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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于云南行省东南部边疆依内地模式设置路、宣抚司、宣慰司等制度进行政管理和军政管控，但治理模式则异于内地。行政管理方面，虽设置了路、府、州、县，与内地政区形态基本一致，但对当地少数民族则是土官辖土民的管理体制；在军事管控方面，以设置和调整宣慰司进行军政管控。
公元1253年，蒙古军跨革囊灭大理，将军政合一的万户、千户、百户制推行至云南，又以原族群和部落结构为基础，设置了 19个万户、40余个千户和若干百户。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立云南行省，下以路、府、州、县统辖之。《元史·地理志》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 [1] 行政区划与内地基本一致。但是，由于云南各少数民族叛服无常，又设宣慰司进行控制，其长官均加都元帅或管军万户职衔， [2] 负责对少数民族的军事管控和招讨。云南行省宣慰司仅具有一个片区的军政统筹管控权，而不是行政区划单位，云南行省各路、府、州、县由于行省分层级进行行政管理，而各宣慰司则偏重于军事管控。 [3] 对于滇东南部边疆地区，是以临安路和广南西路宣抚司进行行政管理。临安路，唐宋南诏大理国时期，有乌蛮、白蛮三十七部；大理国时期既是民族部落结构，也是行政区划，又是地方性民族性特征的混合政区制。滇东南边疆地区，在南诏统治时期为通海都督，大理国时置秀山郡，以阿僰部蛮居之。统一云南后，元宪宗七年（1257年）置阿僰万户府，对该地区进行管控。云南行省建立后，逐渐将万户府等改设为路。《元史·地理志四》有：“临安路，下。唐隶嶲州，天宝末没于南诏。蒙氏立都督府二，其一曰通海郡，段氏改为秀山郡，阿僰部蛮居之。元宪宗六年内附，以本部为万户。至元八年改为南路，十三年又改为临安路。领县二、千户一、州三。州领二县。宣慰司所领屯田六百。” [4] 可见，至元八年（1271年）改为南路，十三年（1276年）又改为临安路，治所沿袭南诏大理国时期南部军政管控中心，仍为通海（今云南省通海县县城秀山镇），是为云南行省东南地区的军政统治中心。临安路下为多层级管理，路领二县、一千户、三州，州领二县。临安路直辖河西、蒙自二县，舍资千户和建水州、石平州、宁州三州，其中宁州又领通海、嶍峨县。若以古今地名对照，则河西县即今通海县西城；蒙自县为今蒙自县；舍资千户驻今蒙自县东部之老寨 [5] ；建水州为今建水县；石平州为今石屏县；宁州为今华宁县，最初领三县，其西沙县驻今华宁县城西二华里处；通海县为今通海县；嶍峨县即今峨山彝族自治县。以上辖境约为今云南省通海县、嶍峨县、蒙自县、建水县、石屏县、开远市、华宁县、河口县、文山县、马关县、西畴县、麻栗坡县、砚山县等地，囊括云南滇东南边疆广大地区。
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广南西路辖区与右江上游连成一片，唐、宋时归邕州管辖，非南诏、大理国所有。宋末元初始归属云南。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特磨王侬士贵、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内附” [6] ，今云南文山州广南、富宁和广西右江上游一带划归云南行省并设治。《元史·地理志四》列有广南西路宣抚司，“广南西路宣抚司。阙” [7] ，无具体内容。已有学者考明，元代不仅设置了广南西路宣抚司，而且设置了广南西路，是元朝云南行省下设的军政统治机构。广南西路“在广西路（驻今泸西县）维摩州（驻今砚山县北部之维摩）之东，湖广田州路（驻今广西田东县西）之西”，“领富州、安宁、罗佐3州”， [8] 即广南西路，今广南县，辖境约为今广南、富宁二县之地。
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通常先以军事力量进入，对少数民族招讨的同时，伴随国家行政区划设置及内地汉文化的传播。前文述及，至顺二年（1331年）设置临元广宣慰司，然至元年间，内地汉文化先于传播至建水，且相比治所通海，更向南、向边疆地区深入。可以说，元代在临安路的治理方针是“文化先行”策略。历史时期国家实际占有、控制的地域范围都属于国家疆域。在疆域内部，国家对其实行有效、分层级的行政管理，就是行政区划。正式政区内，中央王朝及地方官对区内清丈土地，对人民登记户籍，征集赋役和税收。但在边远非汉族聚居区，统治者实行比较松散的管理，不进行经常性的户籍登记，中央王朝任命当地少数民族头人代为管理当地土民，“长官可以世袭，或者按照当地原有习惯产生，但必须得到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批准或确认；长官可以保留原来的称号，但必须承认臣属的地位；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对外的军事行动必须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准，或者接受上级政府的调遣” [9] 。因此，少数民族头人所管辖区域是中央王朝力量所不及之区，但仍是历史时期国家疆域范围的一部分。
至元十一年（1274年），云南行省领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 [10] 两年后置临安路，原以阿僰部蛮居之，辖宁州、建水、石屏三州，河西、蒙自二县，宁州领通海、嶍峨二县，又舍资千户一。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斡泥路”条下有“教合三部，领车部、牙部、空亭部”及“王弄山部，领屈中、阿马、阿月三部”。 [11] 广南西路宣抚司，《元史·地理志》缺，《胜览》亦未记载。道光《广南府志》有“世祖至元十四年，立广南西路宣抚司，领富州等五州” [12] ，后省并路城、上林、罗佐三州，唯领富州、安宁二州。明天启《滇志》所载亦同，唯仅载“元至元间”。 [13]
教合三部、王弄山部、舍资千户、广南西路宣抚司均属元朝时期滇东南地区，均为土官所辖地区。限于史料缺乏，对该区域只有大致了解。《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曰：“（教合三部及王弄山部）其俗巢居山林，使用极俭，积贝以百二十为窖，收地中，死则嘱其子曰‘我藏贝凡若干窖，汝取几处，余勿发，我来生将用之’。其愚如此。”
[14]
海贝是元明时期云南的主要货币，据考证，其作为货币在云南从9世纪中叶持续到17世纪中叶，约存在800年，是西南与沿海各国在商品交换中共同使用的货币。
[15]
元代厉行通货政策，统一全国货币，唯独云南仍以贝作为商品交易媒介，因为“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
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
[16]
。可见，通行货币在云南并不适用。又，至元十三年（1276年）舍资千户在改隶前仍为夷人居住地，“蒙自县之东，阿僰蛮所居地。昔名裒古，又曰部袅踵甸”
[17]
。又，广南西路宣抚司虽领二州，但仍以土司管辖，“元时侬郎恐为宣抚，有二子，长布哈，次正祐”
[18]
。所领富州、安宁州均为土司地，接受梁王册封，“元时沈郎先为富州、安宁二州土官，子永秀梁王署为元帅”
[19]
。大德五年（1301年），云南行政右丞忽辛对广南“以礼致之”，但因“广南酋沙奴梗化”，遂致忽辛“留数月不遣”。
[20]
元代滇东南地区均属土官管辖，由于该地区政治、经济未能与内地一体化，因此行政区划及流官体系未能进入，国家未能对其直接治理，仍以土官管理土民。
元代云南行省东南部边疆，除设临安路、广南西路宣抚司以行政管理外，还通过宣慰司对边疆进行开拓和军政管理。云南行省东南部在元代属于临安广西道元江等处宣慰使司兼管军万户进行军政管控。《元史·地理志四》也有“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 [21] 。该宣慰司的设置和军政管控情况是大概清楚的。
元朝统治深入滇南少数民族地区，“云南行省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所” [22] ，以临安路、广西路为基础“立临安广西道宣抚司” [23] ，以张立道“为临安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使，仍佩虎符”。张立道是云南行省平章事赛典赤倚重的重臣，以其出任临安广西道宣抚使，足见对东南边疆的重视，张立道“兼招讨使”“佩虎符”， [24] 具有统军征讨和行政大权，临安广西道宣抚司成为统管云南行省南部军政最高军政机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无临安广西宣抚司记载，“临安道宣慰司，建水州置司” [25] ，在今云南建水县。说明该宣抚司设置不久即改宣慰司，管控东南部边疆地区。天历三年（1330年）以“云南行省立元江等处宣慰司” [26] ，为元江叛乱招讨而设置的军政管控机构。平叛后，行省南部出现临安道和元江等处两个宣慰司并存、互不统属的局面。为加强南部军政统辖，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土官昭练为宣慰使都元帅。又置临安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孟定路、孟肙路并为军民总管府，秩从三品。者线、蒙庆甸、银沙罗等甸并为军民府，秩从四品。孟并、孟广、者样等甸并设军民长官司” [27] ，将临安道宣慰司与元江等处宣慰司合并为“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统辖临安路、广西路、元江路和“金齿白夷诸部”斡泥路（今红河、元阳县）、彻里路（今版纳等地区）及其十余部落军政，东南部边疆属于该宣慰司亲自军政统辖。
总之，行政区划方面，元代行政区划融合辽金之制，形成一套多级、复式隶属关系层级，其统辖关系为“行省—路—府—州—县”，路、府、州均可辖县，路、府可在辖县的同时兼辖领县的府、州。云南行省之下以临安路设置进入行政管理，路下不领府级政区，辖有建水、石屏、宁州及河西、蒙自二县，宁州又领通海、嶍峨县，还有舍资千户。 [28] 元代临安路路治在通海县（今通海县北），而宣慰司治在建水州（今建水县）。 [29] 据此，元朝对临安路军事力量的控制更为深入。但由于临安府所辖范围较大，不管是宣慰司治所的建水州还是路治的通海县，元代对临安路行政控制及军事管控的范围仅为府北地区，中南部广大区域仍以任命少数民族头人治理。
此外，文化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元代在云南大力推行儒学、汉文化的广泛传播。至元十二年（1275年），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政平章政事，其间看到云南“子弟不知读书”，因此“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 [30] 。张立道任云南中庆路总管期间，始“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 [31] 。此后，元代又在大理、临安、澄江、仁德、曲靖、鹤庆、威楚、武定、永昌、丽江、姚安诸路府设学舍， [32]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复创庙学于建水路” [33] ，于建水州设立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