”，韩夷迟迟未能付梓。
再如，据宋濂《华川文派录序》记载，义乌人黄应龢尝选取当地名家之作，“自忠简至于岩堂，各编其粹精者十余篇，聚于一书，厘为六卷，名曰《华川文派录》”，“后五十年，豫章张侯来为县，读而善之……亟请邑士傅君藻精加校雠，捐俸而刻置县庠” [32] ，并请宋濂为之作序。考之万历《金华府志》，可知张侯为张永诚，南昌人，洪武元年任义乌知县。 [33] 荟萃一地名家作品的总集，无疑是当地士绅的理想出版物，然是书于五十年后方得到首次出版。长期未刻的主要原因，亦当在于经费不足。
与前述出版过程中不得已的停顿不同，还有一些书籍，是出版者有意识采取了分批次刊刻。洪武年间刘翼南出版谢肃《密庵稿》即然。《密庵稿》凡十卷，其中《诗稿》《文稿》各五卷。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刻本《密庵稿·诗稿》末有刘翼南后序，云：“（余）裒密庵所著诗文凡十卷，编类成帙……阅八年始克，先锓梓于诗然。诗五卷，卷以天干为第，其文卷亦如之。” [34] 末题时间为洪武戊寅。由此可见，刘翼南有意识地将谢肃集分为二部分，首先全力刊刻《诗稿》，待《诗稿》出版以后再刻《文稿》，而非一次完成十卷本的出版工作。
黄镇成《秋声集》的出版，亦是如此。现存洪武刻本《秋声集》书首有黄钧《秋声集后叙》，叙云：
先君子所著《秋声集》，诗文离为十卷。中罹己亥之乱，已失大半，所存者尚千数百篇……尔后遭值兵祸相寻，虽仓卒避地，亦必挟以自随。他虽重物，亦弗顾也。丁未岁，伏承延平太守实斋吴公尝绣梓以传，甫毕而世变无存。钧汲汲于刊行，则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克命匠肇工，而卷帙浩伙，未获全刊，姑称力为之。继此又当续刊也。洪武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子男钧稽拜恭题。 [35]
丁未为至正二十七年（1367）。直至洪武十一年，《秋声集》出版工作方才开始，个中原因同样在于经费不足，亦即黄钧所言“力有所不逮”。洪武十一年，黄钧已有一定资金，得以募集刻工，然仍不足以出版全帙。黄钧遂将出版工作分批次进行，“称力为之”，未刻者有待续刊。
综上所述，在洪武至永乐年间官僚士大夫的出版活动中，很多书籍为多人共同出版，不少出版工作都有资助者的参与，更有作者主动为自己寻求出版资助者。由此可知，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难以独自承担全部出版费用。由于经费不足，多数出版者难以同时雇用多位刻工、一次完成篇幅较大书籍的出版，出版工作的用时普遍较长。可见，尽管洪武元年明太祖诏除书籍税，但在这一时期，出版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出版成本较高，与洪武至永乐年间这一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一方面，此时距元末战乱未远，生产尚待恢复，田土亦多荒芜，故木版、纸张等出版必需的材料比较稀缺。战争亦造成刻工的流失。在元末，一批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刻工，如俞良甫、陈孟千、陈伯寿等，皆为避乱而东渡日本。 [36] 另一方面，由于明太祖、明成祖多御制、敕撰书籍，全国各地刻工亦需承担繁重的出版任务。这些任务既挤占了刻工的时间、精力，也让本已稀缺的版材、纸张更为紧张。
此外，就刊刻、印刷技术自身发展而言，这一时期，刻书字体大多为赵体，尚未有明中后期常见的、横平竖直的仿宋字体，故刊刻速度相对较慢。还有一点，是此时全国各地出版业发展水平不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不少人为出版书籍，专程从外地前往福建等出版业发达地区刻版，此亦加剧了出版成本。下面，即对各地出版业水平展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