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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便着手治理云南。但云南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因而实行差异化治理方针：统治相对成熟的地区，设立与内地相同的正式行政区划府、州、县，“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 [34] ，即大理、临安以北，元江、永昌以东地区，皆以流官治理，余下仍由少数民族头领管理，并不断探索新的治理模式。
军事方面。明代设置卫所，移入大量军事移民。卫所建制，大多置于洪武年间，至二十八年（1395年）底，云南卫所建制基本完成，为13卫、2军民指挥使司、6个直隶于都司的守御千户所、10个直隶于卫的守御千户所、3个王府护卫。 [35] 此外，守御千户所是明朝卫所兵制中的特殊建制。据《明史·兵志》，明代卫所以5600人为一卫，辖前、后、左、中、右5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卫领千户所，设千户长一名。“守御千户所”则是因军事防御目的需要而设立，下领百户所，是都司为了不同的防御目的和军事任务而派驻指定地区，功能各不相同。明朝初年守御千户所多设于云南内地军政要地，用以加强军卫镇戍力量和腹里地区兵力。至中后期，守御千户所大多隶属于不同军卫，兵力相对薄弱，均是为镇压控制边远地区民族反抗或边防镇戍的需要而设立。 [36] 现以滇南临安府新安守御千户所说明。
新安守御千户所建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蒙自县西南，正德十四年建，隶临安卫” [37] 。又，天启《滇志》：“在蒙自县西南，正德十四年调临安卫中所建，隶临安卫。” [38] 治所在今蒙自县东南15里，今犹称新安所地名 [39] ，即今蒙自县新安所镇。蒙自元时为阿僰蛮所居地，宪宗六年（1256年）内附，但随即叛乱，次年讨平。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县，下领舍资千户，在蒙自县之东，其地近交趾，以舍资为安南道防送军千户。 [40] 土酋割据及互相争斗时有发生。明初基本沿袭土酋分治局面。正德八年（1513年）四月，安南长官司土酋那代叛服无常，“恃其地接交阯，遂谋叛，焚劫村寨，道路不通” [41] ，云南巡抚都御史顾源、镇守太监张伦随即调兵剿平之，擒获那代伏诛。为加强该地区防守，明廷于同年六月决定“革蒙自土官，改安南长官司为新安守御千户所，调临安卫中所官军戍之” [42] ，正式设新安守御千户所。由于治所选址，至正德十二年（1517年）方才筑城，次年建成，御城北连临安府诸县，南控滇越边陲。明朝设置新安守御千户所就是要在滇南边远地区建立外藩，与蒙自县形成掎角防守之势，互相策应，以达到固内而捍外、保地方之安宁目的，与元时期军事管控只到建水县相比，明朝对临安府军事管控更向边境地区深入。
行政区划方面。明代行政区划层级较元时简化，高层政区以布政使司为行政长官，同时废路置府，下或辖州或辖县。平定云南后，将临安路改临安府，设府治于建水州。 [43] 说明已具备从军事管控到设置行政区划条件，国家治理向南推进。天启二年（1622年），临安府领建水、石屏、阿迷、宁州、新化五州，通海、河西、嶍峨、蒙自、新平五县，教化三部、王弄山、思佗甸、纳楼茶甸、亏容甸、溪处甸、左能寨、落恐甸、安南九长官司。 [44] 明廷在临安府下行政区划设置更细化，在南部与东南部地区设置数个长官司，行政管理比元代更加深入。
卫所设置必然带来大量军事移民屯垦戍边。正德十四年（1519年），云南巡抚何孟春上疏称：“戍守以屯田为要，军士以足食为先……今查新安千户所该拨田一百六十七分，其在响水河、阿三、李海、曲葱等处，附近普瓦寨者九十九分，在小窝则者一十五分，若使筑城于此，守御之军出城而耕，入城而守，为便尤甚。” [45] 一分田即为一份田，新安所军士皆有屯田。新安所建立之初，共有屯军244名，内有167份田。明后期，卫所制度废弛，天启年间所还有官军1594名，屯田2784亩。 [46] 此外，随着屯田对坝区开发，兼有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进入蒙自坝区，他们以御城为中心，开垦耕种着附近土地，同时还兼营烧窑、织布等手工业，立所以来一直承担着“窖银”税。他们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传诸后世，从而使这一地区逐渐从落后步入滇南比较富庶的行列。可以说，新安守御千户所的官兵是开发蒙自坝子的第一批生力军，也是进入这一地区最大、最早的汉族群落。 [47]
文化方面。兴教化、导风俗，以夏变夷，是明初治理云南的主导思想。明前期在云南广泛建立各类儒学，实行科举考试，传播汉文化，让各族人民接受儒学教育，逐渐脱离了原来土酋、土民、军籍的身份。自洪武初始，即在云南各地建立官学。明朝的官学——府、州、县、卫学是与云南流官体制配套的文教机构，凡流官所辖府州县一般都置官学，部分土府、州，由于卫所设置，移民较多，中央王朝也设卫学，尚未改流之区，也率先置学以兴教化。景泰六年（1455年），云南布政使陈文言：“遍立学校以施教……迄今七十有三年。是以圣化渐被，无间穷僻，椎卉化为衣冠，嗢吚变为雅颂，熙熙皞皞，亦何下于内地哉！” [48] 建水在元代已设立学舍，但明代临安府汉文化已逐渐向周边辐射。嘉靖三年（1524年）、六年（1527年），分别设立崇正书院、景贤书院。隆庆年间，蒙自县文庙设立见湖书院，万历年间，于石屏州设立龙泉、秀山、州前、五亩、张本寨五个书院。 [49] 至明后期，临安府已是“士秀而文，崇尚气节，民专稼穑。衣冠礼度，与中州埒” [50] 。
明代官学和各类教育机构在中央王朝努力下，在云南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分布地区也突破前朝设学范围，遍及所有靠内设府地区，包括部分未改流土府、州。学校种类，从元代单一的路学发展到了府、州、县、卫、设学及书院五种。学校的数量从十余所陡增到府、州、县、卫学60余所，书院56所，设学可考者165所，儒学教育机构280多所，有十余万子弟诵读其中。 [51] 明朝继承元代“文化先行”治理方略，实行军事、行政管理同时，总以儒学教育先行推进，不断向周边辐射扩散，以教化教育少数民族及汉族子弟。但是，元明时期对少数民族子弟教育仍有局限性，国家对边疆各民族的教育重点仍聚焦在土官及土司上层，其目的是培养忠顺的土官及土司， [52] 忽略了下层少数民族子弟教育，使得国家治理仅仅停留在局部及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不能下放到边疆各民族基层，这种状况直到清代才彻底改观。
明初平定云南，废广南西路宣抚司，“置广南府，以土酋侬郎金为同知” [53] 。广南府，“明为土府” [54] 。可见，明初虽置广南府，但仍为土知府，以土同知管辖，未设流官。事实上，有明一代，广南府均为侬氏所掌管。《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载：“广南府领富、安宁、罗佐3州，寻废安宁、罗佐2州。府治在今云南广南县。富州，洪武十五年十一月起隶广南府，为土州，设有沈氏土知县。治在今云南富宁县治，后南迁至皈朝。” [55] 至明末，广南府下只领富州，为土州，土官沈氏管理。崇祯年间，“土官李保叛，逐土官，土官移居州东南境，地名皈朝” [56] 。富州旧治于普厅，即今富宁县新华镇，皈朝即今富宁县归朝镇。 [57]
广南府设立后，未建完整城墙，以排栅代之，“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建排栅，周四里，南设二门” [58] ，周边为喀斯特地貌，“西北五里曰牌头山……峰峦起伏……土民筑寨其上”，“东南九十里曰者鹞山，高可二百仞，怪石嵯岈，昔为酋寨”，“东北一百五十里曰西宁山，下有崖洞，蛮多隐遁其中”， [59] 府内多为少数民族，汉族移民大多无法在该区垦种，且土司叛服无常。万历五年，侬酋叛乱，后巡抚王凝会同黔国公沐昌祚抚定之。 [60] 明朝只在该区象征性收取租税，“租税仅取十之一”，仅派临安卫指挥使一人镇戍其地，“指挥出，印封一室，入取，必有瘟瘴死亡” [61] 。虽然有夸大成分，但也反映了广南地区瘴疠重，内地流官无法驻扎。
富州位于广南府东南，有水陆可由南盘江至广西泗城、田州，历来为商贾贸易之路，是滇铜、粤盐互销运输必经之道，“田畴广沃，人民殷富，实荒徼奥区” [62] 。但正由于商业贸易发达，导致盗贼多流于其间劫夺客商，明人言：
昔两路之通也，仕宦商贾，间出广南，其人闻华言，则相视而笑，遗以食盐、槟榔、金丝烟，喜出过望，以米薪、豚酒酬焉，行旅野宿，无盗贼之虞。顷岁，滇粤往来者踵相接，有亡命窜其中导之，初以数人持刀盾伏于箐，伺行者噪而出，行者大骇奔去，委二簏于地，发之皆兼金也。其后每劫必大获，有聚数百人要于路者……行旅以广南为畏途矣。 [63]
国家无法对区域有效管控，是贼匪横行的主要原因。明后期，沈氏势力渐微，“多以土舍护印”。万历初年，“沈仁拿印逃奔泗城，委官勘处竟未归” [64] ，后有沈锐者取其印以归。广南府流官既无法常驻，只能将府印委于土司，官印常被土司随意私带，可见中央对广南府的控制松散。
明朝在总结历代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上，寓行政管理制度于兵制，在全国设立都司卫所制度，是明代的基本军事制度。由于边疆地区国家行政管控力度较弱，因此都司卫所在边疆地区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周振鹤先生即将都司卫所划归“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 [65] 。卫所起初直隶于中央大都督府，后来按地区分属于设在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后行省改为布政使司，都司与布政使司分别掌控地方之军事与民政。明以5600人为一卫，下辖前、后、左、中、右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卫所管辖军户，“其军皆世籍” [66] ，平时屯垦，战时征调。
云南都司置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其地去云南尚远，今云南既克，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统率诸军” [67] 。但云南外连交趾，内为少数民族世居，明廷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在统治稳固、成熟之地设置与内地相同的府州县，在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由其头领任职，设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州等。因此，云南日常军事防守由都司及其下属的卫所、军民府负责。 [68] 经过朱元璋的经营，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底，云南都司下辖13卫、2军民指挥使司、6直隶于都司的守御千户所、10直隶于卫的守御千户所、3王府护卫。 [69]
广南卫初设于洪武二十八年，“云南后卫于广南府，置广南卫” [70] ，但维持时间不长。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复设越州、平夷、广南三卫，而以广南瘴疠之地，命置于云南城中” [71] ，据此广南卫可能在洪武末年或建文年间被废弃。永乐元年虽议复置广南卫，但最终于九年（1411年）迁移云南府治东，即由广南府城迁至云南府城，即今昆明市东南广卫村， [72] 终明均沿此制。
永乐元年移卫至府城，标志着广南卫设置失败。明初国家想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对广南地区的管控，但并未成功，由于广南边疆势力突出及瘴疠原因，洪武年间军事移民进入后，设“指挥使二员，同知四员，佥事三员。经历司经历一员，知事一员。镇抚司镇抚一员。千户所四，正副千户九员，百户三十二员。三分马、步、旗军六百三十九名，七分屯军九百二十名。舍丁二百七十七名，军余四千六百七十名” [73] ，但最终不仅卫所被撤，甚至连国家正规军事力量都无法控制，必然成为国家治理边疆地区的空缺地带。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领兵平定云南，随即改置三长官司地。三长官司是指教化三部长官司、王弄山长官司及安南长官司，均位于临安府东南部地区，该区域与交趾接壤。
教化三部长官司，一在八寨（又名阿雅），一在枯木，一在教化山，合三部为一司，故曰三部。 [74]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狄青征侬智高，寓人龙海基做向导有功，始命领其地。元为强现三部，隶临安等处宣慰司， [75] 即教合三部。洪武十五年征云南，“（龙）者宁率部兵归款，始授长官司职” [76] ，又随明军征交趾有功，“加云南卫指挥职衔” [77] 。土司设公署，“司治在珑村大教化，众山联络，一山中峙，土官公署与民居在其巅”，且均为夷人居住，“曰马喇、曰沙人、曰猓、曰侬人、曰野蒲、曰喇记” [78] ，是今壮族与瑶族支系。
正统年间，交趾犯边，龙氏势力已渐衰弱，仍领教化三部地区。嘉靖间，龙氏宗支渐繁衍，龙敬有三子，各领一部，“以长子胜安领阿雅，次子德胜领教化，三子胜全领枯木，皆为副长官” [79] 。万历年间，又数犯边境，龙氏皆从征，为稳定西南边境、防范交趾入侵立下功劳。后人评价：“龙氏自海基以来，上下几五百年，历世二十有五，中间王师数征交趾，龙氏莫不从军；其余交兵年年入犯，随时堵御，能使不为边患，其长官皆奉法效忠。” [80]
王弄山长官司，在“（临安）府东南。元王弄山大小二部” [81] ，又天启《滇志》：“元兀良吉歹征交趾，路经阿宁，立大小二部。” [82]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改授长官司，以阿额为长官，“其后有阿乍，传至乌土白、乌志得、乌胜凤，死后，其子有乌高举”，凡六世，后便不知所终，所居地势险要，“盖夷夏要冲云”，均为夷人，有“侬人、猓猡、牳鸡、獛剌、沙人、阿成” [83] 。
安南长官司，即元舍资千户所地，后改安南道防送军千户所，“洪武十五年三月仍曰捨资千户所，寻改置长官司” [84] ，以归附土官那由授副长官司衔，但叛服无常。正德八年（1513年），蒙自土舍禄祥争袭父职，鸩杀其嫡兄禄仁，“安南长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称乱，守臣讨平之” [85] ，因此将安南长官司升蒙自县，以新安守御千户所戍之。正德十二年（1517年）筑城屯田，“御城与县城为掎角，北连临安诸位县，南控滇越边陲” [86] ，是控驭长官司主要军事力量。但由于管控不力，天启二年（1622年）又复置安南长官司，至明终。
可以得出，明代临安府南部皆以长官司管理。地理环境险恶，多瘴疠，汉夷杂居区，土著势力过于强大，无法在该地区设置行政区划，流官体系不能进入，因此元明以前该地区“皆以夷制夷，未尝建立郡县” [87] 。当交趾累犯边境，只能是“临安无南面之虞者，以诸甸为之备也” [88] ，各长官司亦不请代袭，自相冠带，日寻干戈。
“沙普之乱”是指明末清初云南一系列的土司叛乱。 [89] 崇祯四年（1631年），阿迷州土酋普名声发动叛乱，经云南巡抚王伉率兵讨伐，但遭失败。崇祯五年（1632年），普名声死，其妻万氏仍领其众，继续在滇南作乱，“此晚明一大事也” [90] 。后普名声妻万氏招安南长官司沙源之子沙定洲入赘，“兼有安南、阿迷之众，复并吞夷地，南至交冈” [91] ，势力愈加壮大。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反，黔国公沐天波檄调遣各寨土官平叛，其命宁州土知州禄永命、石屏州土目龙在田与沙定洲同参将李大贽共同进剿，但由于这些土司曾与吾必奎共同征战过，因此沙定洲不至，后李大贽进兵，吾必奎自杀，叛乱遂平， [92] 此时沙定洲又乘机发动叛乱，至顺治五年（1648年）才被大西军平定，但沙定洲残余势力并未剿平。
康熙四年（1665年），迤东土酋宁州禄昌贤，新兴王耀祖，嶍峨禄益、王扬祖，王弄王朔，蒙自李日森、李世藩、李世屏，八寨李成林，纠合纳楼普率、教化张长寿、枯木龙元庆、倘甸叶向阳、叶正君，石屏龙韬、龙飞扬，路南秦祖根，陆凉资洪，弥勒昂复祖，维摩沈应麟、沈兆麟、王承祖、王义、王先任、王先伦等谋叛，众至数万攻临安，陷蒙自、嶍峨、宁州、易门，围弥勒、通海、石屏、宜良等州县，各郡震动。 [93] 此次叛乱由据守王弄山余党王朔聚众自滇东南发动，陆续向北影响，几乎扰乱了整个云南的社会秩序。
自明崇祯四年（1631年）开始的普名声之乱，至康熙四年滇东南王朔等余党反清，其影响力长达35年，对明末清初的云南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教化三部长官司、王弄山长官司及安南长官司地是这一系列土司叛乱的策源地，战乱严重影响当地基层社会发展。由于该区界连交趾，各少数民族上层时而归顺中央王朝，时而投靠安南，是明末清初西南边疆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
[1]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57页。
[2] 《元史》卷91《百官志七》，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308—2309页。
[3] 陆韧：《元代宣慰司的边疆演化及军政管控特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4]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76页。
[5] 至元十三年又改称安南道防送军千户，盖以其地近安南故。
[6] 《元史》卷128《阿里海牙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128页。
[7]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64页。
[8] 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9] 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页。
[10]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57页。
[11]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郭声波整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12] 道光《广南府志》卷1《建置·沿革》，杨磊等点校，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13] 天启《滇志》卷2《地理志·沿革郡县名·广南府》，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14]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云南等处行中书省·金齿百夷诸部》，郭声波整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页。
[15] 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16] 《元史》卷9《世祖本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77页。
[17]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76页。
[18] 雍正《云南通志》卷24《土司》，《四库全书》史部，商务印书馆1985年影印版，第570册，第223页。
[19] 道光《云南通志》卷131《秩官志七·土司一》，道光十五年刻本。
[20] 道光《广南府志》卷1《建置·沿革》，杨磊等点校，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21]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76页。
[22] 《元史》卷10《世祖本纪七》，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00页。
[23] 《元史》卷13《世祖本纪十》，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79页。
[24] 《元史》卷167《张立道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917页。
[25]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郭声波整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
[26] 《元史》卷33《文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742页。
[27] 《元史》卷35《文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785页。
[28] 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29]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98—799页。
[30] 《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065页。
[31] 《元史》卷167《张立道》，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916—3917页。
[32] 陆韧：《唐宋至元代云南汉族的曲折发展》，《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
[33] 《元史》卷167《张立道》，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917页。
[34] 《明史》卷313《云南土司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8063页。
[35]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页。
[36]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3页。
[37] 万历《云南通志》卷7《兵食志·新安守御千户所》，1934年刻本。
[38] 天启《滇志》卷7《兵食志·新安守御千户所》，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39]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44页。
[40] 《元史》卷61《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476页。
[41] 《明武宗实录》卷99，正德八年四月乙卯。
[42] 《明武宗实录》卷101，正德八年六月丁巳。
[43]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08页。
[44]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199页。
[45] （明）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4《急救生灵疏》，《四库全书》史部，商务印书馆1985年影印版，第429册，第107页。
[46]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47] 朱端强、白云：《明代新安守御所考略——云南历代汉族移民研究之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48]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重修云南志序》，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9] 肖雄：《明代云南书院考析——以明清云南方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
[50] 天启《滇志》卷3《地理志·风俗》，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51] 陆韧：《论明代云南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形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52] 于晓燕：《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3] 《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甲戌。
[54] 傅林祥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55]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56]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82《广南府·古迹》，《四部丛刊》续编，史部。
[57] 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6页。
[58] 民国《广南县志》卷4《城池》，《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页。
[59] 天启《滇志》卷2《地理志·山川·广南府》，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60] 道光《云南通志》卷102《武备志二·戎事二》，道光十五年刻本。
[61] 《明史》卷313《云南土司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8076页。
[62] 天启《滇志》卷2《地理志·形势·广南府》，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63] 天启《滇志》卷4《旅途志·陆路·粤西路考》，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173页。
[64]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1《云贵》，《四部丛刊》三编，史部。
[65] 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66] 《明史》卷90《兵志二·卫所》，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193页。
[67] 《明太祖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正月甲午。
[68]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5页。
[69]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8页。
[70] 《明太祖实录》卷241，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壬子。
[71] 《明太宗实录》卷23，永乐元年九月丁酉。
[72] 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8页。
[73] 民国《广南县志》卷6《职官志·武备》，《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民国23年钞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74] 道光《云南志钞》卷8《土司志下·废官·开化府》，杜允中注，刘景毛点校，《云南文献》1995年第2期，第441页。
[75] 天启《滇志》卷2《地理志·沿革郡县名·临安府》，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76] 道光《云南通志》卷132《秩官志七·土司二》，道光十五年刻本。
[77] 道光《开化府志》卷2《建置·沿革》，娄自昌、李君明点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78] 《滇系》卷9《土司系》，《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光绪十三年重刊本，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367页。
[79] 道光《云南志钞》卷8《土司志下·废官·开化府》，杜允中注，刘景毛点校，《云南文献》1995年第2期，第442页。
[80] 道光《云南志钞》卷8《土司志下·废官·开化府》，杜允中注，刘景毛点校，《云南文献》1995年第2期，第443页。
[81] 《明史》卷46《地理七》，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177页。
[82] 天启《滇志》卷2《地理志·沿革郡县名·临安府》，古永继校点，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83] 《滇系》卷9《土司系》，《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光绪十三年重刊本，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367页。
[84] 《明史》卷46《地理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78页。
[85] 《明史》卷313《云南土司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71页。
[86]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87] 道光《开化府志·序》，娄自昌、李君明点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88] 《明史》卷313《云南土司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071页。
[89] 付春：《尊王黜霸：云南由乱向治的历程（1644—1735）》，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90]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1页。
[91] 雍正《云南通志》卷16《兵防·师旅考》，《四库全书》史部，商务印书馆1985年影印版，第569册，第520页。
[92] 康熙《云南通志》卷3《沿革大事考》，《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康熙三十年刻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93] 康熙《云南通志》卷3《沿革大事考》，《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康熙三十年刻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