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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概念既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又是洞察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感性问题既是一个指涉哲学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性问题，又是一个直指现实的个人的感性生活过程的现实性问题，它既是关涉马克思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又是马克思关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问题。在深入理解并阐发马克思的感性概念之前，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应当如何理解作为哲学概念的“感性”？或者说，感性概念与西方哲学传统有怎样的关联？
对感性世界的哲学探寻始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他在感性杂多的万千世界中寻找到了万物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之本原——水，提出了“万物的本原是水” [7] 的命题。这种不是靠诗意的想象或幻想和出于对诸神的崇拜或敬畏，而是用人类的思想和理性发掘出隐藏在感性杂多的现象背后的“一”之本原的做法，第一次以哲学的方式阐述了万物的本原或始基问题，标志着哲学的诞生。黑格尔指出，这种作为万物本原或始基的“一”，是“本质、真实、唯一自在自为的存在体” [8] ，是“一种对我们感官知觉的离弃” [9] 。这种强调作为感性杂多的本原的“一”的原则，意味着作为本原的“一”对于感性杂多的超越性，同时也意味着洞见本原的“一”的方式（思想和理性）对于“单纯的没有幻想的直观” [10] 的超越性。从泰勒斯的命题中可以看出，虽然思想和理性是洞见本原的“一”的根本方式，但作为本原的“一”的水的发现，还是得益于他对水的感性具体特征（如连续性、流动性、普遍性、滋养生命等）的把握。也就是说，尽管思想和理性力图从纷繁复杂的感性杂多中剥离出作为本原的“一”，力图超越变动不居的感性直接性，但思想和理性本身还是离不开感性，还是得借助于这种感性直接性。可以说，自西方哲学诞生之日起，感性世界的这种感性直接性就意味着它是思想和理性所要超越的对象，而思想和理性的本性就在于超越感性之上而通达对作为万物本原的“一”的洞见。这一特定的哲学致思路向为西方哲学此后几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巴门尼德直接把作为万物本原的“一”称为“存在”，并明确指出，对感性现象世界的认识只能获得“意见”，只有通过对“存在”的认识才能通达“真理”。他通过区分“存在”与“非存在”，建立了“存在”学说，使自泰勒斯以来对世界本原问题的追问转化为对形而上的“存在”问题的追问。以后的哲学家们把这种对“存在”问题的追问称为本体论，遂形成影响西方哲学几千年发展的重要传统——形而上学传统或本体论传统 [11] 。巴门尼德关于“意见”与“真理”的区分，以及存在是不变不动的观点构成了柏拉图哲学的重要来源。在此基础之上，柏拉图指出，真正的知识不是意见，而是“以理性为基础” [12] 超越于感性知觉之上的。宇宙万物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是“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 [13] ，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 [14] ，感性知觉不能把握其意义，只能“感知其不完善和流动的反映” [15] ，“只有思维、运用概念的思维，才能把握永恒不变的存在” [16] 。亚里士多德更是指出，最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它的任务就在于考察“‘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禀赋’” [17] （其中，“是”或“实是”意谓“本体”或“存在” [18] ）。可以说，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以来，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品格和传统——形而上学传统或理性思维传统就已经形成了。感性在这一传统中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感性世界甚至被看作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 [19] ，而超感性世界（“形而上学的世界” [20] ）却被看作是“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 [21] 。
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把这种形而上学传统或本体论传统逐渐转化为对认识主体的理性能力的思考。随着这一认识论的转向，近代哲学按照它们是以理性或是以感性经验为知识的源泉或准则被划分为唯理论哲学和经验论哲学两大派别 [22] 。在唯理论者看来，真理是“理性天然所有或理性所固有的” [23] ，真正的知识不是来自于感官知觉或经验；而在经验论者看来，根本不存在与生俱来的真理，“一切知识都发源于感官知觉或经验” [24] 。也就是说，在唯理论哲学那里，知识与真理的基础是理性，是理性所固有的观念，客体不过是理性或主体自身的观念；而在经验论哲学那里，知识与真理的基础是感性，是人的感觉和经验，客体不是内在的、先验的观念，而是外在于主体并能够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把握的具体事物。随着近代哲学的发展，这种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思维和存在二元对立的僵局在黑格尔那里才得以打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黑格尔解决近代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思维和存在二元对立问题的方式，还是理性。他提出的“绝对即主体” [25] 命题，既批判了唯理论哲学也批判了经验论哲学，使一切都统一于“绝对理性”之中，变成“绝对理性”认识和实现自身的一个环节，从而消除了近代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思维和存在的绝对对立。可以说，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我思”的主体地位，开启了以“我思”为开端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到黑格尔的“绝对即主体”确立了“绝对理性”的主体地位，使得理性形而上学这一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黑格尔曾明确指出：“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 [26] 虽然说在近代认识论哲学的视域中，感性的地位和作用曾一度被经验论者所强调，但是纵观整个以理性形而上学传统为主导的近代哲学，感性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还是隐遁不明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感性概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学概念，它自西方哲学诞生之日起，就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无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对于万事万物本原的追寻，还是形而上学对于存在的发问，抑或是近代认识论哲学对于主体自身认识能力的思考，都离不开感性。但是，在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近代哲学中，感性概念的重要地位和方法论意义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论释和澄明。
与近代哲学把理性当作研究对象不同，马克思立足于现存的感性世界，把感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对“感性”的理解上，马克思可谓费尔巴哈短暂的“同路人”。但是，在马克思意识到费尔巴哈仅仅把感性理解为感性对象、感性存在，而不是感性活动时，马克思毅然决然地与之分道扬镳，创制了自己的新哲学。
对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研究，应当从作为其哲学起点（也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部纯哲学著作）的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为题的博士论文入手。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强调了伊壁鸠鲁哲学的三个特点：其一，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知觉，是一个彻底的感觉论者；其二，伊壁鸠鲁轻视实证科学，注重追求自由和人格完善的哲学；其三，伊壁鸠鲁重视和强调偶然性。这同时也表明了马克思对于感性问题的基本态度，即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感性。这也是贯穿其一生的思想。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进行理解，感性指的是人的感性知觉，即德谟克利特所谓的“主观假象” [27] ；从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上进行理解，感性指的是感性的人的存在本身，即伊壁鸠鲁所谓的“客观现象” [28] 。对感性概念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进行理解是近代哲学的研究主题，而从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上对感性进行理解，使得马克思的感性概念超离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传统。这种主要关注人的感性存在，关注“感性的人的存在如何可能”的做法，也开创了马克思哲学的新传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从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感性的做法，并不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传统本体论哲学。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在国外，主要有所谓的“科学主义”的解读模式与“人本主义”的解读模式的理论分歧；在国内，主要有所谓的“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学术争论。而对于马克思感性概念的考察，能很好地展现马克思对于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根本态度。因为从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对感性问题的基本态度使其从根本上消解了本体论问题，同时也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本体论哲学的一种新哲学。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与德谟克利特追寻事物的原因，找寻世界的前提不同，伊壁鸠鲁则认为：这个世界的基础是“一个没有前提的东西——无” [29] 。问题是，作为一个如此重视感觉的感觉论者，伊壁鸠鲁怎么会认为世界的前提是“无”呢？世界又是怎样从“无”中产生的呢？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体现了伊壁鸠鲁感觉论的彻底性。因为伊壁鸠鲁所说的“无”，并不是与“有”相对的那个虚无，纯无，而是指无规定性、无前提性。马克思明确指出，“伊壁鸠鲁从一开始就掏空世界，因此，他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没有任何规定的东西” [30] 。哲学作为一门与其他科学不同的学科，就是要去研究那些与现象不同的本质的东西，去追寻事物现象背后的终极原因，这也正是本体论哲学的起源。对于世界的前提性问题、终极原因问题，伊壁鸠鲁给出了很好的回答。本质作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作为超越感性知觉的东西，是我们的感官所感觉不到的。对于这种超出我们感性知觉的东西，伊壁鸠鲁不是简单地直接否定其存在，而是认为这种超出我们感觉的东西，是存在的，不过它是“无”，是我们无从知道其规定性的存在，它是可能的，它存在着一切的可能性。伊壁鸠鲁哲学的灵魂就在于，它是“在实体前提的世界上寻找着一种没有前提的东西” [31] 。这种消解一切前提性存在、消解一切前提性规定的思想无疑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马克思直接消解了对世界终极本体的追问，转而关注感性的现实的人的存在，回答了感性的现实的人的存在如何可能的问题。
之所以说马克思哲学不是一种传统本体论哲学，还在于其所采取的“改变世界”的哲学范式是与后者所采取的“解释世界”的哲学范式根本不同的。这种“改变世界”的哲学范式是从一种历史生成论的视角来说明整个在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中日益变得复杂多样的感性世界和感性历史的。而这种“解释世界”的哲学范式毋宁说是一种本体预设论或本体还原论（无论是在时间上的还原还是在空间上的还原）的思维方式，它把纷繁复杂的感性现象还原为单一的、绝对的“一”，无法开显出日益复杂多样的感性世界和感性历史。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也曾指出，与德谟克利特重视实证科学、重视必然性、重视因果关系的决定论思维不同，伊壁鸠鲁则重视偶然性，反对必然性（因为必然性是一种严格的决定论思维）。在马克思看来，那种严格必然性的决定论已经预先把世界给规定好了，根本无法说明鲜活的感性生动的历史。那样一种提前被逻辑地规定好了的历史，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所批判的施蒂纳的历史观，这种被规定、被决定好的历史恰恰不是历史，因为它根本无法展现历史本身的感性多样性和日益复杂性。
对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研究，还应当厘清马克思的感性概念与唯心主义者、近代经验论者和旧唯物主义者的感性概念的差别。与唯心主义者对感性的蔑视或对感性的抽象理解不同，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是一种具体的感性，或者说感性的具体。在黑格尔看来，感性确定性是一个我们说不出来的意谓，凡是说出来的都不是感性的这一个，而是一般的这一个。可以说，黑格尔所谓的感性确定性其实不是感性，毋宁说是一种理性。在《神圣家族》（以下简称《家族》）中，马克思就专门展开过对这种“抽象感性”的批判。与近代经验论者（比如洛克关于事物的主性质与次性质的说法：事物的主性质在事物自身中，事物的次性质在知觉者之中；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等）对感性的唯我论理解、把感性理解为一种片面的感性不同，马克思所理解的感性是一种总体的感性，或者说感性的总体。与旧唯物主义者从客体的、直观的、自然的角度去理解感性不同，马克思是从主体的、活动的、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感性，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感性是一种历史的感性，或者说感性的历史。这一点马克思在《提纲》和《形态》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对马克思的感性概念进行研究，还应当把握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方法论意蕴。马克思对于感性问题的基本态度所折射出来的是一种与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根本不同的感性辩证法。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抽象方法，而马克思的感性辩证法更强调的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感性方法，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是把纷繁复杂的感性具体化归为一种抽象。实际上，这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是一种反历史的方法。因为这种简单的、单一的抽象根本无法解释生动的、日益复杂多样的感性历史。与之相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以感性具体为其旨归的。这种从抽象到具体，从抽象的、单一的“一”而进入到感性的、具体的“多”的过程是符合感性历史的，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从马克思的感性概念中所折射出来的感性辩证法，能很好地体现马克思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变革。而这一方法论上的变革，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近些年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哲学思想的研究，成为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热点，深入挖掘和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及其背后的哲学方法论支撑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以往关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研究中，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往往只是被当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而非其哲学的内容；《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也往往只存在于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之中。缺乏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及其背后的哲学方法论支撑的研究，就使得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与超越的意义变得晦暗不明，同时也割裂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为深入理解并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革命对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怎样的意义？或者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何在？对于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研究，阐发其深刻的方法论意蕴，挖掘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逻辑关联，将有助于回答以上问题，并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奠定更为坚实的哲学基础。
由上可知，对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同样不能忽视这一研究所具有的困难。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门阐明他对感性概念的定义，也没有专门开章辟节地论述感性问题，他对于感性概念的看法只是散见于他不同思想时期的论著之中。与此相关，马克思对感性概念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论战和批判的形式表述出来的。因此，在对马克思的感性概念进行考察时，我们要注意严格区分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感性概念的，它有何深层次的意蕴。此外，我们还应当考察与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直接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如马克思对于感性的理解是如何表明马克思哲学在存在问题上的重要立场的？感性作为一个认识论范畴有何重要价值？感性在方法论层面上有何重要意义？马克思所谓的“对象性”“对象化”“异化”“物化”“劳动”等概念与“感性”有怎样的内在关联？马克思在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之后便很少再论及哲学，而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感性”或者说马克思对于感性问题的考察，是如何贯穿于他一生的思想之中的？通过对感性的重新理解，清算了从前的哲学信仰、完成了哲学革命的马克思是如何将其哲学创见运用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马克思的感性概念所引发的哲学方法论变革对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何内在的支撑作用？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们对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解读，对马克思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否遵循了马克思的致思路向？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表明对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理解和把握绝非易事，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对这一概念进行研究的意义之所在。