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出版书籍一览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搜辑现存版刻信息，本书不仅爬梳国内存藏古籍，还考察了海外藏书情况。对于国内藏古籍，首先阅读联合馆藏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并检索馆藏数据库“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汇集著录。其后，阅读贾晋华《香港所藏古籍书目》，邓骏捷《澳门各藏书系统汉文古籍的特色》《澳门古籍藏书》，同时检索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澳门中央图书馆等单位的联机目录以及“中文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在已有基础上增补我国港澳台地区古籍存藏信息。再阅读韦力《芷兰斋书跋》、辛德勇《读书与藏书之间》等藏书家古籍题跋，以及姜寻《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1993—2000）》、韦力《中国古籍拍卖述评》等古籍拍卖目录资讯，查漏补缺。

对于海外藏中国古籍，首先检索“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同时参考山根幸夫《增订日本现存明人文集目录》、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从中收集日本藏中国古籍信息。再检索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等馆藏目录，同时参考王重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收集美国所藏古籍信息；再阅读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并检索韩国中央图书馆、首尔大学图书馆等馆藏目录，收集韩国藏书信息。接着，借助笔者在参与编制大英图书馆藏汉籍目录过程中掌握的一手材料，梳理英国大英图书馆藏古籍信息。最后，利用“中文古籍联合目录”数据库，检索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越南社会科学院、马来西亚大学图书馆等数十家单位的馆藏目录，从中收集信息。 ^[23]

将属于同一版古籍不同印本的著录归并为一后，再尽可能多地利用原书书影对已有著录加以考辨。关于归并著录的原因、考辨的方法等，绪论皆已述，这里不再赘言。需要强调的是，鉴定版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综合考察一部古籍的牌记、序跋、刻工、作者信息、书中内容，以及版式行款、字体风格等多项因素，再对其刊刻时间加以判断。绝对不能仅据一项信息就得出结论。 ^[24]

搜辑已佚版刻信息的过程，则包括对材料的查找、取舍、解读这三个环节。查找材料的方法绪论已述，以下略述笔者对别集、总集、目录、史书中相关材料的取舍与解读。

就别集、总集而言，首先需要注意的是版本的选择。有些文集有多个版本存世，其中既有流传至今的明清刻本，亦有相对易得、已出版的影印本，还有今人整理点校本。对尚无整理本的文集，笔者先考其版本源流，进而选出现存诸本中刊刻年代最早或校勘最精、内容最丰富的版本阅读；对已有整理本的文集，则先考其点校前言，再决定是否使用此本。 ^[25]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由于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既方便易得，又易于通过光学字符识别技术（OCR）进行文字识别，故多为研究者所用。但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实多有删削、窜改原书文字之举，对于明人著作尤甚。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尽可能地不使用影印《四库全书》本明人文集， ^[26] 也不使用仅以四库本为底本整理的“假点校本”。

文集的序跋题识中有“刻”“梓”等语，并不足以说明某部作品曾经出版。比如，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五五《谢赐嘉禾诗》云：“永乐三年九月朔旦，上阅中秘书，得太祖高皇帝御制《嘉禾诗》 ^[27] ，圣孝深至，将垂示于万万年。乃命摹刻，以赐诸王廷臣。” ^[28] 此文极易使人以为，永乐年间，中央刊印了明太祖《嘉禾诗》一卷，以赐亲王、大臣。然细考之，《东里文集·续编》卷一六《恭题吕少卿钦和御制嘉禾诗韵后》明言“永乐初，太宗皇帝阅中秘书，得太祖皇帝所制《嘉禾诗》，命刻石摹拓，装潢为轴……士奇时叨职内制，亦预被赐”，由此可知，《嘉禾诗》实际上没有刻版印刷。可见在考据作品出版与否时，必须将序跋题识与史料、书目著录有机结合。

就目录而言，由于现存明清官私目录、史志目录内容颇丰，“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数据库的建设又使书目检索变得极为方便，故研究者在探讨明代书籍出版情况时，多引据书目著录。然就笔者所见，已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在使用书目时，不考证这一书目的作者、成书、版本情况。以学界引用甚多的明代目录《古今书刻》为例，是书有黄嘉善刻本，今天尚存，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将其刊刻时间著录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 ^[29] 然考之原书，可知黄本《古今书刻》既无序跋，亦无牌记、刻工，仅凭版式、行款，是无法将刊刻时间精确到某一年的。《综录》著录的万历三十六年是黄嘉善刊刻另一部书（王邦直《律吕正声》）的时间，非《古今书刻》。然而学界多直引这一时间，而不加以考证。 ^[30] 还有学者将“万历三十六年”转引成“嘉靖三十六年” ^[31] 。嘉靖三十六年时黄嘉善九岁，还不能主持刻书。据笔者考证，黄嘉善出版《古今书刻》的时间很可能是万历十二年（1584）。 ^[32]

其二，是径信书目著录，而不结合其他史料，对书目著录加以考辨。仍以《古今书刻》为例，是书“内府”目下，著录有“《永乐大典》”。有不少学者仅仅根据这一则著录，便得出了“《大典》曾有刻本” ^[33] “当时内府已有陆续刊刻《永乐大典》的计划，并且有一部分《永乐大典》已经付梓刊行” ^[34] 等结论。然据《明世宗实录》卷五一二、《明穆宗实录》卷七可知，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诏重录《永乐大典》” ^[35] ，隆庆元年（1567）四月复本完成，亦为抄录，并未付刻。据《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一记载，万历二十二年（1594）三月陆可教上疏，请“令出差御史分刻”《永乐大典》。 ^[36] 然据《万历野获编》可知，对于陆可教之疏，“上即允行，至今未闻颁发也”。诚如沈德符所言，“此书至二万余卷，即大内止写本一部，至世宗重录以备不虞，亦至穆宗朝始告竣。效劳诸臣，俱叙功优升。若付梨枣，更岂易言” ^[37] 。可见，若仅因《古今书刻》书名中有一“刻”字，便笃定周弘祖所记全部书籍皆为刻本，不加以考证，是不太妥当的。

其三，是罗列各种书目著录，而没有注意其间的源流关系。比如，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其著作《中国善书研究》中，列举了57种明朝“敕撰刊行的训谕、道德书”，其中一种为《女诫》。《女诫》曾经刊刻的证据，为“《实录》‘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条、《明史稿》、《明史·艺文志一》、《罪惟录·艺文志》、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千顷堂书目》一一子部·儒家类” ^[38] 。然据已有研究可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王鸿绪《明史稿·艺文志》、张廷玉《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明人著述，几乎相同； ^[39] 李晋华曾将《千顷堂书目》与明代全部实录对勘，发现“《千顷堂书目》内所列之明代敕撰书，十有八九见于实录” ^[40] 。也就是说，证据中的实录记载、《千顷堂书目》《明史稿》《明史·艺文志一》四者，实为同源。

要考察明初制书是否曾经刊刻，最权威的书目无疑是《文渊阁书目》。即如明太祖《御制文集》这样藏之内府、得见者罕的刻本， ^[41] 《文渊阁书目》亦著录了二十余部。《女诫》并未见于《文渊阁书目》，且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可知，其读者范围极小。 ^[42] 所以笔者认为，是书实未刊刻。

因此，笔者在使用现存明清官私目录、史志目录时，不会仅根据单一的书目记载而得出一部书曾经出版的结论，而是首先注意考察所用书目的作者、成书、版本情况以及不同书目间的关系，再对书目著录予以考辨，并将其与文集、史书记载相结合，最后判断一部书籍是否刊刻。

最后，就史书而言，在判定一部书籍是否曾经刊刻时，亦必须将史书记载与书目著录、序跋题识等其他材料结合考察，不然很容易造成错误。比如，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其专著《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中提出，“在明代初期的法律文献汇编之中，必须要提洪武朝宫廷刊布的三种书籍：作为礼仪及相关规章汇编的《大明集礼》在1370年刊行，并于次年问世；以《大明志》为题的行政地理手册，在1371年1月刊行；《大明律》的第一版也在1373年颁行全国” ^[43] 。卜正民所言《大明集礼》之刊行，显然是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五六所记“（洪武三年九月）修礼书成，赐名曰《大明集礼》……通五十卷，诏颁行之” ^[44] 。然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八年（1529）十一月，“礼部尚书李时等言，《大明集礼》本祖宗亲命儒臣纂集制书，百六十年以来，未及刊布，遂至讹谬日多” ^[45] ；嘉靖刻本《大明集礼》明世宗序亦云：“昨岁礼部请刊布中外，俾人有所知见，乃命内阁发秘藏，令其刊布。兹以讫工，遂使广行宣传，以彰我皇祖一代之制” ^[46] 。可见，《大明集礼》实未于洪武年间刊刻。

利用上述方法，笔者共搜辑到洪武、建文、永乐年间版刻信息287则。其中，洪武年间版刻信息160则（现存105则、已佚55则），具体为经部16则、史部54则、子部41则、集部49则；建文年间版刻信息13则（现存7则、已佚6则），其中经部2则、史部5则、子部3则、集部3则；永乐年间版刻信息114则（现存99则、已佚15则），其中经部10则、史部20则、子部60则、集部24则。 ^[47] 这些版刻信息，即为后文探讨此时出版情况、出版特点的材料基础。

笔者将这些版刻信息，制成如下洪武、建文、永乐三表（表1-1、表1-2、表1-3），表内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顺序排列。为避免行文甚繁、详略失当，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下面仅列出了书名、作者、卷数、版本时间、存佚情况等最基本信息。至于现存版本的藏所、判定为该版本的依据、已佚版刻信息的出处、判定其曾出版的原因等更详细的信息，皆可参阅本书附录表格。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搜辑的洪武、建文、永乐时期版刻信息，皆为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其中既包括明前期于中国出版、然今天存藏于海外的古籍，亦包括少数民族、外国人在明前期中国撰写、出版的书籍。笔者亦调查了外国对明前期中国刻本的覆刻本、翻刻本、重刻本等，并从中提取与明前期中国出版相关的信息。至于明前期中国人在海外撰写、出版的书籍，以及这一时期的外国人在海外撰写、出版的汉籍，则不在本次考察范围之内。

本研究所谓“书籍”，则需满足两方面条件。就形制而言，其应由一定的纸张组成。单张、零星印刷页，如明代里甲户口页等， ^[48] 不纳入考察。就内容而言，其应有一定的知识含量。单纯地提供信息，如日历等，亦不纳入考察。

由于时间限制以及一些实际困难， ^[49] 还有部分海内外现存明前期版刻，笔者未能寓目。凡是笔者尚未目验原书书影，暂时引用了书目、数据库等著录的现存版刻信息，皆于“现存”字样后标以星号（*）。对于尚未得观书影、细读原书序跋的版本，皆于已有著录的版刻时间项下，标注此为“刊刻时间或作序时间”，以待进一步查考。对于洪武至永乐年间刻本失传，但仍有重刻本、增刻本等其他版本存世的书籍，则于“已佚”后注明“内容存”。

对于出版规模较大的书籍，为免表格过长、影响读者阅读使用，笔者的做法是立足现存版本，设置条目。如刘三吾《孟子节文》现存三个不同刻本，俱出版于洪武至永乐年间，则相应在表格中，著录为三则条目。而如《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现存太原府翻刻本，由此推之，全国其他地区，亦皆需翻刻《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然上述地区翻刻本今皆不传。对此就不再一一设置新的条目，而是在附录表格里太原府翻刻本条目的“备注”栏中，加以说明。著录科举文献，同样采取这一方式，以现存洪武、建文、永乐时期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版本为条目，在其备注栏中，注明其他地区在哪些年份，同样有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出版。

以上是关于这一表格需要强调的几个问题。有关此表编制的更多细节，俱见本书附录。

下面，笔者即以上述版刻信息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相关史料，来观照这一时期的出版情况，并对前述学界的两种不同观点作出回应。 KovDEbmpNvjzKqcb33me5R+5KZkUJh0tsd0sj17TvMYFeCqT4upeEFFWIA6yJ/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