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

一 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路径锁定效应的定性分析

本质上，锁定效应是指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一个偶然的事件演变为持续的路径并且难以为其他体系所取代。在本书研究中，它是指某地区由于某种偶然因素，其经济发展依赖且长期依赖资源型产业而不能脱离，也就是地区经济发展路径锁定于资源型产业 ^[1] 。具体来说，这种路径的锁定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考察。

（一）技术锁定

技术锁定本身是指一种技术仅仅因其首先发展并应用，从而在后续的应用中排斥了其他技术的使用。排斥的原因可能是报酬递增、网络效应或者学习效应等。对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而言，技术锁定源自该地区主要资源被发掘时采用的技术类别，也取决于该地资源的天然属性。一旦该地区主要的资源发掘技术被确定下来，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稳定并且其技术路线得到不断强化。根据国务院资源型城市规划，我国当前的资源型城市蕴含的资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这类自然资源在开发时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主要是大量的设备投资，其资产数额巨大且大多配套购置和安装，在这些设备的折旧期结束前难以被完全淘汰和替换。即使在折旧期结束后，由于使用期内配套设备、维护人员、操作人员等原因，在更新设备时企业仍倾向于使用与旧设备类似或相同技术路线的设备。因此，在发掘资源所使用技术上，资源型地区有路径依赖进而技术锁定的特征。从资源部门的替代产业角度看，资源型地区也缺乏向非资源型技术转移的动力。长期以来，这些依靠资源实现经济增长的地区已经习惯于原有的技术架构，这些地区主体企业在原有技术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整个地区也为其投入了大量的配套资金和技术投入，这使企业在技术路径上出现了自我强化。同时也使其他产业部门难以获得发展新技术的资源，综合作用下，资源型地区的技术锁定于既有路径而难以转换和升级。

（二）结构锁定

结构锁定是指资源型区域在经历长期的发展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均出现了路径依赖，而新产业和新部门必须扎根于社会和经济体系才能够生存，锁定于资源型产业的社会经济结构无法为其提供生存的土壤 ^[2] 。长期以来，资源型区域的支柱产业大多集中于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有色金属开采等采矿业，部分地区沿产业链向下延伸至制造业中的化工、金属冶炼、机械加工等部门，再有继续延伸至电力、热力生产等行业。这些行业在各资源型区域的国民经济运行中具有十分紧密的投入—产出关系，只要上游产业或者主导产业不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他与之密切关联的产业也很难发生产业意义上的升级或者转移。就社会结构而言，资源型地区人口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整个社会的教育层次、各种配套性部门都和资源型产业紧密相关，由资源型产业决定，甚至该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都是围绕着资源型产业配置的。在支柱型产业形成路径依赖后，整个地区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统统围绕着该产业形成了支持体系，进而两者之间产生了相互强化的作用。换个角度说，正是由于资源型地区的支柱性产业影响力巨大、牵涉面极广，使这些地区向非资源型结构转变更加困难。

（三）功能锁定

功能锁定是指在出现路径依赖后，资源型区域的整体功能，包括经济、社会等方面形成了围绕资源部门配置的态势。当该地区的技术、结构形成锁定后，该地区的主体功能也相应地被固化于某领域，该地区在更大范围内（如全国）的社会分工相继被固化。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和广化，伴随着这一趋势的是各个经济单位，包括各个地区职能的专业化，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功能地位日益固化 ^[3] 。资源型区域经历长期依靠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实现增长后，在相应地区或者全国范围内大多被定位为资源供给地，部分区域被赋予资源深加工职能，甚至在名称上也被冠以“某某之都”。鉴于前述的技术、结构、成本等方面的相对优势，这些资源型区域往往也将发展方向集中于既有资源而不做他想，丧失了功能转移的内在动力。其他周边地区、关联地区在长期的经济往来中也习惯于其传统定位，在原材料供应、产品研发、产业升级或对接等方面对这些地区均做习惯性想定，也使资源型区域失去了定位转移的机遇。

（四）认知锁定

认知是指人们获取与应用知识和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社会成员的主观认知源自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这种由环境决定并反作用于环境的社会认知具有客观性、惯性或者滞后性、自我实现性的特点 ^[4] 。第一，社会成员的认知来自身处的社会环境，受客观的社会环境制约。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认知。资源型城市和区域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均围绕资源开发生成和发展，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构成、教育水平和架构也都以资源生产为中心进行。进而，社会成员对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的认知也具有浓重的地域和产业特色。第二，社会认知具有惯性或者滞后性。社会认知受社会环境决定，其形成和成熟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这是因为人们是根据既往经验形成自身对社会的认知，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大多数人往往不能很快觉察这种变化并随之调整自身的认知。尤其是当社会环境的变化并不剧烈时，社会认知就更加滞后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第三，社会认知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人们是根据自身的认知决定参与社会活动的态度和角色的，而且社会个体之间的认知会相互影响，出于从众心理，大多数个体倾向于采用较为普遍的观点和行为。这样就会形成社会认知的自我实现特点：当一个社会组织中大多数人都持有某种观点并照此行事时，这种观点就会真的成为客观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社会认知，从而形成一种闭锁的循环即锁定。

二 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路径锁定效应的定量分析

选择适当的方法，度量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程度，测算其锁定于资源型产业的具体水平，保证其科学性、客观性，是定性分析资源型区域产业路径锁定效应后必要的定量补充，是分析路径锁定机制和解锁方法的基础。

（一）度量方法和数据的选择

1.选择的依据和原则

科学性是在选择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路径锁定程度的度量方法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原则。失去了科学性，则无法保证分析结果的正确，无法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的科学性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社会科学是对人的研究，既受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约束，也受人的主观动因影响。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性标准更值得注意。资源型地区在产业路径上的依赖程度的高低，如何界定、如何度量，首先需要坚持科学性标准和原则。其方法和指标应该能够真实反映出资源型地区产业发展的实际，体现出该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折射出地区产业发展中自然资源的重要性变动趋势。同时需要注意，地区经济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地区资源只是其中一种，在方法和指标筛选时应该尽可能保证其特异性，即能够尽可能剥离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总体的影响。

客观性是选择度量方法和数据时需要考量的重要原则。客观性是定量分析的生命，失去了客观性，定量分析也就失去了意义。定量分析的客观性可以体现为分析方法和分析数据两个方面。从分析方法看，应保证所选用的方法本身能够真实反映所研究问题的本质，避免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问题。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同一问题有多种定量研究方法的情况，此时则应考虑不同方法所适用的数据是否客观。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定量分析数据的来源有统计资料和调查数据两种，具体使用哪种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在资源型区域的产业路径依赖程度的定量分析中，统计资料的优势在于相对规范和完整，各地区间的统计口径相对一致。另外，在数据的灵活性和细致性上统计部门的资料又有其不足之处。

数据的可得性是定量研究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原则。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模型对所使用的数据的要求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这其中既有对统计口径的要求，也有对数据的完整性和样本量的要求。这些限制决定了在问题研究时必须考虑需要的数据能否获得以及所获得的数据能否满足要求，仅仅考虑方法的完美而不考虑数据的适用很可能导致研究方法不能体现其优势甚至无法操作，这也是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另一种体现。在当前的实践中，资源型区域往往通过行政区划界定，而且一般以市、县级区域为主，但目前统计部门的资料一般以省级以上部门最为详细、公开和规范，全国各地地级市和县级区域的统计资料的统计口径差异颇大、详尽程度差异颇大。在实际研究中，这种差异导致一方面部分地区的数据不完整，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难以进行，因此统计资料的可操作性和可得性是资源型地区产业路径依赖定量研究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2.度量方法的选择

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地区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的路径锁定程度的定量分析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建立回归方程，利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的系数反映地区资源型产业的变化对区域发展或者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类方法的优点是回归方程的理论成熟、回归方法的接受度较广，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回归方法重在反映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影响是单方面的因果关系。根据资源产业路径锁定的机理，在资源型产业和地区经济发展中不仅仅是单方向的影响，而是包含了地区发展对于资源型产业的反作用，也包含了相关因素（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等）的综合影响和相互影响，这种复杂关系在回归分析中是无法体现的，甚至是回归分析基本假设（多重共线性等）不允许的。另外，回归分析对于样本量有最低数量的要求，实践中统计资料不能保证满足。另一类方法是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各产业间的关联度和影响度。从理论上说，这类方法能够直接反映出区域经济各部门、各产业间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也就能够反映出国民经济各部门对于资源型产业的依赖程度，从而测定区域发展对于资源型产业的锁定程度。但是，我国目前的投入产出调查每5年进行一次，时效性难以保证。尽管可以采用一些处理手段，对投入产出表进行延展，但其客观性也就难以保证，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运行特点、规律也发生了变化。例如，2007年是投入产出表编制年份，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各产业间的关联关系，如果基于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延伸，无法反映实际的经济变化。而且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以省为基本单位，无法反映出各地级市的产业关联特点，也就谈不上在各省的地级市间进行横向的比较。

鉴于课题研究的主旨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与可操作性间的平衡，本书借鉴了“耦合协调度”的公式，利用其思路作为度量地区经济对于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程度。根据刘春林的考证 ^[5] ，耦合协调度的研究工具最早以“协调度”的称谓出现于1992年，至2005年刘耀彬将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引入，提出耦合度函数。概言之，耦合协调度是用来衡量两系统或者三系统之间发展的协调统一程度。一般公式如下：

其中，0≤ U ₁ ， U ₂ ≤1，0≤ C ≤1，求出耦合度；再利用公式

计算协调度，其中， T = αU ₁ + βU ₂ ，其中 α + β =1，0≤ T ≤1

或者将耦合度式（3-1）换为：

其中，2≤ k ≤5，当 k =2时，式（3-1）和式（3-3）相同。最后根据T值的大小判断协调程度的高低，一般来说，T值越大，则可作出协调程度更高的结论。

从本质上看，式（3-1）和式（3-3）的基本含义类似于“相对极差”，在不考虑指数k的情况下，从以下过程可以看出：

式（3-4）的第一项分式中，分子是两个量的差，代表两个量的绝对的离散程度，指数2的作用是保持两变量之差不为负。分母是两个量的平均值，作为绝对值的分子项尽管可以反映出变量的离散，但按照统计学的原理，选择相对值更为合适，也更便于比较，所以除以两个变量的平均值。整个分式的含义为两个变量的离散程度是两个变量均值的若干倍，或者说每一单位平均值代表（或对应）的离差。分母所以用平方项是为了与分子的平方项保持量纲的一致。经过第二项的变化后，整理出第三项。从第三项可以看出，整个式子的取值的大小已经取决于 。当 取值比较小时，整个式子的值比较大；当 取值比较大时，整个式子的值比较小。式（3-3）的指数项k作用在于使取值在[0，1]范围内保持相对均匀的分布，避免取值过于集中于某个区间。

如上所述，计算得到式（3-1）或式（3-3）中的 C 值代表着 U ₁ 和 U ₂ 两个量的分散程度，或者说这两个量之间的关联程度，这就是一般研究中所说的“耦合度”。在此之后，进一步利用式（3-2）计算协调度。其中 T = αU ₁ + βU ₂ 代表 U ₁ 和 U ₂ 两个量的加权平均数，可视研究的实际赋予不同的权重，一般可以取1/2。这样，结合前文对 C 的分析， T 与 C 相乘的含义就比较明显：代表着 U ₁ 和 U ₂ 两个变量的综合影响（即两者之和）所带来的两者离散程度（两者之差）。在求得耦合值和协调值之后，研究者往往在[0，1]间划定某些区间，根据计算所得的耦合协调值落在不同的区间判断两个系统间的协调统一程度：越靠近0，意味着越离散，也就是越不统一；越靠近1，意味着越统一。

综上，所谓的耦合协调度本质上是衡量两个系统或者两个变量间的离散程度的，利用这一特性，可将其应用于资源型区域的产业路径锁定程度的衡量。两个系统或者两个变量分别对应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型产业的变化，两个系统越离散，意味着资源型产业的路径锁定程度越低，两个系统越密切，意味着资源型产业的路径锁定程度越高。

3.度量数据的选择

用耦合协调度度量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路径锁定程度时，需引入两个系统，一个是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发展，另一个是资源型产业的变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度量一般分为综合指标和单一指标两种，综合指标指不仅考虑GDP，还要将其他反映区域发展的变量，如教育、环境、福利等综合拟定为一个指标体系。单一指标仅仅包括国民收入，即GDP。考虑到资源型产业对教育、社会福利等指标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迂回的，本书研究采用单一的GDP指标。

资源型产业的变化可以通过采矿法人单位数、采矿从业人员、采矿业总产出、采矿业平均工资等指标反映，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横向比较的需要，本书采用“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衡量指标。在我国的统计口径中，采矿业指对固体、液体以及气体等自然产生的矿物的采掘，基本涵盖了大部分资源型产业。按照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和统计口径，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总体上看固定资产投资额可以反映采矿业资产的历史积累，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反映该行业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能够反映今后一段时期该产业的发展趋势。相对于其他指标，固定资产投资额更能够反映产业较长时期的发展状况，能够表现行业的生产能力变化。

（二）产业路径锁定的度量

利用各地市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结合《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本书选择辽宁、黑龙江、江西、湖南、陕西、新疆、甘肃、河北8个省（自治区），44个地级市作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区域的代表，利用44个地级市的国民收入和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根据式（3-3），其中 U ₁ 为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U ₂ 为国民收入（GDP），式（3-3）中的 k =2。

第一，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利用式（3-5）

将数据标准化为 U ₁ 和 U ₂ 。

第二，利用式（3-3），计算各地市对资源型产业的路径锁定程度，计算结果如表3-1所示。

根据此前对式（3-3）的分析，上述表格中的数字越小，意味着该地区经济发展与资源型产业间的依赖关系越弱，也就是锁定程度越弱；数字越大，意味着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型产业间的依赖越强，也就是锁定关系越强。

（三）路径锁定结果的分析

利用上述计算结果，从横向——各地市和纵向——时间序列分析各地市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路径依赖情况，试图揭示资源型区域产业路径锁定的规律。

1.各地市产业路径锁定的时间序列分析

综合考量各地市的资源型产业路径锁定的数据，根据其变化规律，可以将44个地级市的产业路径锁定情况分为三种情况。

（1）总体增长型。这类地区的锁定系数呈现出总体的上升趋势，这代表在考察期内，随着时间的增长，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型产业间的关联越来越密切，体现了“锁定”这一概念中的正反馈现象。这类地区包括：黑河市、牡丹江市、新余市、萍乡市、赣州市、宜春市、衡阳市、郴州市、邵阳市、娄底市、铜川市、渭南市、榆林市、庆阳市、邢台市、邯郸市、承德市、唐山市18个地级市。将这18个地区的产业路径的锁定值用折线表示为图3-1至图3-18。从这些图中可以看出，考察期间，这类地区除个别年份外（部分年份数据的剧烈变动是因为该年份数据缺失），经济发展与资源型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逐年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市中，萍乡市、邵阳市、铜川市、渭南市、庆阳市、邢台市、邯郸市、承德市在2015年、2016年左右出现了路径锁定程度下降的迹象，这种迹象是否能够演变为长期的下降趋势还有待观察。

（2）先升后降型。这类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路径锁定呈现出在2005年后逐年上升，约在2011年前后达到高峰，随后下降，2015年左右甚至下降到2005年水平，整体波动体现为较为明显的倒“U”形。这类地区包括本溪市、大庆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延安市、阿勒泰地区、金昌市、白银市、武威市、张掖市、平凉市11个地区。从图3-19至图3-29可以看出上述变动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延安、阿勒泰地区的路径锁定水平在2016年下降较为剧烈，这种变动能否成为长期趋势还需要观察。从2005年到2016年，十余年间的产业路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变动，这种时间跨度的产业路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国家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的变动。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推出了规模宏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新产业没有出现或尚且处于萌芽期时，这种大规模的、短时间的资金投入很大程度上只能流入现有的、较为成熟且对本地区影响比较大的产业，这体现为上述地区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较大幅度上升，在2011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去产能政策的推行，部分地区的产业锁定程度开始下降。

（3）波动型。这类地区的资源型产业锁定程度在考察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震荡和波动。有的地区是在总体上升过程中出现的震荡，有的则是呈现较无规律的波动。具体包括阜新市、抚顺市、鞍山市、盘锦市、葫芦岛市、伊春市、鹤岗市、鸡西市、大兴安岭地区、景德镇市、咸阳市、宝鸡市、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陇南市、张家口市16个地区。尤其是，在2015年后这些地区的产业路径依赖情况变动不一，有的上升，如鞍山市、阜新市、葫芦岛市、鹤岗市等；有的则下降，如盘锦市、伊春市、宝鸡市等。这种变动体现了资源型产业路径锁定的复杂性。如图3-30至图3-45。

各地区资源型产业路径锁定的横向比较。利用前面的计算结果，选择2016年数据，对44个地区的资源型产业路径锁定程度进行横向比较（金昌市、庆阳市缺少2016年数据排除在外）。在一般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中，在计算出耦合协调度值后，再在[0，1]之间划分出若干区间，按照各个耦合协调度值落在不同区间判断协调统一的相对水平：越靠近0，协调统一水平越低，越靠近1，协调统一水平越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区间是人为划分的结果，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目的只是在于能够清楚地表明各个研究对象耦合协调水平的差异。本书此处将[0，1]划分为四个区间：[0，0.25），[0.25，0.5），[0.5，0.75），[0.75，1]，如前所述，这种划分旨在表明资源型区域发展与资源型产业关联度由低到高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