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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源型区域的界定

本书既从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定性角度界定资源型区域,又从定量的角度,以城市行政区域、经济指标、社会特征为依据,提出资源型区域界定的原则和标准,为研究资源型区域发展问题厘清概念,奠定基础。

一 资源型区域相关概念

(一)资源型区域的资源概念

资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的物质、能量及信息要素,人类可以利用它为人类创造财富。资源本身不是财富,它需要人类的加工,变成人们可以利用的产品,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经济学研究的资源与地理资源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地理资源的研究涵盖各种自然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的地域组合等方面,而经济学研究的资源除自然资源外,还研究非自然资源,如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农业资源、文化资源、技术资源、教育资源等。狭义资源被认为是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的自然要素,它不是人类开发出来的结果,而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社会提供生产生活的原料和燃料等可以最终利用的物质与能源,它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先决和必要条件,但不是决定一个地区最终富裕程度的决定因素,正如资源富裕的国家不必然是高收入国家,资源缺乏的国家必然贫穷一样,先天的自然资源可以被人类开发利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是一种大自然的恩赐 [17]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类需求的范围及规模也随之扩大,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可征服与改造的资源范围(领域和种类)也越来越大,可利用的资源范围也不断扩大,资源的概念也随之扩大。经济学研究的资源概念,属于广义资源,它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还包括社会和文化资源等。与自然资源相对应的人文资源,人文资源是人类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总称,它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体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社会环境区别于自然环境,它是人类的创造物,如人类活动形成的工农业、城市、交通、文物古迹和风景区、娱乐场所等,它也可以被称作人工环境,特征是人类活动改变的自然环境,体现为人文资源的因素 [18]

所以,自然资源与人类周围的自然界是有区别的。自然界是包含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外部环境,它指的是大气层、水、土壤岩石和生物圈,它与人类活动无关,是客观存在的 [19] 。自然资源与人类的活动和开发相关,它特指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够生产经济价值满足人们需要的那部分,利用该部分资源用以提高人类的福利。自然资源分为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可再生的资源与未来将会耗竭的即不可再生的资源。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比较容易,速度也较快,但是在一定时间内的开发利用活动会产生不利于其他方面发展、生存生活的影响,如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资源,如果不加限制地砍伐、捕猎,植物、动物资源可能出现总量的萎缩,甚至出现因生态恶化而资源枯竭 [2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对可再生资源的认识也要有更深的理解,即从生态可持续性角度,保护和有序利用可再生资源。永续消费资源的再生速度相比其他资源要快得多,这类资源因为再生太快,总量不稀缺,虽然生产活动也非常需要,但因其不稀缺,以至于很容易被人类忽视,这类资源也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如,太阳能、风能、水能、光照、空气等。之所以把第三类叫作可耗竭型资源,是因为可耗竭型资源的再生速度太缓慢,以至于在一代几代人的时间内它无法再生出来,如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它是自然界自身在漫长的地质年代特定条件下生成的。自然界留给特定区域人类的初始资源禀赋,它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先天丰裕要素,如中东的石油。但它的存量不论再多,也总是有限的,用一点就少一点,终归会有用完的一天 [21] 。基于本书的研究选题,所研究的资源涉及的是不可再生和不可维持的可耗竭型资源,具体到本书中则是专指矿产资源(各类资源的分类见表2-1)。

表2-1 各类资源分类

(二)资源型区域与矿业区域的区别

农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大量便利的可耕作土地也产生了最早的农耕文明。农业社会的发展方式依赖的重要资源是土地,对能源和其他资源消耗较少。工业社会以来随着工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对自然资源中的金属矿藏原料和石化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这些能源和原材料在国家经济战略中的地位水涨船高。一些区域的形成和兴起就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紧密相关,很多资源型区域发展需要的生产投入品的往往是经济资源中不可再生资源的可耗竭资源,如煤矿、石油的采掘和开发利用,相应在该要素禀赋突出的区域,产生这类以密集使用该丰裕要素的主导产业 [22]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不论是国际贸易或是国内交换,在资源丰裕区域,市场本身竞争的结果,往往会内生出基于该丰裕资源要素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如煤炭集中地区会形成采煤、冶炼、化工等产业。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结果,甚至会催生出资源型市,如大庆油田的开发,发展出大庆市。由于区域发展利用先天优势,也容易走上资源依赖的路径,久而久之最终形成了资源型区域 [23] 。资源型区域一般包括矿业资源(能源)区域和森林工业区域。资源型区域如果是可再生资源,就不存在资源型区域因资源耗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资源型区域主要是依托不可再生的矿物和能源区域发展起来的,如矿物、煤炭、石油等工业城市或区域,当然也包括可再生但再生速度非常慢的森林等自然资源区域。资源作为先天禀赋,为该区域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否形成资源型区域,却依赖于后续的开发、经济发展策略与政策。随着市场的发达、政策允许,投资人及地方政府会发展当地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所以说地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与资源开发的联系非常密切。许多资源型城市或区域就是在开采资源之后逐渐产生的。与之不同的是,前者可以看作因为政府的作为,因势利导主动选择依托资源优势的主导产业,后者可能是内生发展的结果。资源型区域一般承担着为国家输出资源型产品的功能,比如东北和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裕,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的资源或能源产品。我国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能源原料储量占比,西部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储量占比最多,特别是天然气资源,西气东输对东中部的生产生活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东北地区在解放前就是资源型产品生产的重要基地。东北与西部资源相对富裕的地方与发达的东部经济,可以进行分工协调,资源优势互补。当然也有资源型城市(区域)的发展是国防安全需要而有谋划的布局,不是基于因势利导类型的,但也是基于天然资源优势作出的安排。基于自然资源优势的区域,其发展自然也受限于资源。随着资源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参与国际分工、资源的相对价格变动,以及开采成本变化等因素的变动,资源型区域的发展速度及模式变动都会受到影响。资源型区域也会随着矿产、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能源)数量与质量本身的限制、可再生资源中再生速度低于人们需求速度的限制,如林木资源的过度砍伐导致资源萎缩从而导致区域经济不可持续。资源型区域的发展因资源而兴,形成资源型主导的产业,前期可能会快速带来资源型区域发展迅速繁荣,但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资源型产业衰退或转型的问题。同时,由于吸取了发达地区的工业化经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本应走绿色经济的现代化道路,但经过多年发展,资源型区域的偏重型产业结构已经形成,资源开采加工对环境和生态的污染也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更需要借助城市转型的机遇,加强环境治理。

初期的资源型区域一般是矿业区域,它属于部门经济区的范畴,是继工业经济区之后的较低层次经济区。矿业区域初期以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加工为主,主导产业也是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依据我国矿产资源的种类以及矿产资源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可把资源经济区域分为以煤炭资源的勘测采掘与加工为主的煤炭工业经济区;以金属采掘加工为主的冶金工业经济区和以石油、天然气开采加工为主的油气工业经济区 [24]

总之,资源型区域是经济发展到工业化阶段,自然资源价值凸显后,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发展壮大起来的区域,其经济甚至最终对资源产生依赖的特殊类型区域。

(三)资源型区域普遍面临的发展问题

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天然的要素禀赋发展优势,只要外部条件允许(市场分工充分、交易成本低、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等),特别在我国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资源型产业往往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展出专业化、规模化的特征,许多资源型区域的资源能源类产业会布局于不可移动的资源开采地,位居产业链条的最前面,资源型区域与其他区域的分工也体现在初期偏重资源开采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由于早期开发阶段人们对资源价值的认识不足,往往低估资源的价格,不计算因资源不可持续与资源开采外部性(污染、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等)成本,客观地也会压低资源原料的价格(这也同时更突出了资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相对低的比较优势,早期资金短缺,积累资金、发展需求也客观需要这样的政策导向)。即使之后发展出的重化工业产业延伸部分,仍然是基于天然资源禀赋优势的。资源型产业在开采、生产过程中的竞争,以及国家对开采效率、外部性考虑进去的监管之下,更大规模化生产逐渐取代小规模的生产。随着开采效率的提高,年产量也不断增长,资源的预期使用年限被缩短,而许多地区基于地区间资源禀赋不同带来的区际分工,在较长时期人们忽视了资源萎缩及外部环境变化情况下的产业转型及升级问题,基于简单的资源优势扩张的单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发展路径出现锁定,这种资源型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往往耗尽了当地生产的各种潜能,由资源型富裕,最终可能变成资源型发展模型的贫困,由于长期依赖资源优势,区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与创新动力缺乏,危机意识不足,当由于出现替代能源资源,或找到性价比更优的海外资源能源时,内地资源型能源的价值也只能被压低,对资源型产业严重依赖的地区甚至出现国际贸易理论中悲惨的增长的情况,这是一种恶性经济循环,它会导致该地区在经济竞争中地位下降,出现“资源诅咒” [25] [26] [27] [28] 。本书讲丰裕的资源是一个地区发展的独特优势,但并不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其发展的充分有利条件。如果长期忽视区域增长的转型和注重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的话,这种短期单一经济结构的生产对经济增长反而会产生对长期发展不利的限制 [29] 。表现为在短期资源丰裕地区经济体增长速度比资源贫乏区域快,但在长期由于不可避免地面临和解决资源型产业转型问题,其增长速度必然会慢下来。因为转型需要发展其他产业,而其他产业的发展需要储备相应的人才,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就会对其他(包括专业人才)生产要素产生一定的“挤出”,技术、制度创新也缺乏内在动力,更不要说创新人才的培育机制了,最终引致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和能力的衰退。

资源型产业发展也会出现历史性负担,比如出现生态环保等方面的问题,长期的资源开采,造成地面沉陷、生态破坏,造成难以恢复的环境问题。由于资源型产品加工链条相对较短,生产技术要求相对低,产品附加值低,前期粗放式发展中积累资金赶不上环境问题凸显后用于生态补偿的资金需求,也需要从外部(其他区域)获取生态补偿,但在资源型产业发展前期,这个问题不那么突出,生态补偿意识不足。在实践中,又因为存在补偿对象、补偿主体、补偿标准的确认等复杂问题,资源型地区付出的代价往往难以得到弥补。资源型区域的经济发展又与国有企业改制改革的制度变革问题交织,资源型企业的改革需要会造成大量沉淀成本,沉淀成本的存在使资源型产业、企业转型呈现刚性特点,加之路径依赖,主导产业带动力趋弱,资源型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带动不高,较难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转型升级能力也容易锁定发展路径,且不说由技术锁定导致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锁定,使资源型区域、产业及企业较难超越现有运行轨迹。

(四)资源型区域传统发展模式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资源型地区丰裕的自然资源很容易让该类地区内生地选择一条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增长之路。分析资源型区域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缺陷与内在机制,为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资源型区域传统发展模式特点。一是区域经济对能源类资源产业依赖高。资源型地区主要是依靠煤炭资源,而它们煤炭的发展中,又主要依靠采掘业与初级加工业。其煤炭产业主要依靠筛选与洗涤、炼焦、发电等工业,初级加工占比较大。相反在科技含量较高的深加工、精加工方面比较落后。这使产品的综合利用率较低、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大型资源型企业的投资可以占区域总投资量的50%,更甚者能高达70%。资源型地区的发展模式却是大同小异的,即能源原料等资源的投资比重高,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比重大,传统资源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调试依赖资源且受到资源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资源的价格波动影响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由于煤炭的价格波动幅度高于一般的产品,这就使煤炭价格的波动导致产量的波动,进而引发了产业的波动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稳定。鉴于区域主导产业的资源型企业大多以煤炭、化工、钢铁、石油等资源为主,受历史的原因且多是国有企业在经营,相比民营企业来说,国有企业自身有其特点,面临着一些特有的困难,长期依赖国家,而不是靠市场找出路,存在等靠要,内部缺乏竞争力、外部难以适应市场而灵活调整,再加上国有企业的重化工业特征:投资大、资产专用性强、沉淀成本高,使资源型企业转型自身就困难,这样使以资源型企业为主的地区经济发展自然调整困难,一旦资源衰竭需要转型或升级,经济由于缺乏内在动力,若国家不及时“输血”,其经济就容易陷入困境。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型区域资源及初加工业劳动就业人口,该部分产值和人群占劳动总人口比例较大,随着国家改革力度的加强,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第三产业已经略高于第二产业,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第二产业所占的份额仍然较大,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使资源型地区的经济效益明显偏低。比如,在国内贸易方面,由于资源型区域输出产品的附加值低于输入产品的附加值,容易引起部门间贸易条件恶化与反工业化。产生很大的贸易逆差,会进一步加大对资源的开发,形成恶性循环。三是资源依赖型经济,创新动机弱从而导致创新能力下降。由于长期失去创新和升级机遇,导致在资源总量减少、资源成本上升情况下,本地的产业结构落后,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产业低端,以资源初级产品的出售和初级加工为主。甚至出现国际经济学上讲的悲惨增长局面——地方政府为了增长需要,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后,不得不更多地开采和出售资源,使环境污染、经济结构扭曲、地方财政收入下降、经济无法持续等问题更加严重。当这种经济形态遇到资源枯竭、政府规定的环境红线约束时,其经济会面临快速下滑的局面,其脆弱性风险会马上变为经济萧条的现实。四是产生资源价格扭曲与收入分配问题。从资源利用角度,矿产资源的开发,带动了企业家才能、工人、资本和矿产资源的利用,带动了就业;从国民收入角度,矿产资源的开发,带动了企业家才能、工人、资本和矿产资源四类要素的报酬实现,分别是正常利润、工资、利息和资源租金,提高了国民财富水平。资源部门受利益动力驱使迅速扩展更加速资源耗竭,以成本核算和约束财务缺乏制度保障,使该收益流向资源支配者,带来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扩大问题,引发相关经济主体的矛盾,导致寻租、腐败、派系冲突等社会问题。

传统发展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兴盛也资源,衰落也资源”是对资源型地区的发展规律以及发展模式最好的总结。长期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对资源的依赖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资源型区域在它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一旦遇到资源枯竭,这些矛盾和困难就凸显出来。在资源型区域依靠的资源型产业大部分都属于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以及竞争机制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由于该类型地区政府收入依赖于资源型企业的支持,在资源型地区常常看到,本该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而由资源企业来提供,政府的职能出现了严重的缺位,存在资源垄断和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保护,市场秩序还不健全。从资源型产业和企业自身内在原因,使其容易锁定原有发展模式。沉淀成本效应。沉淀成本是指企业进入一定产业和市场所投入、积累而退出该市场时不能收的那部分前期投资。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决策,沉淀成本是历史成本,不应当作为边际决策考虑的依据,但问题是投资的巨大、资金的困难,及现实产业转型升级面临的诸如就业这样棘手的现实问题,使政府决策往往不得不从社会而不是经济效益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企业转产时这部分资产不能完全回收转作他用,形成专业性用途的“锁定”效应。从企业个体角度分析,如果企业继续维持生产,这些机械设备仍然能够提供现金流,只要能够弥补原料工人工资(工人原有的技术还可以派上用场)等变动要素报酬,维持生产反而是合理的。沉淀成本的存在以及企业的国有特性,阻碍了衰退行业退出,企业不知不觉把短期当成了长期,这也是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一个表现。再加上进入其他行业和市场需要大量资金、进入壁垒等客观现实原因,使资源型产业中的企业没有内在积极性转型,往往只能低效率地运营,更不用说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了。

资源型区域以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必然受制于资源型产业的缺陷,资源型产业的缺陷有:区域内资源储量有限,总有开发竭尽那天;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一般是由上而下、由易而难,开采成本必然不断上升(如果技术不变),资源开发难度变大,其边际开发成本将持续走高,从而导致资源型企业收益递减和经济效益下滑。这个成本上升的特点,制造业区域优势明显领先于资源型区域,随着时间推移和资源开发,资源型城市原有的资源优势将消失殆尽,增长也无法长期可持续。如果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会加快资源的枯竭,另一方面资源型区域面临的困难会加速到来。这就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高效利用资源和实现循环发展;还要提前做好路径转型升级准备,转换为新的发展模式。

二 资源型区域界定的主要指标和取值

资源型区域的界定标准需满足如下条件:采掘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大于10%,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大于5%;县级市和地级市采掘业产值规模对应的超过1亿元和2亿元,从业人数规模超过1万人、2万人。对资源型区域的界定,国内学者多以定量的方式来确定。王青云利用加权的方法将资源型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每年从资源型产业中退出职工占总职工比重、城镇登记失业率、前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值这几项指标作为指标汇总后排序 [30] 。高天明在取值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原则,提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界定标准和城市名单 [31] 。蔡飞、金洪通过按照区位熵指数定量排序测算区域资源经济活动,取“均值加1个标准差”为临界点以上的地区为资源型区域 [32]

根据国内外对资源型区域的界定原则和对资源型区域的相关认识,认为在研究资源型区域的界定时需要有以下几点依据作为原则:

(一)根据城市行政区域划分

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的相关规定,资源型区域包括地级市、县级市、县(自治县、林区)以及市辖区(开发区、管理区)等。

(二)依据经济指标划分

资源型区域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达到一定规模,以资源型产业的产值占区域GDP的比重、矿业采选业活动在区域经济中应占有重要地位或成为主导产业。

(三)依据产业结构划分

资源型区域依托资源而兴起,也为了发挥专业化生产规模优势的因素,往往会导致单一的资源型产业比重偏大的产业结构,在区域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中,第二产业从业人数比重明显偏大,第一、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不协调。

(四)过程性或动态性划分

考察资源型区域既要看其过去的资源禀赋和资源型产业发展过程,也应以该地区的产业当前与未来的持续性发展状况为标准,需要从动态全过程视角来考察资源型区域的变迁。因为可能存在转型过程中资源型产业比重下降,资源型企业作业人员减少,以及资源型产业转型过程中产值占经济总量中相应比重变小的情况,不能仅根据过去的资源禀赋和资源型产业发展状况作为判断处于转型时期的资源型区域的依据。同时,资源型区域的划分或界定,依据的也是一个相对的排序,这种差异是由于经济体中不同区域内在分工及路径依赖的结果导致的。总体而言,资源型区域是全体地区中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又因有比较优势依托该资源发展的区域。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五)以本地化为特征的划分

资源型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往往与本地资源开发、产业延伸有密切关系。由于发展的路径依赖,该区域未来发展也与当地资源历史上的开发利用有关。但资源型区域的界定有一点是没有质疑的,那就是它是基于天然本地资源的因素,而不是依托利用外来资源,通过进口外部资源,进行深加工这样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城市或区域,如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发展当地钢铁业的区域,是不属于资源型区域的。这个范围的厘定,避免了以采掘业及初级加工业产值为标准将从国外或外地获取的矿产品初加工产值纳入当地矿产加工业而造成的数据失真和判断错误。


[1] 于立宏等:《考虑环境和代际负外部性的中国采矿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资源科学》2019年第12期。

[2] 王彩霞:《经济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16年第10期。

[3] 李博、张旭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发展——基于我国107座地级资源型城市的比较分析》,《西部论坛》2018年第3期。

[4] 冉燕:《经济转型视域下资源型城市旅游业发展路径创新研究》,《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10期。

[5] 曾坚、张彤彤:《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对策及路径选择》,《理论探讨》2017年第1期。

[6] 古红英:《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研究》,《经贸实践》2018年第11期。

[7] 古红英:《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研究》,《经贸实践》2018年第11期。

[8] 尹牧:《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年。

[9] 张娟:《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2012年。

[10] 王冠:《资源型城市转型生态可持续性分析——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生态经济》2016年第4期。

[11] 支大林:《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及破解对策》,《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2] 尤瑞玲、杨贵玲:《基于层次熵分析法的旅游资源评价与可持续发展对策——以焦作市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3] 马华:《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14] 冯菊香:《人力资本视域下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以陕北为例》,《学术交流》2010年第9期。

[15] 姚建忠:《现代服务业正外部性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以迁安市为例》,《经济研究参考》2017年第29期。

[16] 谢炜、蒋云根:《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17] 谢炜、蒋云根:《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18] 张复明:《资源型区域面临的发展难题及其破解思路》,《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6期。

[19] 张洪潮等:《资源型区域工业企业两阶段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基于绿色增长视角》,《科技管理研究》2017年第8期。

[20] 常纪文:《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与思考》,《中国环境管理》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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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刘宇、周雅琴:《文化产业促进资源型城市矿业遗产转型利用的模式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23] 唐荣彬等:《基于区域背景——斑块状态的矿业城市资源型生态关键地段识别》,《工业安全与环保》2017年第2期。

[24] Stijns,J.P.C.,“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 Resources Policy ,Vol.30,No.2,2005,pp.10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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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iao Liu,et al.,“Measurement of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Capability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Based on Fuzzy Membership Function:A Case Study of Shanxi Province,China”, Elsevier Ltd .,2020,p.68.

[28] Zhidong Li,et al.,“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Decoupling Economic Growth from Environment Costs in China’s Resource-Based Cities”, Hindawi ,2020.

[29] Wessling,W.T.,“Institutional Quality,Economic Development,and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Towards and Interactive Model of Development”, Dissertations & Theses-Gradworks ,2014.

[30] 王青云:《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和对策》,《今日国土》2004年第Z3期。

[31] 高天明:《我国资源型城市界定及发展特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地质大学,2010年。

[32] 蔡飞、金洪:《基于区位熵理论的中国资源型地区判定研究》,《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2期。 hUROu4irAWDyD1TvT5knB5YvYMFvTb/X/j8zQW04t8Rtfk+PRNXYDz00mESx5y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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