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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稳定格局中，许多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快速高效。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拥有丰裕资源的国家应具有更大的资源优势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一些专家学者借助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通过比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时发现：一些国家拥有丰裕的资源而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而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反而快速高效，这种现象显然违背了经济学原理，即一国或地区的资源禀赋水平与其经济发展能力呈反向关系。美国经济学家奥蒂（Auty）发现经济依托富含矿产资源丰裕发展的国家普遍拥有路径依赖，在该现象上首次提出“资源诅咒”假说（Resource Curse）的概念，即丰裕的资源未必会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更高效，反而可能是一种限制。这为经济学家们研究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外部性，即“资源诅咒”理论（或假说）奠定了基础 [1] 。
以一国拥有矿产资源的富裕程度为例，有的学者比较分析了委内瑞拉和日本、哥伦比亚和新加坡、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检验“资源诅咒”理论存在性。在“资源诅咒”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有的学者通过在理论和实证模型中纳入更多的相关影响变量，拓展了“资源诅咒”理论的应用范围，如政府机构的效率、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价格水平的波动、投资率等变量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外部性”仍然是显著存在的。
“资源诅咒”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资源诅咒”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抑制一国经济增长，目前研究表明主要有四种典型的传导机制：
贸易条件恶化。资源富裕国家出口初级自然资源，资源价格会受市场因素影响导致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引起经济大幅波动从而抑制延缓经济平稳增长。
“荷兰病”效应。人力和外来资本受外向型的资源类产业优势所吸引，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出口带来外汇储备增加和本国货币被迫升值，从而导致国内制造业产品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下降。
挤出效应。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被用来补贴国内幼稚产业和环境治理，减缓国内资本积累，同时教育、创新等领域投入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由于对资源的长期依赖，形成依靠资源类产业发展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
官僚主义严重。由于自然资源的来源属性，产权界定不清，导致寻租行为盛行，寻租行为因具有非法性和排他性，导致国有财产损失和浪费，非国有经济激励严重不足，经济发展缓慢。
经济转型主要体现为经济形态的转换。具体包括市场经济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资源价值取向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发展模式或发展战略的巨大变化，如一国或地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变革。总之，经济转型可能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可能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它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变化过程 [2] 。
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时期，由于受到国际因素冲击、技术革命、金融动荡等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必然会产生发展方式体制、经济结构、科技创新等方面的重大影响，具体包括科技创新、主导产业转换、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金融及经济体制改革等，即经济转型体现为一种阶段性或一定领域的质变或飞跃 [3] 。其中，一国或地区的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是诸多领域转型的主要方面，并对整体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4] 。
目前，我国许多资源型区域经济都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体制创新程度的差异，转型的模式和重点领域也存在区域差异。如矿产资源类区域的经济转型主要是转变对矿产产业的高度依赖，变换主导产业，主动规避矿产资源衰竭可能导致的经济衰退，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转型的重点内容包括资源开发结构的调整，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角色之间相互转变，产业转移中的劳动力再就业问题，经济战略和宏观政策的调整等方面 [6] 。
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根本目的是摆脱长期过度依赖资源而形成的经济发展路径锁定效应，促进区域资源配置最优化，实现区域内个人、企业与政府部门综合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转型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劳动力）等，各主体的转型模式和目标存在差异性 [7] 。个人和企业可以在本地区“转型”，也可以异地实现“转型”，如企业可以实现跨行业性转型，也可以实现区域性转移；而政府部门则只能在本地区实现“转型”。由于存在行业退出障碍和进入壁垒，对个人和企业而言，在行业和区域间的变换均存在“转型”成本 [8] 。因而，如何避开或者减缓资源型区域经济陷入“矿竭城衰”的陷阱，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企业、个人和政府三者转型成本的最小化或者利益的最大化 [9] 。
“可持续发展”最早出现在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部门于1980年出版的《世界自然保护策略：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资源保护》一文中。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与探索。1994年，国家计委等部门出台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既要兼顾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又要综合考虑后代人和当代人的利益 [10] 。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产生于环境保护实践。随着当前环境生态的逐步恶化，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用于当前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的现状。可持续发展理论有以下观点：
（1）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环境和生态保护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必须处理好环境问题。
（2）生态承载力是有限制的，人类活动应限制在生态系统的合理的承受阈值内，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
（3）从生态系统角度来综合考虑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生态补偿理论的铺垫支持，是实现生态可持续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阻止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大限度地协调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对立关系，促进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人口、资源、生态、经济和社会“五位一体”，是指导中国资源型区域转型的顶层思想。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探索资源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统筹规划全面推动实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11] [12] 。当前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能源供给安全、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制约，如何探寻一条符合中国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之路？如何顺利转换经济发展方式？如何进一步提高资源型区域创新能力？如何构建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如何避免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的发展中国家诅咒？以上是资源型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是将人口、资源以及环境三者并驾齐驱和经济发展作为一项不可分割的系统工程，将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抓手。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资源节约和利用的重要方式，推进低碳经济是实现环境保护和环境改善的重要路径，而践行绿色发展和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实现路径。
资源型区域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丰裕的自然资源本身引起的，而是产生于对自然资源的路径依赖。资源型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不足、缺乏市场激励、寻租与腐败等，导致“资源诅咒”现象。因而，资源型区域应在自然资源耗竭前，积极转向其他更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新领域 [13] 。
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路径选择。目前文献研究表明“资源诅咒”现象未必会在所有自然资源充裕的区域存在，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完全可以使资源丰裕地区避免“资源诅咒”现象的产生，进而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例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资源财富转化机制等措施保障资源的有序开发和利用 [14] 。实现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应避免陷入区域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形成不同的激励模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
打破路径依赖和科学谋划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关键在于转变资源型区域实现经济发展长期形成的依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固有机制。从全局和整体方面，系统谋划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路径设计与规划。经济层面的转型是实现资源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社会和生态层面的转型是实现区域经济转型的保障。实现资源型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宏观政策调整、科技创新投入、劳动力培训和再就业、资源税费改革等多个领域。既要积极借鉴国外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成功经验，又要妥善处理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城乡协调发展、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统筹发展等重大问题，切实保障资源型区域经济平稳成功转型。
从概念本质上讲，外部性指某项经济主体对另外一项经济主体产生外部影响作用，而这项外部影响却不能通过正常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布坎南与斯塔布尔宾最先于1962年提出了外部性这一名词概念，外部性表现为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不等，或者表现为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不等等现象。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即为负外部性，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私人收益即为正外部性。在本书中，煤炭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水资源开发利用也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 [15] 。
以煤炭资源的开采为例，煤炭企业或者当地政府在开采煤炭资源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收益，是煤炭资源的受益者；但是在开采中所引起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留在开采地，则当地居民是资源开采的受害者，同时当地居民为了保护环境，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以修复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甚至为此丧失了区域发展机会，因此当地居民是资源环境的保护者和受害者。另外，资源大规模地开采导致环境恶化，当地居民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导致资源开采边际社会成本远大于边际私人成本。此时，由于开采资源行为产生的负效应远大于其正效应，导致外部性产生——开采煤炭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于是产生了负外部效应。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定位为：依据物品是否具有如下特征：使用时是否排他和消费时是否竞争。依据这两个特征区别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依据不同标准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可以分为纯粹的公共物品和非纯粹公共物品，其区分标准是：效用是否具有可分割性；消费是否具有竞争性；受益是否具有排他性。纯粹的公共物品严格具备上述三个特征，而非纯粹公共物品并不严格地满足上述的三个特性。由于纯粹的公共物品严格具备上述三个特征，因此它不具有价格特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而非纯粹的公共物品和纯粹的公共物品不同，严格意义上并不具备上述三个特征，一些非纯粹性的公共物品或者部分具有排他性特征，或者排他成本非常高，以致当消费达到一定界限后，非纯粹的公共物品就具有排他特征以及竞争特征了 [16] 。
生态服务由于使用时的非排他性，因此其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同时生态服务消费具有特定的特征：如地域性特征等；因此，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公共物品既可以归为非纯粹公共物品，又可以归为准公共物品。它们可以在某些范围内按照受益者部分负担的原则来制定价格，由于在准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市场机制、自愿协商机制、合作机制等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导致准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失灵的问题，此时，政府有必要参与其中，有效地干预失灵问题，通过政府参与和干预，调整失灵问题，增加公共福利。
自然资源环境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因此，由于这些属性决定了公共自然资源环境、生态服务会面临诸多问题：资源或者生态服务被过度使用，加之供给相对不足，导致资源短缺，同时资源开采会带来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等问题，必须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缓解甚至解决公共资源等被过度消耗、环境恶化以及资源过度使用、空间及环境拥挤等问题，而生态补偿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能有效地保护生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可持续、生态环保、经济发展。分析公共物品的属性，通过生态补偿，界定生态补偿的受益者、保护者（主体）、受害者（客体）、不同主客体的权利、义务、责任范围，进而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及措施。
生态资本理论认为，生态系统不同于一般的系统，其原因在于生态系统提供商品的特殊性，生态系统能够提供有形的物品、无形的商品甚至提供生态服务，因此可以被认为是资源、生产要素，具有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等，因此我们认为生态产品、生态服务均为生态资本，下面以煤炭资源为例进行分析。
（1）煤炭资源效用价值论。所谓价值的本质效用，对于煤炭资源而言，其价值大小是由煤炭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煤炭资源的供给需求状况所决定的，无论是自然产生的煤炭还是经过人工后天加工的煤炭，都具有一定的稀缺性，这是因为煤炭资源的供给是一定的，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城镇化的加快等不断消耗和使用煤炭资源，加剧其稀缺性。由于其稀缺，煤炭资源具有效用价值。
（2）煤炭资源的劳动价值论。由于地球人类和自然的共同空间，人类具有加工自然资源、改变环境的能力，因此，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是被人类加工过的，不再是以往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由于煤炭资源在勘探、开发和提炼过程中凝聚了人类的劳动，因此煤炭资源的价值由勘探、开发和提炼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量决定，因此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煤炭资源具有价值。
（3）煤炭资源的综合价值论。综合价值论是结合上述两种观点，认为综合价值论是结合劳动价值论与效用论，并形成两种相关观点：在综合价值论中，煤炭资源的形成凝结了人类劳动，加上煤炭资源的稀缺性，因此，煤炭资源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和资源稀缺性理论的结合；生态效益价值首先取决于煤炭资源对人类的效用或者有用性，效用大小和煤炭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其可开发利用程度有密切关联。
在上述外部性理论中谈及人类在开发、使用资源或者是保护、发展资源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外部性，但是这种外部性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机制或者市场价格体现出来，如资源开采者或者资源开采受益者（煤炭资源开采企业）在开采资源的过程中，对当地资源区产生一定危害，但是这种负外部性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体现出来，如果想解决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生态补偿将外部性内部化，可以达到激励人们正向行为、惩罚人们负向行为，因此，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有效激励人们保护生态环境行为，有效地对负外部性行为进行遏制，达到保护环境和增值生态服务价值的目标，确定可行有效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证生态补偿机制能够实施的关键问题和因素。
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使用情况和环境保护有密切的关联。长期以来，自然资源的使用问题在我国未得到足够重视，一方面与我国施行的高投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理论，人们对自然资源缺乏足够的认知。由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理论的不够完善且产权关系模糊，使其难以在市场上进行常态化交易。人们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就能使用自然资源，且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这部分付出。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且不可逆转的损害，严重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理论将明确自然资源的各项权属，使其能够在市场中自由流转交易。
总的来看，目前的生态补偿以及生态补偿标准中依据生态服务机制、生态资本等已经形成一套基本完善的理论基础，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形成一定的理论价值。但是这些方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如生态服务价值在测算过程中会导致生态补偿标准过高等，导致生态补偿实施困难，因此在现实的政策实施中结合实际需要，确定具有可行性的生态补偿标准方法，让生态补偿更具有实际性、可操作性、实施性。
区域分工是指不同区域，因为相互关联的社会生产体系受一定利益机制的支配而在地理空间上发生的分异。区域由于资源禀赋、资源条件、交通条件、技术条件、成本等差异，加之要素和资源相对固定在地理位置上，不能随意、完全、自由流动。因此，为满足本区域生产生活发展需要，区域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在各自区域范围内选择重点产业、优势产业，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要素优势、区位优势，以实现本区域内较高的经济效益和整个区域的总体效益，进一步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资源型区域而言，如煤炭矿产资源而言，因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建立起以资源为核心的产业，有效促进了本区域的矿产资源发展和经济发展，但是由于煤炭资源的开发、使用等过程，对于本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如地下水污染和环境恶化等，必须通过生态补偿，对其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对于资源型区域的其他资源，如森林资源，由于依据本区域的资源禀赋发展相关产业，如森林和旅游产业，其发展重点和产业核心重点是主要围绕森林产业。依据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不同的产业，各区域都有明确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