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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明前期出版萧条的观点中，最具代表性亦颇有影响的是井上进“出版之冬”一说。很多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转引了这一观点，如梅尔清云，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像井上进所说，明代早期是一个书籍‘贫乏’的时代” [50] ，等等。下面具体观其论点、论证。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提出，在洪武至天顺时期出版的经、史、子、集各部文献中，经部文献多是针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教材以及字书、韵书，“而就连元代都出版过的古书、古注疏及《韩诗外传》《大戴礼记》等，亦或南宋真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书《诗缉》等几乎全部被一扫而净了” [51] 。史部文献“更为萧条”，重要者唯有洪武《元史》与天顺七年刻本《史记》，“简而言之，这段时期内几乎没有出版过任何重要史籍”。
就子部而言，“天顺以前出版的道学书籍也就是《性理群书》《理学类编》、宫中版《性理大全书》，以及对程朱等宋代儒家的言论进行分类编写的书籍而已”，“明初以来的100多年间，非正统的诸子学说完全没人阅读，更不用说出版了” [52] 。至于集部，“别集中，三分之二是明人的诗文集，这与宋人的别集数量相当，唐以前的就只有‘韩柳’以及杜甫的别集了。总集就更为贫乏，元代尚出版过两种版本的《文选》，《国朝文类》《皇元风雅》等网罗当时文章的书籍，明初百年全然没有出版”。
以洪、永年间版刻信息为据，不难发现，一方面，井上进之论有其合理成分。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的经部文献，确实多为科举教材、字书、韵书，如《广韵》《埤雅》《书传会选》等皆然。其中一些在当时即多次出版，如《大广益会玉篇》《孟子节文》等。
另一方面，其论也存在一些问题。就经部而言，首先，“针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教材”与“古注疏”“真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书”三者，实非泾渭分明。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明太祖颁布“科举成式”，规定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53] 。由此可知，古注疏、诗经研究书同时也可以是科举教材。以此观之，则洪武至永乐年间，既出版了朱善《诗经解颐》、石光霁《春秋书法钩玄》等经学研究著作，亦出版了董真卿《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朱熹集传、许谦音释《诗集传》等古注疏。“几乎全部一扫而净”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至于史部，井上进云重要者唯有《元史》《史记》，似是将“重要史籍”界定为“二十四史”。然而在中国古代浩繁的史籍中，显然不是只有“二十四史”才是重要的。通过前述版刻信息可见，在洪武至永乐年间，纪传体史书外，编年、杂史、别史、传记、载记、地理、职官、政书、史钞、诏令奏议等诸多史部类目，皆有书籍出版。“几乎没有出版过任何重要史籍”之说，与事实不符。甚至仅就“二十四史”而言，亦非仅有《元史》《史记》出版。如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1390）十二月甲戊，“福建布政使司进《南唐书》《金史》、苏辙《古史》。初，上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令书坊刊行，至是三书先成，进之” [54] 。由此可知，《金史》亦曾于洪武年间由福建书坊出版。
子部，在儒家之外，洪武至永乐年间，法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杂家、释家、道家等诸家，亦皆有书籍出版。其中释家类的出版书籍，如《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等，更是卷帙浩繁。井上进所言明初百余年间“非正统的诸子学说完全没人阅读，更不用说出版了”，未知何据。
最后是集部，井上进认为明初百余年总集出版贫乏，网罗当时文章的书籍，全然没有出版。然据版刻信息可知，洪武至永乐年间，即有《光岳英华》《皇明诗选》《雅颂正音》等辑录当时诗文的总集出版。
可见，仅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的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其种类即已远多于井上进所论。由此即可想见，其以“穷匮”“出版之冬”等形容洪武至天顺年间这一更长时段的出版情况，是不恰当的。洪熙至天顺年间的书籍出版并不在本书考察范围之内，然为了更完整地回应井上进的观点，下面亦据现存版本略述之。
洪熙至天顺年间出版的经部书籍，亦如其所言，多为科举教材、字书、韵书。如宣德十年（1435）守中书堂出版了彭勖《书传大全通释》十卷，景泰七年（1456）马谅出版了郭璞注《尔雅》三卷、《音释》三卷，天顺二年（1458）黄氏仁和堂出版了胡广《四书集注大全》四十三卷， [55] 等等。
这一时期史、子、集书的出版，则非井上进所言。史部，仅就“二十四史”而言，现存版本中，即有正统八年（1443）刻本《汉书》一百卷、景泰元年（1450）刻本《隋书》八十五卷。 [56] 在编年、别史、传记、地理等其他类目，洪熙至天顺年间，同样多有书籍出版。
子部，得到出版的作品亦远不止于儒家，这里仅举数例：兵家，有景泰五年（1454）刻本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十卷；医家，有天顺八年（1464）熊氏种德堂刻本《新编妇人良方补遗大全》二十四卷；术数，有景泰二年（1451）刻本袁忠彻《古今识鉴》八卷；艺术，有天顺元年（1457）黄氏刻本黄瑜《书学会编》四卷；谱录，有景泰七年刻本忽思慧《饮膳正要》三卷；小说家，有天顺四年（1460）刻本朱胜非《绀珠集》十三卷； [57] 等等。
集部，井上进云唐代及以前作品，只有韩柳、杜甫别集出版，然现存版本中，即有宣德三年（1428）胡概刻本陆贽《唐陆宣公集》二十二卷。 [58] 此外，林逋、欧阳修、苏轼、王十朋、叶适、谢枋得、文天祥、吴澄、虞集等明前作家别集，亦皆于洪熙至天顺年间得到出版。再就总集而言，收录先秦至明初诗文作品的吴讷《文章辨体》，亦是在天顺八年由刘孜主持出版。 [59]
篇幅所限，以上仅举数例。由此益见，“穷匮”“出版之冬”等形容，并不符合洪武至天顺年间书籍出版实际情况。
井上进之论，聚焦于出版物的种类。其实在种类之外，还可以从出版规模亦即书籍印数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出版情况加以考察。
诚如沈津所言，“刻本的印数材料极少见” [60] 。在笔者搜辑的明前期版刻信息中，亦鲜有明言印数的材料。唯永乐二十二年刻本《金光明经》末的出版者朱兴识语，明确提及了印数。识语云：“奉佛弟子信官朱兴，法名吉祥，觉义切惟盛世，希逢佛乘难遇，发心印造《金光明经》五千四十八部，散施流通，仰祝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本支蕃盛，宗社昌隆，佛日增辉，天人交庆。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吉日谨识。” [61] 如朱兴所言确为实际情况，则《金光明经》出版规模颇为可观。下面，笔者再以《大诰》等书籍为例，借助相关史料，大致推断一些此时期重要书籍的出版规模，由此观照洪、永年间的出版情况。
前文已述，多数国子监生及各地生员应有《大诰》。学子之外，很多文武官吏亦应有《大诰》。方孝孺即明言，“今我皇上《大诰》之书，明孝以训臣民，凡为臣子者所当服行而弗忘也” [62] 。且据《大明律》记载，“凡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 [63] 。可见熟读、明悉律意，于官吏为必须，否则即受罚。诰、律乃同类文献，对官吏掌握、拥有《大诰》的实际要求，应与此相类。中央也会赐《大诰》予官吏。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七月丙戌，即“颁赐天下武臣《大诰》，令其子弟诵习” [64] 。
因此，很多官吏家中应有《大诰》。比如，贵溪人吴大春即建有“御书楼”，“以其季由进士授主事，升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拜上之所赐诰命、敕命，并家之旧所宝藏列圣颁布中外者，若《大诰》三编诸书，皆会粹尊阁之于其中。非惟示不敢亵，而且于耕凿之暇，必焚香百拜，率子孙讽之诵之，求其旨趣” [65] 。考之《明太宗实录》可知其子为吴渊，永乐十二年（1414）六月癸卯，由行人升任浙江按察司佥事。 [66]
官吏之外，少数平民亦拥有《大诰》。如谢应芳有《读大诰作巷歌》，诗云：“天语谆谆祸福灵，风飞雷厉鬼神惊。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 [67] 。在《大诰续编》《大诰三编》中，明太祖亦记载了三则平民“手执《大诰》，赴京伸诉”之例，即常熟县民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其县吏顾英，执《大诰》赴京面奏；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人，手执《大诰》赴京，首告该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 [68] 以及乐安县民陈添用擎《大诰》赴京，伸诉知县潘行不法。 [69]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界在探讨《大诰》的传播、影响等问题时，大多会引用谢应芳《读大诰作巷歌》，并由此得出《大诰》在民间高度普及的结论。然笔者认为，当时拥有《大诰》的平民只有少数。大多数平民是通过听人讲说的方式，获知《大诰》内容的。 [70] 前述陈寿六、郭玄二居于吴中，陈添用居于江西。吴中、江西俱为具有悠久刻书传统、出版业较发达的地区。谢应芳亦为吴中人，《大诰》颁布时，居于武进横山。 [71] 吴中农夫的“挂书牛角田头读”，不能代表洪武年间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对于明前期各地出版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后文有进一步论述。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大诰》印数较多。特别是《大诰》为国子监生及全国生员的必修教材，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必然会不断重印。由此不难想见，同样与科举息息相关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书》等，其出版规模亦较大。中央同样向学子颁赐这些书籍，如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明太宗即“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于六部，并与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 [72] 。
洪武至永乐年间，有《大诰》诸编等一批书籍得到了大规模出版，这也可以说明，“穷匮”“出版之冬”等说法与明前期出版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当然亦须指出，就出版规模而言，《大诰》《五经大全》等书籍是同时期出版物中的佼佼者，大多数书籍达不到它们的印数。
最后，还可以从出版书籍的篇幅角度，观照明前期书籍出版情况。通过前述版刻信息可知，这一时期不少出版物的篇幅都比较可观。一些印量较大的书籍，其卷帙亦较繁，如《五经大全》凡一百五十四卷、《性理大全书》七十卷，等等。而如《洪武南藏》凡七千余卷，《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俱六千余卷，就更不待言。因此，从篇幅角度观之，“穷匮”“出版之冬”等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综上所述，通过书籍的出版种类、规模、篇幅三个角度皆可看出，明前期出版萧条之说与这一时期出版实际情况不符，是不恰当的。研究者形成这一观念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将明中后期文人记载的“明初”等同于这一时期实际情况，将现存的明初刻本等同于明前期全部出版书籍，而未将曾经出版而后佚失的刻本纳入考虑。如前述洪武刻本《金史》即未流传至今，是以井上进提出明前期出版的“重要史籍”唯有《元史》《史记》。
不妨再以《洪武正韵》为例简论之。宁忌浮《洪武正韵研究》充分调查了《洪武正韵》的现存版本，发现除两部洪武原刻本外，其余诸本，皆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及崇祯刻本。由此是著提出，“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均未见有重刊本传下来，或许这一百年间就真的很少或没有翻刻过” [73] 。然据《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即知，在成化九年（1473）八月，以及弘治元年（1488）九月、二年（1489）八月、三年（1490）七月、四年（1491）四月、五年（1492）四月、八年（1495）十二月， [74] 皇帝皆赐《洪武正韵》予藩王。建文至弘治年间，《洪武正韵》想必翻刻过多次，其实际版本当远远多于现存版本。因此，唯有将曾经刊刻、而后佚失的书籍信息亦纳入考虑，才能与明前期书籍出版的实际情况不断接近。
然而，由于对已佚版刻的考索仍是基于现存史料进行，而史料亦多有佚失，因此定有已佚版刻信息是我们无法得知的。对建文年间出版情况的考察，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相比洪武、永乐，笔者搜辑到的建文年间版刻信息极少，只有十余则。这与建文一朝时间短暂、建文刻本遭遇兵火焚毁不传密切相关，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革除”以后，一方面，建文年间书版中的年号遭到大量挖改；另一方面，建文年间史料亦被大量销毁、篡改。如朱国祯即明言，“礼部所存国初会试录，止洪武四年一本，自十八年至三十年皆缺。想建文诸臣死难者，多系是科以后进士，故尽毁之” [75] ；黄彰健亦写道，建文年间曾出版《皇明典礼》一书，然“考成祖实录卷一至卷九，记靖难事迹，未及建文此书之颁，而余所见明人野史，记建文朝事，亦未有言及是书者。明成祖即位，革建文君所定制度，故明会典于建文所定，皆略而不书” [76] ，等等。此诚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言，“建文帝一朝四年，荡灭无遗。后人搜括捃拾，百千之一二耳” [77] 。这些篡改与销毁、涂抹与湮灭，为今天调查建文年间现存、已佚版刻信息，带来极大困难。尽管笔者努力搜求、查考，然十余则信息，显然与建文年间的出版实际相去甚远。
同样，由于史料佚失这一既定事实，洪武、永乐时期实际出版的书籍种类，亦多于笔者所辑。既然如此，那是否可以认同明前期出版繁荣的观点呢？
对此笔者认为，衡量一个时期出版是否繁荣的最重要指标有二。一方面，是这一时期书籍出版的整体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每一个人出版书籍的难易程度。通过本章论述可知，从整体上看，洪武至永乐年间出版的书籍涵盖经、史、子、集各部类，且其中一些出版规模可观、卷帙浩繁。那么，具体到这一时期的每一个人，情况又如何呢？
[1] 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第152—153页。
[2] 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第129—130页。
[3] 赵前：《明代版刻图典》，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4] 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导语第2页。
[5] 南炳文、汤纲：《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0页。
[6] [日]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周保雄译，第6—7页。
[7] 周生春、何朝晖主编：《印刷与市场国际会议论文集》，第385页。
[8] [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第119—120页。
[9] 《明太祖实录》卷20，第287页。按，丙午年为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
[10] 《明太祖实录》卷34，第600页。
[11] 《明太祖实录》卷34，第615—616页。按，对于洪武元年诏除书籍税一事，印刷史、版本学界多引用《明史·太祖本纪》所言“（洪武元年）除书籍田器税，民间逋负免征”（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1页）。然更为原始的史料，是《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
[12] 按，《明太祖实录》的第一次纂修由董伦等主持，始于建文元年（1399），建文三年（1401）完成；建文四年（1402）明太宗下令重修，由解缙等主持，永乐元年（1403）完成；永乐九年（1411）明太宗下令再次重修，由姚广孝等主持，永乐十六年完成。关于《明太祖实录》的纂修过程，吴晗《记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385—447页）、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有详细论述。
[13] 《明太宗实录》卷1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校印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钞本，第233页。
[14] 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即认为，《明太祖实录》“通过神化、圣化、雅化和人化的处理，使朱元璋的形象既神秘威严，德高儒雅，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特点，又颇富人性和人情味，具有和蔼可亲的特点”（《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第97页）。
[15] 《明太祖实录》卷212：“（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礼部，今后科举岁贡于《大诰》内出题，或策论判语参试之”（第3141页）；卷214：“（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命礼部谕天下，学校生员兼读诰、律”（第3158页）；卷254：“（洪武三十年七月）复颁学规教条于国子监……诸生每三日一背书，日读《御制大诰》及本经、四书各一百字”（第3665页）。
[16] 《明太祖实录》卷177，第2676页。
[17] （明）陶宗仪《三日率诸生赴礼部考试》：“应试南宫听考研，诸生背读写鸣泉”；《十日给赏》：“讲明三诰阐王言，亿万师生沐湛恩。”[（明）陶宗仪著，徐永明、杨光辉整理：《陶宗仪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135页]。
[18] （明）谢应芳《崑山辛彬甫夏初以人才见上奉旨还家教诸生读大诰限以十二月五日师生赴御前试读如期而往受赏而归兰甚以为喜作是诗贺之》：“《大诰》三编建瓴水，春风两袖御炉香。赐金堪比燕台聘，抱玉仍归卞椟藏。”[（明）谢应芳：《龟巢稿》卷7，《四部丛刊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双鉴楼藏钞本]。
[19] 《明太祖实录》卷253，第3652页。
[20] （明）陆容著，佚之点校：《菽园杂记》卷10，第123页。
[21] （明）吴宽：《匏翁家藏集》卷76《明故大中大夫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陆公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影印明正德刻本。
[22] 按，陆容子陆仲（字安甫）曾将陆容藏书编为目录。（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27《甘泉陆氏藏书目录序》：“故浙江参政式斋陆先生文量……平生蓄书甚富。既没，其子乡贡进士安甫汇列其目，并已所得者通系之，凡为经、史、子、集，合若干卷。”[（明）祝允明著，孙宝点校：《怀星堂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579页]（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0著录陆仲《式斋藏书目录》一卷[（清）黄虞稷编，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页]。惜《式斋藏书目录》今已不存。
[23]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首先通检多种馆藏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是因为这样最为高效。然而，集成性质的书目、数据库提供的，毕竟不是第一手古籍著录信息。因此，对于通过联合书目、数据库收集到的洪、永年间相关著录，笔者会再核查各个藏所的书目、数据库的原始著录。
[24] 对此，前辈学者多有论及。如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云：“鉴别宋版书，要汇合各种条件来看，单凭一种，或几种，是靠不住的……每一特点都要注意到，一点对了，再看另一点，另一点对了，再看其他各点，各点都对头，再参考名家书跋，才能作出最后决定”（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98页）；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将考察古籍版式、字体等因素称为“直观法”，将研读牌记、序跋等内容称为“理攻法”，亦云“直观法与理攻法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等等。
[25] 比如，明初文人刘三吾别集，有陈冠梅点校本《刘三吾集》。考其点校前言，云“此次出版《刘坦斋先生文集》，所依据的也是乾隆版本”，而未及其他刻本（岳麓书社2013年版，前言第11页）。因此，笔者在使用点校本的同时，亦会利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册影印明万历六年贾缘刻本《坦斋刘先生文集》。
[26] 不只别集、总集，对其他各部类文献，笔者亦尽可能地不使用《四库全书》本。在本书中，仅一处明人文字是引自《四库全书》本，为刘崧《鸣盛集序》，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27] 按，原文作“得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御制《嘉禾诗》”，正文节略引之。
[28] （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黄如桂刻本，下同。
[29] 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第四卷“黄嘉善”目下，著录“《律吕正声》六十卷，明万历三十六年黄嘉善刊；《古今书刻》二卷，明万历三十六年黄嘉善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杜信孚、杜同书《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第一册“黄嘉善”目下，亦如此著录（线装书局2001年版，山东省卷第6b页）。
[30] 如刘世德《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即引《明代版刻综录》云，“《古今书刻》有黄嘉善刊本，刊行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9、260页），等等。
[31] 王齐洲《中国通俗小说史》：“《古今书刻》有黄嘉善刊本，刊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页）
[32] 详见笔者《〈古今书刻〉黄嘉善校刻本编刊时间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1—262页。
[33] （明）高儒、周弘祖：《百川书志 古今书刻》，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点校本，《出版说明》第2页。
[34] 崔文印：《〈古今书刻〉浅说》，《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第5页。
[35] 《明世宗实录》卷512，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校印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钞本，第8413页。
[36] 《明神宗实录》卷27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校印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钞本，第5033页。
[37]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国学刻书”，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第637页。
[38] [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增补版），刘岳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页。
[39] 按，对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王鸿绪《明史稿·艺文志》、张廷玉《明史·艺文志》之间的源流关系，学界多有研究。主要成果，有王宣标《〈明史艺文志〉纂修考》（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2年）、李言《〈千顷堂书目〉新证》（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张云《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稿〉关系考实》（《文史》2015年第2辑，第245—276页），等等。
[40] 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附引得》，自序第1页。
[41] 《明孝宗实录》卷63载弘治五年五月丘濬疏云：“《御制诗文》虽已编辑刻板，藏在内府，天下臣民得见者尚罕”（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校印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钞本，第1214页）。
[42] 《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上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第535页）
[43] [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陈时龙译，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55—156页。
[44] 《明太祖实录》卷56，第1113—1114页。
[45] 《明世宗实录》卷107，第2536页。
[46] （明）徐一夔、梁寅等：《大明集礼》，《中华再造善本·明代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九年刻本。
[47] 为最大限度地保证用以探讨洪武、建文、永乐时期出版情况、出版特点材料的真实、可信，就现存版刻信息而言，凡是笔者认为可能刊刻于这一时期、然亦可能是刊刻于其他时间的版本，此处皆未提取其信息；在笔者未能寓目、需要转引已有著录的信息中，凡是书目、数据库著录为“明初刻本”的，此处亦未收录其信息。就已佚版刻信息而言，凡存在曾经出版可能、然已有证据不足者，同样皆未纳入此处。读者可在本书附录表格中，看到这些不够确定的现存、已佚版刻信息，以及全部现存“明初刻本”著录。
[48] （万历）《大明会典》卷20：“有司先将一户定式誊刻印板，给与坊长、厢长、里长并各甲首。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事产依式开写，付该管甲首。”（影印明万历重修本，第357页）
[49] 自2020年年初至今，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各大公共图书馆大多压缩了开放时间、减少了进馆名额，读者进馆多需申请、预约。前往外国、外地实地访书，更加困难。高校图书馆，则基本不批准非本校师生进校、进馆查考古籍。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笔者无能为力的客观困难。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馆，正在对编号以“15”开头的佛经文献开展集中修复，馆员老师表示，此类文献未来一两年内皆难以借阅。
[50] [美]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马钊校，第5、7页。
[51] [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第119—120页。下文“史部”、“集部”同。
[52] [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第209页。
[53] 《明太祖实录》卷160，第2467页。
[54] 《明太祖实录》卷206，第3075页。
[55] （明）彭勖：《书传大全通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明宣德十年守中书堂刻本；（晋）郭璞注：《尔雅》三卷、《音释》三卷，天津图书馆藏明景泰七年马谅刻本；（明）胡广：《四书集注大全》，天津图书馆藏明天顺二年黄氏仁和堂刻本（存五卷）。
[56] 《汉书》，《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4—5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明正统八年刻本；《隋书》，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藏明景泰元年夏昶刻本。
[57] （宋）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资料馆藏明景泰五年刻本；（宋）陈自明著，（明）熊宗立补遗：《新编妇人良方补遗大全》，《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49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明天顺八年熊氏种德堂刻本（存十六卷）；（明）袁忠彻：《古今识鉴》，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二年刻本；（明）黄瑜：《书学会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1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明天顺元年黄氏刻本；（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0册，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明景泰七年刻本；（宋）朱胜非：《绀珠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天顺四年刻本。
[58] （唐）陆贽：《唐陆宣公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1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明宣德三年胡概刻本。
[59] （明）吴讷：《文章辨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1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明天顺八年刻本。
[60] 转引自何朝晖《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载周生春、何朝晖主编《印刷与市场国际会议论文集》，第206页。
[61] （北凉）：释昙无谶《金光明经》，首都图书馆藏明永乐二十二年朱兴刻本。
[62] （明）方孝孺著，徐光大点校：《逊志斋集》卷6《策问十二首》之十一，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63] （明）刘惟谦：《大明律·吏律二》“讲读律令”，《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6册，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明嘉靖刻本，第539页。
[64] 《明太祖实录》卷192，第2888页。
[65] （明）魏骥：《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6《御书楼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明弘治十一年刻本，第401页。
[66] 《明太宗实录》卷152，第1763页。
[67] （明）谢应芳：《龟巢稿》卷8《读大诰作巷歌》其一，《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双鉴楼藏钞本。按，原文“惊”字下有一“听”字，当为衍文。
[68] （明）朱元璋：《大诰续编》“如诰擒恶受赏第十”“阻当耆民赴京第六十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2册，影印明洪武十九年刻本，第273、296页。
[69] （明）朱元璋：《大诰三编》“朋奸匿党第三十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2册，影印明洪武十九年刻本，第343—344页。
[70] 如《明太祖实录》卷182记载：“（洪武二十年六月）其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另据卷214可知，“（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先是，上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循守”（第2753、3159页）。万历《大明会典·户部七·户口二·读法》：“凡遇乡饮酒礼，一人讲说（《大诰》），众人尽听。使人皆知趋吉避凶，不犯刑宪”（影印明万历重修本，第367页）。
[71] （明）谢应芳《龟巢稿》卷19《墓志铭》：“龟巢老人姓谢氏，应芳其名子兰字……还乡无复旧闾里，筑室横山墓山趾。春秋虚度八十二，著书数篇而已矣”，末题“大明洪武十年岁次丁巳七月十一日，病中口授友人江阴张端”（《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双鉴楼藏钞本）。洪武十年为1377年，则谢应芳生于1296年，《大诰》颁布时年逾九十。据（明）毛宪《毗陵人品记》卷6本传，谢应芳“年九十七而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0册，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明万历刻本，第75页）。
[72] 《明太宗实录》卷186，第1990页。
[73] 宁忌浮：《洪武正韵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74] 《明宪宗实录》卷1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6年校印北平图书馆藏明红格钞本，第2306页；《明孝宗实录》卷18、卷29、卷40、卷50、卷62、卷107，第432、435、654、837、1003、1205、1954页。按，弘治元年九月，明孝宗两次赐《洪武正韵》予藩王（《明孝宗实录》卷18：“癸酉，徽王见沛以二子俱出阁就外傅，请书籍于朝。上贻书答之：‘……今以……《洪武正韵》、《饮膳正要》、《玉篇》……附去’”，“己卯，赐晋府宁化王钟鈵《书》、《诗》、《礼记》三经及《洪武正韵》等书各一部，从其请也”）。
[75]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7“试录”，第140页。
[76] 黄彰健：《读皇明典礼》，载氏著《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20页。
[77]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实录难据”，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